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九十二年度上易字第二六九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上易字第二六九號　　　Ｇ

上訴人

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丙 ○ ○

右　二　人

選任辯護人　鄭　和　傑　律師

右上訴人因被告誹謗案件，不服臺灣台南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度易字第六一八號中華民

國九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年度

偵字第一０九七九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乙○○與告訴人甲○○三人間原即因「台南佛教居士林神明會」管領會內基金問題而互有嫌隙，丙○○、乙○○明知乙○○曾於民國八十八年間以「台南佛教居士林」之名義向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以下簡稱南檢）對甲○○、王錦坤二人提起背信告訴，而經南檢於九十年三月十九日以八十八年偵字第一三二二一號為不起訴處分。而乙○○亦曾以「台南佛教居士林」之名義向台灣台南地方法院訴請確認甲○○為管理人之「台南佛教居士林七佛講堂」組織不成立遭敗訴。而丙○○、乙○○二人竟共同基於意圖散布於眾之故意，九十年四月間，共同以「台南佛教居士林第二屆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乙○○」之名義，杜撰內容載有：「上屆主委甲○○女士．．．在遷建工程中，以高報價從中取利賺回數百萬元」等文字之文章，以問卷調查之方式，將上開文章分別散布於「台南佛教居士林神明會」之信徒，足以毀損甲○○之名譽，經甲○○提出告訴，因認被告丙○○、乙○○二人所為，共犯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二項、第一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等情。

二、訊據被告丙○○、乙○○兩人承認以「問卷」調查方式寄了一百餘封內容載有：「上屆主委甲○○女士、、、就改變方針企圖在遷建工程中，以高報價從中取利賺回數百萬元」等文字之文章等事實，惟均矢口否認有誹謗之不法意圖，兩人辯稱：「彼等握有確實之證據，所以才以問卷之方式寄發給信眾，關於甲○○在遷建工程中，以高報價從中取利賺回數百萬元一事，甲○○先提出之計畫書係以每坪造價新台幣（下同）五萬五千元，後又提出聲明每坪造價四萬二千五百元，但彼等請案外人劉文誌估價每坪只需三萬二千元，顯見甲○○高報造價，彼等並曾於前案偵查中提供檢察官調查，惟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云云。而檢察官認被告二人有誹謗犯行，主要以告訴人甲○○之指訴，及卷附之系爭問卷一份，為其主要依據，並以下列之論斷，認被告二人觸犯誹謗罪嫌：

（一）本件被告丙○○、乙○○二人對於問卷調查上之文字內容均為彼等共同書寫一情坦承不諱，而觀諸該等問卷之「文字內容」亦均屬被告具體指摘「被害人甲○○涉有以高報價從中取利賺回數百萬元背信等具體事項」，是依被告二人所書寫之內容觀之，已足以毀損被害人名譽。

（二）被告所辯稱其所握有確實之證據，方以問卷之方式寄發於信眾，並提出案外人劉文誌之估價單云云，然查本件被告丙○○、乙○○二人前即曾以被害人甲○○涉有以高報價從中取利賺回數百萬元等事由訴請本署偵辦，而經本署於九十年三月十九日以八十八年偵字第一三二二一號「為不起訴處分」。此有不起訴處分書一份附卷可參，顯見被告二人所稱被害人之背信事由經司法機關調查後，「並非屬實」，被告二人對此亦知之甚稔，卻仍基於「誹謗之故意」以問卷之方式寄發於信眾，是被告二人主觀上「有散布於眾之故意」，且客觀上已足「使不特定之多數人知悉」上開傳真文章之具體內容。

（三）被告雖辯稱是以案外人劉文誌所為之估價單認被害人所為之估價太高云云，然按一般營建業者對於工程建造之估價，係僅先就大概之工程造價為估計，至於實際之建造成本，仍應以內部實際之建造方式、建材質料、裝潢等實際支出為主，故每家建築業者之估價自有不同，本件被告二人所提出之僅係建築業者對於工程之概括估價，而被告二人即據此認被害人有以高報價從中取利賺回數百萬元之情形，「並無法證明被告二人所為之事實為真」，且上開情形，亦經本署檢察官於前案偵查終結，且被告亦無法提出被害人【真有賺取數百萬元之具體實證】，是被告二人此部分所言，不足採信，被告二人之犯嫌可以認定。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最高法院廿九年上字第三一０五號判例闡明：「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另最高法院五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三００號判例亦說明：「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甚詳。

