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李建論

被告

孟慶熹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4日所114年度易字第355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2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壹、本案經本庭審理結果，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就卷內證據調查的結果為綜合判斷，以不能證明被告孟慶熹犯罪為由，諭知被告無罪，已詳敘其證據取捨的理由，且不悖論理及經驗法則，核無不當，應予維持。

貳、檢察官上訴意旨及被告的辯解：

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為如附表一負面評論時，僅公然為抽象的謾罵或嘲弄，並未引述或指摘可受公評的具體事實，所稱「無知」、「無恥」、「無賴」、「裝瘋賣傻」、「厚顏無恥」、「恬不知恥」、「寡廉鮮恥」、「無恥濫言」、「無恥下流」、「卑鄙無恥」、「可憐、可悲、又可惡、又可厭」、「引以為恥」，為不屑輕蔑之意，足以對於告訴人李天衡在社會上所保持的人格及地位，達貶損其評價的程度，屬侮辱性的言詞。再者，所謂的「臭狗屎」則有「嘲笑低劣的人或事」之意，衡諸一般社會通念，為輕蔑他人、使人難堪的謾罵性言論，具負面評價意味。又被告以「你腦袋裏摻滿了坨坨臭狗屎」的文字發表言論，既非具體指稱某一事實，僅是其主觀、情緒性的評價，並不帶有公益色彩，縱屬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評論，但以貶損告訴人方式為之，亦無阻卻違法可言。前述言語除主觀上發洩情緒以貶抑他人行為外，與其所評論的具體事實本身毫無語意關連，不見有何助於事實的描述、評論，足認是用以攻訐告訴人，而非就事論事為合理的評論，已超越他人忍受程度而逾越合理範圍，自因認被告已貶損告訴人的人格及名譽，應論處刑法第309條第1項的公然侮辱罪、第310條第2項的加重誹謗罪甚明，原審遽為被告無罪的諭知，尚嫌速斷。綜上，原審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的判決。

二、被告的辯解：告訴人長期以來就習慣以毫無根據的傳言，在同鄉會的群組中刷存在感。告訴人自視自己是刑事警察的背景，常常在群組裡面亂說話，主動在群組裡面大量貼文、公開他人的隱私，告訴人長期亂貼貼文挑釁大家，已經嚴重侵犯被告及其他鄉親，我身為總幹事為了維護大家的權益，才有如附表所示的發言。我沒有要主動挑釁告訴人，也沒有污衊他，請庭上秉公審理，駁回檢察官的上訴。

參、本庭駁回檢察官上訴的理由：

一、犯罪事實應憑證據以資認定，法院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的方法，以為裁判的基礎。而證據的取捨與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的職權；如果法院就此所為的裁量及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的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敍其何以作此判斷的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

二、誹謗罪所指摘、傳述者是具體足以損及他人名譽的事實，公然侮辱則是未指定具體事實所為抽象的謾罵、侮辱而言。如行為人針對具體事實，依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且與事實有關連的意見或評論，縱使尖酸刻薄，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除應認為不成立誹謗罪，更不在公然侮辱罪的處罰範圍：

㈠言論自由為人民的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的維護，以便人民得以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的功能得以發揮。只是，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的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的限制。我國在面對言論自由保障與有效名譽保護的基本權利衝突時，刑法分則第27章有關妨害名譽的處罰類型，只有侮辱罪與誹謗罪。刑法第310條第1項的「誹謗」，是指行為人知其所指摘或傳播轉述的具體事項，足以貶損他人名譽者，而仍將該具體事實傳播於不特定之人或多數人，使大眾知悉其內容而指摘或傳述之者而言。亦即，誹謗罪所指摘傳述者為具體足以損及他人名譽的事實，公然侮辱則是指未指定具體事實所為抽象的謾罵、侮辱而言。如「對於具體的事實有所指摘，並有與誹謗事件毫無語意關連的抽象謾罵時」，固可同時該當侮辱及誹謗的構成要件（例如公然在媒體上以毫無根據的想像，指摘某政府官員與財團掛勾，旋即對該官員以髒話三字經為抽象謾罵）；然而，如針對具體事實，依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且與事實有關連的意見或評論，縱使尖酸刻薄，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除應認為不成立誹謗罪，更不在公然侮辱罪的處罰範圍。此外，個人名譽究竟有無受到減損或貶抑，更非單依被害人主觀上的感情為斷。也就是說，即便行為人所為已傷及被害人主觀上的情感，但客觀上對於被害人的人格評價並無影響時，尚不得遽以刑法公然侮辱罪加以論處。

