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楊嘉玟

選任辯護人

侯慶辰律師

　　　　　　莊景智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08 年度偵字第16105 號），因本院士林簡易庭受理後（109 年度士簡字第67號）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簽移本院改依通常程序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楊嘉玟與告訴人吳嘉明素不相識，緣民國108 年9 月24日晚上7 時02分許，被告及其配偶何瑞元共乘之車牌號碼0000-00 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停放在臺北市○○區○○街00○0 號前，欲卸下車內裝載之物品，告訴人係任職於鄰近社區保全人員，遂上前提醒該處為禁止臨停之紅線區域，同時持手機朝系爭車輛違規處拍照蒐證，被告見狀心生不滿，竟基於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犯意，強行自告訴人手中奪取該手機並喝令告訴人刪除蒐證照片。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4 條強制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亦有明文規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楊嘉玟涉犯強制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時之供述、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時之指述、案發現場監視錄影翻拍照片3 張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拿取告訴人之手機，惟堅詞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辯稱：當下是因為告訴人拿手機要拍照，我覺得被侵犯了才將他手機取過來，並請他刪掉，後來也立刻把手機還給告訴人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被告只是為了阻止告訴人拍攝，才會下意識地拿取告訴人手機，告訴人的手機遭拿取後就轉身離去，並沒有要求要歸還，是被告主動追上去歸還，這中間過程僅約30秒。又被告將手機還給告訴人後，雙方仍持續在系爭車輛前爭執，顯然被告並沒有影響到告訴人拍照的權利，是被告行為縱有不當，亦無非難性及違法性，不構成強制罪等語。經查：

（一）被告及其配偶何瑞元於108 年9 月24日晚上7 時02分許，將其等所共乘之系爭車輛停放在臺北市○○區○○街00○0 號前，欲卸下車內裝載之物品，告訴人則係任職於鄰近社區保全人員，遂上前提醒該處為禁止臨停之紅線區域，同時持手機朝系爭車輛違規處拍照蒐證，被告見狀即取走告訴人手中之手機，並要求告訴人刪除照片，告訴人隨後離開現場，被告見狀即追上去並歸還手機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及證人何瑞元於警詢時均證述甚詳（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8 年度偵字第00000 號卷【下稱偵卷】第18至19、40頁；本院109 年度易字第816 號卷【下稱本院卷】第46至49頁），並有案發現場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3 張暨光碟1 片（見偵卷第25、29頁，光碟置於偵卷光碟片存放袋內）、Google地圖列印資料及本院勘驗筆錄各1 份、勘驗擷圖6 張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17、43至44、61至6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至23、26頁），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二）按刑法第304 條強制罪保護之法益為意思形成自由、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性質上係屬開放性構成要件，範圍相當廣闊，欠缺表徵違法性之功能。故在強制罪之犯罪判斷，除須審查行為人是否具備強暴、脅迫等手段，與對象是否被迫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外，尚須審查行為是否具有實質違法性，將不具違法性之構成要件該當行為，排除於強制罪處罰範疇之外。而強制行為之違法性乃決定於強制手段與強制目的之關係上，亦即以目的與手段關係作為判定是否具有違法性之標準，若就強暴脅迫之手段與強制目的兩者彼此之關係上，可評價為法律上可非難者，亦即以強制手段而達成目的之整體事實，係社會倫理之價值判斷上可責難者，則該強制行為即具有違法性。而對於「手段、目的、關聯」之可非難性判定，有下述幾個原則：

⑴欠缺關聯原則：如果行為人所用之手段，與其所要致力之目的，欠缺內在的關聯，則具有可非難性。反之，如果手段與目的間具有內在關聯，即無可非難性。⑵利益衡量原則：若行為人係強制他人不為法所禁止之行為，或強制他人不為重大違反風俗行為，基於利益衡量原則，係屬不具非難性。⑶輕微原則：行為人所為之強制如果只是輕微的影響，且此種強制行為，不具備有可非難性。⑷違法性原則：若行為人係強制他人為可罰之犯罪行為，則強制行為具可非難性。⑸國家強制手段優位原則：行為人以強暴手段自行實現債權，即使目的正當，仍具有可非難性。⑹自主原則：行為人以自己得以處分之利益作為脅迫手段，並不具有可非難性。從而，對強制罪違法性之判斷，應就強暴、脅迫之手段與強制目的兩者彼此之關係是否具有上述關聯性為判斷。是以，行為人所為之強制行為如果只是造成輕微之影響，則此種強制行為仍不具應以國家刑罰權加以制裁之可非難性，即不得逕以強制罪相繩，以避免造成一般人民在生活應對動輒得咎之情形。經查：

