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郭景瀚（原名郭秋龍）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3948號、第23479號、第36402號、第38208號、第4438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於附表所示之時間，與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均不詳之人(下稱甲男，無證據證明為少年)，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由其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下稱本案貨車)懸掛車牌號碼0000-00號之車牌（其涉犯竊取車牌號碼0000-00號車牌部分，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共同前往附表所示之地點，分別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品，分別得手後，旋即離去。因認其就附表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㈥部分，下同)，共同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附表編號2至4部分屬接續犯)。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如檢察官所舉證據無法使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法院即應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諭知被告無罪（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101年度台上字第296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就附表部分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附表各該編號之告訴人於警詢時之指訴、蘇金龍於警詢時之陳述、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各該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被告所用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於111年12月14日之雙向通聯暨上網歷程紀錄(下稱被告手機通聯記錄)，為其主要論據。

四、本院之判斷：

㈠訊據被告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就附表部分，我現在真的忘記。

㈡附表各該編號所示之物品有於附表各該編號所示之時地遭竊；車牌號碼0000-00號之車牌有遭他人拆下並掛上本案貨車，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前後，行經附表所示之地點附近，嗣車牌號碼0000-00號之車牌又經懸掛回原車之情節，為附表各該編號之告訴人於警詢時所指訴、蘇金龍於警詢時所陳述在卷，並有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各該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上開不起訴處分書附卷可考，首堪認定。

㈢卷內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各該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雖有拍到某人及甲男一起行竊之部分過程，但監視器畫面模糊，只能看到該人有戴帽、戴口罩、身著黑色外衣外褲，甲男也有戴帽、戴口罩、身著淺色雨衣，但都沒拍到該人、甲男之臉部正面，無從辨識是誰，遑論認定是被告；關於拆下車牌號碼0000-00號之車牌並掛上本案貨車過程之監視器畫面，更是極為模糊，明顯無法辨識誰是行為人。上開翻拍照片經本院當庭提示，檢察官、被告仍無法具體指出行竊者是誰。此外，被告手機通聯記錄雖顯示被告上開手機號碼有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出現在附表所示之地點附近，但當時究竟是誰持用該手機、本案貨車於當時是否確為被告所駕駛、該手機之通聯與本案有何關係，卷內均無進一步事證可佐，則在此些疑問釐清前，尚不得僅憑此點及本案貨車有於附表所示之時地附近出現之事實，遽認被告就是當時與甲男一起行竊之人。

㈣就人證而言，附表部分之行竊者究竟是誰，卷內無人(含各該告訴人、蘇金龍、卷內各同案被告)具體指認是被告，據此應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而被告於111年12月16日警詢時、112年10月31日偵訊時係供稱：本案貨車是我老婆馬沛渝所有，我或我工程行的工人平時都會使用本案貨車。在111年12月14日凌晨，我應該在家睡覺，馬沛渝可以證明。我不知道當天本案貨車是誰使用。該手機是公務機，是放在本案貨車上等詞，此與上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相符，並與馬沛渝於112年7月11日、112年11月14日偵訊時所稱：我是被告的太太，本案貨車是掛我名下。本案貨車通常是被告跟他的工人在使用，被告也可能借給工人單獨使用。本案貨車是手排車，我不會開手排車，我看不出來上開翻拍照片中的是何人等語大致相合，又與本院審理是類案件所知工程行之一般作業模式無違，尚值採信，故附表部分之行竊者不是被告的可能性確實存在，況被告於偵查中、本院均否認行竊者是被告。從而，就附表部分，既存有上開疑問，又有利於被告之事證存在，基於罪疑利歸被告原則，自不能認定行竊者係被告。

五、綜上，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及卷存事證，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為上開犯行之有罪確信，自均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袁維琪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