㈡關於誹謗罪的合憲性問題，司法院大法官迄今做過兩次審查：釋字第509號解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兩次均認定誹謗罪合憲。而關於公然侮辱罪的合憲性問題，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亦認為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所處罰的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個案的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的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的範圍；其中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文字的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前述規定成為髒話罪。這是因為當人類開始使用語言、形成社會共同生活時，即有謠言的產生，流言蜚語盛行、八卦當道一直是人類社會的共同現象；甚至有論者認為人類作為一種社會性動物，彼此合作是賴以生存與繁衍的關鍵，而講八卦（說壞話）才可以知悉誰比較可信可靠，以免遭到欺詐和占便宜。雖然如此，如果沒有對言論自由適度地限制，自會對個人的名譽、隱私等法益產生程度不一的侵害，此在網路科技發達的當代社會，其無遠弗屆的傳播力危害猶烈。公然侮辱罪是以刑罰處罰表意人所為侮辱性言論，是對於評價性言論內容的事後追懲。因侮辱性言論亦涉及一人對他人的評價，仍可能具有言論市場的溝通思辯及輿論批評功能，自不應僅因表意人使用一般認屬髒話的特定用語，或其言論對他人具有冒犯性，因此一律認定侮辱性言論僅為無價值或低價值的言論，而當然、完全失去憲法言論自由的保障。法院於適用前述規定時，自應權衡侮辱性言論對名譽權的影響及其可能兼具的言論價值，尤應權衡其刑罰目的所追求的正面效益（如名譽權之保障），是否明顯大於其限制言論自由所生的損害，以避免檢察機關或法院須就無關公益的私人爭執，扮演語言警察的角色，而過度干預人民間的自由溝通及論辯。表意人對他人的評價是否構成侮辱，除須考量表意脈絡外，亦須權衡表意人的言論自由與被害人的名譽權，即仍須考量表意的脈絡情境，例如個人的生活背景、使用語言習慣、年齡、教育程度、職業、社經地位、雙方衝突事件的情狀、表意人與被害人的關係，被害人對於負面言論的容忍程度等各項因素，亦須探究實際用語之語意和社會效應。亦即，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的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的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的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的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的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

