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一○二年度台上字第五○九二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二年度台上字第五○九二號

上訴人

陳勇志

選任辯護人

王文聖律師

　　　　　　盧明軒律師

　　　　　　林俊儀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殺人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一○二年七月九日第二審判決（一○二年度上重訴字第一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九年度偵緝字第二五三七至二五四六、二五四八至二五五○號、一○○年度偵字第一二九九、一五二三、一五二四、一七二五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陳勇志犯如其附表二編號２共同殺人、編號３連續殺人、編號４共同殺人各罪刑之判決，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二、惟查：

㈠、刑事被告在訴訟上有依賴律師為其辯護之權，此為人民依憲法第十六條規定賦予訴訟權所衍生之基本權，功能在使被告充分行使防禦權，俾與檢察官或自訴人立於平等之地位，而受法院公平之審判。基此，我國立法政策上，採多數辯護制度，於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每一被告選任辯護人，不得逾三人。」即同一被告至多得選任三位辯護人為其辯護。而每位辯護人之辯護權，均各自獨立，可居於自身之辯護權能，從不同之面向，展現不同之辯護內容，自主、充分地為被告辯護，彼此無法取代，以彰顯多數辯護制度之目的。本件於原審，上訴人選任王文聖律師、其弟為上訴人選任呂勝賢律師為辯護人，各有委任狀附卷可憑（見原審卷第五

十三、一二三頁）。原審民國一○二年六月十四日審判期日，呂勝賢律師雖到庭為上訴人辯護，而王文聖律師於當日上午十一時四十分進行至「就被告之科刑範圍有無意見？」程序始到庭，其僅就此部分陳述意見，有當日審判筆錄可稽（見原審卷第三四四頁）。然王文聖律師當日到庭時之審判程序，既未辯論終結，參照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九條第二項：「已辯論者，得再為辯論，審判長亦得命再行辯論。」設有得再為辯論、再行辯論之規定。審判長當時本得命王文聖律師為上訴人辯護。且呂勝賢律師雖已為上訴人辯護，但無法取代或兼及王文聖律師之辯護。乃原審竟未注意刑事訴訟法第二條第一項：「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之規定，未令王文聖律師為上訴人辯護，即諭知辯論終結（見原審卷第三三一頁反面、三四四頁），致王文聖律師未能為上訴人辯護，顯不足以維護訴訟上之程序正義，影響上訴人充分行使其防禦權，不符上開多數辯護制度之旨，難謂適法。

㈡、科刑之判決書其宣示之主文，與所載之事實及理由必須互相適合，否則即屬理由矛盾，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如原判決附表二編號３所示犯罪事實壹、三之「路易十三KTV」 槍擊黃宏茂等人行為，而維持第一審諭知連續殺人，處死刑，及編號４所示犯罪事實壹、四之「普羅酒店」槍殺陳詠吟行為，而維持第一審諭知共同殺人，處無期徒刑各判決（見原判決第五十九頁）。然理由內卻記載：

⑴在「普羅酒店」殺人案中，上訴人與被害人黃宏茂、陳鴻謨、許隆喬、周忠永素無怨隙（見原判決第四十五頁）；⑵在「路易十三KTV」殺人案中，…就「路易十三KTV」殺人部分，第一審量處無期徒刑，…就「普羅酒店」殺人案部分，第一審依公訴人之具體求刑量處死刑（見原判決第四十五、四十六頁）；⑶另對被害人陳詠吟家屬（「路易十三KTV 」殺人案）及被害人許隆喬、周忠永（「普羅酒店」殺人案中遭殺人未遂之傷者）部分（見原判決第四十六頁）；⑷上訴人持槍、開槍致他人死亡，除「普羅酒店」案件二條人命外，前後各另犯一件殺人案（「金錢豹夜總會」殺人案、「路易十三KTV 」殺人案），益徵其潛在對社會治安人身安全之危險性極高（見原判決第四十八頁）；⑸本院再三斟酌，認「普羅酒店」殺人一案，上訴人已泯滅天良，罪孽深重，無從寬恕，顯已非死刑以外之其他教育矯正刑所得導正教化（見原判決第四十八頁）；⑹本院再斟酌以上各情，認「普羅酒店」殺人案部分，第一審量處死刑，併依法宣告褫奪公權終身，另「路易十三KTV 」殺人案部分，第一審量處無期徒刑，併予依法宣告褫奪公權終身，均無不當等情（見原判決第四十八頁）。多處將「路易十三KTV 」殺人案與「普羅酒店」殺人案錯置論述，致主文、事實與理由不相適合，自屬理由矛盾，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

三、以上或係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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