四、次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至於刑法同條第三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就此而言，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旨趣並無牴觸，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於民國八十九七月七日著有釋字第五０九號解釋可參。

五、【言論自由】是一種「表達的自由」，而不是「所表達內容的自由」，表達本身應該予以最大的保障，任何見聞及想法都「能」表達出來，不受到恣意的干涉而湮滅，不會只在心裡打轉，不敢說出來，「不同的說法」是社會進步的前提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所以表達的內容，仍受現時法律之規範，表達人應自行負法律上之責任，因此「言論自由」此一概念，首重其「陳述內容」是否與「事實」相符合，及「評論意見」是否是「適當」，若內容不實或意見不當，侵害他人之法益，亦非正義所在。但是因其言論內容而判斷其言論表達之正當性，勢必使表達受到限制，若不放寬內容之容許範圍，無法達成提高表達言論之之自由程度，將扼殺許多不同之言論。言論之「內容」主要分成「事實之描述」及「意見之評論」，兩者之性質不同，一為客觀之存在，不容個人任意歪曲捏造，一為主觀之意志，本隨各人之價值觀而不同。「事實」之概念究係為何？所指又為何？其理論上定義及本質並非法律本身所能詮釋窮盡，但是在基本人權之言論自由及刑法之誹謗罪中，必須為「事實」概念找出一條實際可行之途（操作性定義），否則無法達成法律制度維持現有秩序及圖將來進步發展的任務。大法官為此提出一個可用的【事實】定義，即以【行為人】依【其所提證據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是【行為人之真實】，這是一種從行為人的觀點所看到「真實」，與真正的真實極可能有偏插，甚至偏差甚遠。但是為了使事實能浮現為人所知，不因有人掩藏極佳而被淹沒不彰，恐怕只有犧牲一些人的權益，以保障更大的發現事實的法益。再來就要找出呈現事實呈現的合理界線，依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但書規定，「事實」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縱使是真相，也不能加以表達傳述，換言之，與公共利益相關之事實，才可以表達傳述，亦即純私人的事務，與言論自由無關，社會不必知道，當然就不能表達談論。而所謂公共利益者，指人與事，一定身分地位的人，及一定的公共事務，均屬之，其所能談及的範圍隨公共利的相關程度而擴大，言論自由的自由度也隨之而增加。至於個人對事實之【評論意見】，本隨各人之價值觀而有不同看法，沒有一定之判斷標準，若有一定要遵循之標準，不能自由判斷，就不能稱為意見，所以「意見」本身無法像「事實」一樣，有一個比較可觀可遵循的判斷標準，「意見」既是「評論」事實，首重【善意】，離開善意，即非評論，善意者，遵循【就事論事】原則，以所認為之事實為依據，加以論證是非，雖然可以是正面評價，也可以是負面的評價，依各人的自由意志選擇，做道德上的非難或讚揚，但不是隨意依個人喜好，任意離開事實，混入個人感情，表示純主觀的厭惡喜好，是「評論」一定有其個人立場，之所以評論表示出自己的是非立場，是要得到他人或社會之支持認同，不是要得到他人肯任的「意見」，已經脫離「評論」之本質。依刑法第三百十一條第三款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罰，即是發表意見的合法範圍，所謂可受公評的事，實與上開公共利益之事相對等，是純私人之道德事項，也不可任意評論，而「適當」評論之範圍，與其所評論之事的公共利益性質成正比，越關係公共利益，適當的範圍也越大，並與國民的認知也有關係，民主程度較高的國家，民主觀念已溶入其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人民評論公僕的所作所為，本是當然之裡，其「適當」的範圍，隨所評論的人的權位越高，越大幅提高，以增加國家社會公共事務的【透明性】，人民面對不可知的黑箱，無法抗拒的機會相對減低，不必事事委曲求全，可以依據自己的信念過自己的生活，當然生活的滿意度較高，相對上比較快樂，可以說是「實現自我」、「追求真理」的具體指標。但是【自由】的增加，建基於自己的【思考與判斷】，判斷雖自由，不再有外在的保護或干涉，卻是自己對判斷須【自行負責】之意，「自由」使得「判斷」事實時，能就事論事，避免判斷的後果，不當影響判斷本身，增加判斷的效率及正確性基礎，但是「採行」判斷與否，卻是要考慮實行之後果，兩者係不同層面。又批評意見的「適當性」，與發表事實的「真實性」相關，必須與事實結合，意見是對事實之評論，無事實不能憑空批評，但是批評又非受限於其基礎之事實，其批評須有相當之論證，不能只說結論，沒有過程，流於謾罵，還是要回到【就事論事】的層面，以引起他人之贊同為要。就合理評論原則，在判斷某種評論是否「合理」、「適當」，並不是在審查評論或意見之表達是否選擇了適當之字眼或形容詞，而是在審查其評論所根據之事實或所評論之事實是否已經為大眾所知曉，或是否在評論之同時一併公開的陳述，其目的係在於讓社會大眾去判斷表達意見的人對於某項事務之評論或意見【是否持平】，表達意見人是否【能受到社會大眾之信賴】，以及其意見或評論是否【會被社會接受】，社會自有其評價及選擇之存在。基本人權之言論自由與刑法之誹謗罪，為達成其法律目的，不得不採用相對性的判斷標準，在實務上依個案之分析及歸納，以「類型化模型」建立比較清楚的判斷標準，不失為增加言論自由界線的明確客觀性的有效方法，而在我國現在的狀況下，法律上放寬言論自由的範圍，是符合社會進步的務實做法（詳如附件）。