1.經本院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勘驗結果為：於監視器畫面時間（下同）19：02：27至19：07：37期間，可見告訴人從畫面右方出現，並朝系爭車輛前進，於19：02：52時，告訴人站在系爭車輛右邊，並彎腰朝車內交談，於19：03：07時，系爭車輛後座門打開，被告從後座下來，於此同時，告訴人則走到系爭車輛前方，手持手機欲朝系爭車輛方向拍照，於19：03：11時，被告往告訴人方向走，於19：03：13時，被告伸手搶下告訴人手中的手機，隨即並與告訴人發生爭執，於19：03：18時，何瑞元亦從系爭車輛駕駛座下車，並走至告訴人面前，三人則站在系爭車輛前面繼續爭執，於19：03：31時，被告及告訴人先後往畫面下方前進，何瑞元則去打開系爭車輛副駕駛車門，於19：03：36時，被告停下腳步，告訴人則繼續往畫面下方前進，於19：03：38時，告訴人回頭朝被告講話並放慢腳步，隨即被告朝告訴人方向前進，告訴人亦走回頭，於19：03：43時，告訴人與被告面對面站立，被告將手機交還給告訴人，何瑞元則往被告、告訴人方向走去，三人又站在一起交談，於19：04：01時，被告往畫面左邊走幾步，於19：04：02時，告訴人則往系爭車輛前進，被告及何瑞元則跟在後面，於19：04：10時，告訴人手持手機站在系爭車輛後方，又欲拍攝系爭車輛，被告、何瑞元則擋在告訴人前，再次與告訴人發生爭執，告訴人則持手機拍攝，後三人繼續爭執，於19：05：28時，告訴人走到系爭車輛前繼續與被告及何瑞元爭執，而被告則打開系爭車輛後座車門後上車，於19：05：44時，被告下車走靠近告訴人後，再與告訴人爭執，於19：06：16時，被告及何瑞元先後上車，告訴人持續站在系爭車輛前，至19：06：55時，系爭車輛緩緩倒車，並於19：07：37時駛離現場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1 份及勘驗擷圖5 張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44、61至63頁）。綜觀本案發生過程，被告雖稱覺得遭告訴人侵害隱私而為阻止告訴人拍攝，方於19：03：13時取走告訴人手中之手機，然被告與告訴人爭執後，告訴人雖有離開現場往畫面下方前進之舉動，惟被告於19：03：38時即朝告訴人方向前進，告訴人亦走回頭，且被告於19：03：43時即將手機交還予告訴人，顯見被告取走告訴人手機之行為持續時間僅約30秒，對於告訴人使用手機造成之影響應屬輕微，強制效果亦屬短暫，難認被告上開所為已具社會倫理的可非難性。再者，告訴人取回手機後，即又持手機進行拍照取證並打電話報警，而被告後續未再有拿取告訴人手機之舉措等節，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見本院卷第50至51頁），並有上開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4頁），是以，被告上揭短暫取走告訴人手機之行為，客觀上自難認已達足以妨礙告訴人意思決定或身體活動自由，而發生強制作用之程度。

2.綜合上情，本案僅得認定被告確有取走告訴人手機之行為，此舉雖致使告訴人心生不安或不悅，然被告上開所施用之手段，依卷內現存事證，無從認定係長時間、持續地對告訴人施以強制作為，且妨害之時間甚為短暫，對於告訴人意思或行動自由權利之行使僅造成輕微之影響，尚未逾越社會倫理可容許之範疇，被告上開所為之手段應評價為欠缺顯著結果之強制作用，所造成之影響不具有實質意義之社會損害性，而不具應以國家刑罰權加以制裁之可非難性，自不得逕以強制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被告縱使有為了要阻擋告訴人拍攝，而有取走告訴人手機之情，然被告所使用之手段僅輕微且短暫影響告訴人之權利，依前揭「手段、目的、關聯」及社會倫理價值之可非難性為判定，猶不足構成實質之違法性，自不得對被告課以刑法之強制罪。是本案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照首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士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謝幸容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