三、被告（LINE暱稱「孟閔」）與告訴人（LINE暱稱「李，李天衡」）均為同鄉會成員，2人之前因會務事宜有所齟齬，被告遂於附表「時間」欄所示時間，接續在本案群組（成員上百人）內公開發表如附表「訊息」欄所示內容的言論，供本案群組內人員閱覽等情，已經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法院審理時供述在卷，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的內容相符，並有本案群組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稽（他卷第15、33頁），這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四、依照原審所整理被告發表如附表「訊息」欄所示內容言論的脈絡事實，可知被告與告訴人就同鄉會會務事宜有所齟齬，告訴人又一再於112年3月27日晚間11時32分、同年月30日上午7時28分、上午9時53分在本案群組指摘被告、就會務發言，其中甚至指稱被告老年癡呆症共二次，致使被告於同年月30日上午9時37及48分就會務予以回應後，終於在同日上午9時58分回以如附表編號一「訊息」欄所示的言論。再者，告訴人於112年4月17日晚間8時52分及翌（18）日凌晨0時依序在本案群組一再重提同鄉會辦公室裝潢費用的爭議，致使被告回以如附表編號二「訊息」欄所示的言論。基此，就本案的發言順序、表意脈絡來看，告訴人顯然是自願加入與被告之間的爭端，甚至對被告施以負面言語，致使被告以附表「訊息」欄所示的負面言語予以回擊，此核屬一般人常見的反應，仍應從寬容忍此等回應言論。又被告是否故意公然貶損告訴人名譽而言，被告僅短暫以附表「訊息」欄所示言語回擊告訴人，並未反覆、持續為之，尚難逕認被告是故意以此貶損告訴人的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另就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的範圍而言，被告對告訴人發表如附表「訊息」欄所示的言論，依社會共同生活的一般通念，縱使足以造成告訴人一時的不快或難堪，而冒犯其名譽感情，但此尚屬通訊軟體聯繫中常見之偶發、輕率的發言，未必會直接貶損告訴人的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的範圍。何況就負面評價言論的可能價值而言，被告所為如附表「訊息」欄所示言論，乃是因同鄉會的會務爭議而起或與會務相關，則被告就會務的公共事務議題發表涉及告訴人的負面評價，縱可能造成告訴人的精神上不悅，但既屬公共事務議題，則此等負面評價仍可能兼具促進公共思辯的輿論功能。是以，被告所發表如附表編號一及二「訊息」欄所示內容的言論，雖未具體指摘傳述者足以損及告訴人名譽的事實，但依照前述被告與告訴人在本案群組所傳送訊息的脈絡事實，顯然是針對同鄉會辦公室裝潢費用的爭議，則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參、二），縱使其用詞尖酸刻薄，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的告訴人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除應認為不成立誹謗罪，更不在公然侮辱罪的處罰範圍。

五、檢察官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檢察官上訴意旨雖指稱被告發言並非具體指稱某一事實，僅是其主觀、情緒性的評價，並不帶有公益色彩，縱屬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評論，但以貶損告訴人方式為之，亦無阻卻違法可言等語。惟查，行為人是否成立公然侮辱罪，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的個人條件、被害人的處境、表意人與被害人的關係及事件情狀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已如前述。而就本案的發言順序、表意脈絡來看，告訴人是自願加入與被告之間的爭端，甚至對被告施以負面言語，被告才以附表「訊息」欄所示負面言語予以回擊，已如前述。再者，被告年近70歲，依他的年齡及智識程度，在面對告訴人無端指控的當下，確實可能因一時情緒失控而為前述辱罵用語。又被告所為如附表「訊息」欄所示言論，或因同鄉會的會務爭議而起，或與同鄉會會務有關，則被告就會務的公共事務議題發表涉及告訴人的負面評價，縱使可能造成告訴人精神上的不悅，但既屬公共事務議題，則此等負面評價仍可能兼具促進公共思辯的輿論功能。何況依當時客觀情形觀察，亦難認被告前述發洩情緒的言語，有致使告訴人之社會人格評價有遭貶損的情形，反而在理性有教養之人看來，彰顯的是被告的教養、修為與品味不佳，情緒控管亦有待改進。被告並非無端恣意對告訴人進行謾罵，所為只是發洩情緒的言詞，無從遽以認定他主觀上有侮辱告訴人的故意，客觀上亦不致減損或貶抑告訴人的名譽，自難論以公然侮辱罪。是以，檢察官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

肆、結論：本庭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資料，並不足以證明被告主觀上確有公然侮辱、加重誹謗告訴人的主觀犯意，則依照上述說明所示，既不能證明他犯罪，自應為無罪諭知。檢察官上訴時未能再積極舉證，仍依憑原審卷內現有的證據資料，就原審的證據取捨與證據證明力判斷予以指摘，已經本庭論駁如前所述。原審同此見解而為無罪諭知，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的上訴理由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

伍、適用的法律：刑事訴訟法第368條。

本件經檢察官郭郁偵查起訴，於檢察官李建論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李允煉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附表（即起訴書之附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