六、經查：

（一）本件被告丙○○、乙○○與告訴人甲○○之間互有嫌隙，由來已久，且係起因於管領「台南佛教居士林神明會」會內基金之問題。被告二人之「台南佛教居士林」，與告訴人之「台南佛教居士林七佛講堂」，何者始為正統？何者始得合法擁有相關之財產？其間因而所產生之訴訟事件，於民事訴訟有：確認組織不成立之訴（八十九南簡四０七號），請求移交財物之訴（八十九重訴一二二號）；於刑事訴訟則有背信案（乙○○告發甲○○，八十八偵一三二二一號），及本件之誹謗案。不論係「台南佛教居士林神明會」，或「台南佛教居士林七佛講堂」，或「台南佛教居士林」，均有相當數量之信眾居士，所從事者也是宗教相關事務，此為被告等及告訴人所確認，是彼等之團體在社會上對一些人已經有相當之影響力，與一般純私人利益的團體不同，可謂均係公眾性之社會團体或組織，其發生之事實，已非單純的私德事項，而與公共利益相關；其間所衍生之何者始為正統、確認組織不成立、請求移交財物，及與本案有關之遷建新道場工程等之爭執，雖是關於該團體之利益，但也事關具有宗教性質團體的事務，其動靜都可能影響一般人對該團體甚至宗教界之印象，已是可接受公評之事。依上開說明，本件關於宗教性質團體之公共事務，其事實及關於該事實之評斷意見，在法律許可限度內，自屬言論由由事項。

（二）引發本件誹謗案之「新建三層樓房道場遷建工程」，原先於八十七年五月十六日，由「台南佛教居士林」（告訴人為主任委員）第一屆第六次「信徒大會」正式決議：「推舉王錦坤（即告訴人之夫）、甲○○、丙○○等七人成立【籌建委員會】（見發查卷第十五之一頁背面），嗣於同年七月十四日，再由台南佛教居士林舉行八十七年度第一次「監查常務委員會會」決議：「籌建委員會更名為【籌建小組】，並遴選【王錦坤】（即告訴人之夫）當組長，建築方面【全權委任處理】」等情（發查卷第十四頁），此雖是委員會之決議，但其內容與原先信徒大會之決議內容顯然不同，由七人之委員會制改成小組之組長制，並全權委任告訴人之夫王錦坤處理，事權如此集中，當然易令人起疑，而本件興建工程並未經公開招標程序，本為告訴人所承認（發查卷第九八頁），王錦坤並早於八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就提出「計劃書」，估計每坪建築價款新台幣（下同）五萬五千元，三層總金額為一仟二百七十萬元，也有計劃書一紙在卷可稽（發查卷第五八頁），但是台南佛教居士林於八十七年七月十四日召開上開第一次監察常務委員會時（委任王錦坤為籌建組長），竟未提及該計劃書，有會議記錄報告表在卷可稽（發查卷第八一頁及第一一二頁），事關一千餘萬元之工程款，如此重要事項，未形諸正式會議記錄，也不是正常情形。嗣後告訴人及其夫王錦坤於八十八年八月間所提出之「聲明書」又說明：新建工程每坪平均造價，至今尚未完成，無法明確答案，正式許可及增建部分，合計約三０五坪，大約【每坪四萬二千五百元】等情（發查卷第六二頁），確實又比告訴人前所提之「計劃書」所估之每坪五萬五千元低，一坪低約一萬二千五百元（約低兩成二），三個約內其估價每坪約低兩成二，顯示其估價不確實，足以令人產生不信任感。告訴人於八十八年七月十九日之台南佛教居士林神明會八十八年度第四次臨時委員會中提出帳冊等報告（發查卷一一八頁），依所提出之現金簿之記載，自八十七年六月起至八十八年七月止，共計八次「建築部分款」支出項目，除第一次為九十萬元，第六次為九十五萬元外，其餘六次均為一百萬元（見發查卷第一二０頁至第一二八頁），建築部分款支出，多次金額相同固定，形式上過於巧合，未予詳細說明前，也極易啟人疑竇。

（三）又告訴人甲○○前於八十七年五月十六日之信徒大會中確有【欲收回三百四十萬元之聲明】，但未獲得信徒大會同意等情，已經證人許瑞培、蔡王銀盞於原審法院審理中供證在卷（原審卷第三一頁、第三二頁），而當天會議記錄第十項也有記載決議：「依台南市○○段土地面積計算出售，所得款項用以建設新道場，買地、應軟體建設後，【如有結餘】，就成立【台南佛教居士林基金會創辦人王錦坤】的名義提出申請」等情（發查卷第一三三頁），顯然告訴人及王錦坤當時有意以此次出售土地之價款餘額，成立創辦人為王錦坤之基金會，與上開兩位證人所證述之情節，前後符合，則被告所供稱：當時告訴人想回收三百四十萬元未經通過，才如此決議等情，在情理上已具有相當合理之可疑程度，對被告而言，已達到可以相信程度，並非憑空猜測。又比較告訴人八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自行提出之計劃書（每坪五萬五千元），及興建前（八十七年七月二日）被告自行找劉宏志估價，所得之每坪三萬二千元估價（見發查卷頁六十三及原審卷第一一０頁證人劉宏志證詞），可知二者確係存有差距，一較貴，一較便宜，差價每坪達二萬三千元之多，當然事關公共利益。雖然被告自己請人估價，並無堅強的證明力，也不能遽信，但是就被告而言，已經盡其提供證據資料之義務，可為其陳述「事實」之根據。綜上所述，以被告所提出之上開證據資料，已經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於問卷中所提出之「上屆主委甲○○女士即要求收回三百四十萬元，但遭大會否決」等情為「事實」。

（四）本件是被告二人以問卷方式對內向信徒發出之事實，有該問卷一紙及信函二紙在卷可稽（發查卷第十七至十九頁），其對團體成員傳述之方式，與該團體之組織及性質符合，形式上並無向外傳布之意，姑不論其問卷之內容為何，客觀上不能認為有顯然的惡意。

（五）被告在其所發之問卷中，對【告訴人要求收回三百四十萬元，遭大會否決】之【事實】，發表評論意見，認為：告訴人【仍不死心，就改變方針企圖在遷建工程中，以高報價從中取利賺回數百萬元】等語，就合理評論原則，在判斷某種評論是否「合理」、「適當」，並不是在審查評論或意見之表達是否選擇了適當之字眼或形容詞，而是在審查其評論所根據之事實或所評論之事實是否已經為大眾所知曉，或是否在評論之同時一併公開的陳述，其目的係在於讓社會大眾去判斷表達意見的人對於某項事務之評論或意見【是否持平】，表達意見人是否【能受到社會大眾之信賴】，以及其意見或評論是否【會被社會接受】，社會自有其評價及選擇之存在。被告二人對告訴人上開行為之評論意見，用詞雖不妥當，例如：仍不死心、從中取利方式、賺回等語，但是被告以其所提出之證據資料，並先敘述其認為的告訴人之「事實」，推論告訴人內心有此【企圖】，並加以負面之道德上評論，從整個過程觀察，從被告問卷中問信徒：是否「不贊成同黃前主委的做法」等語，顯然希望得到信徒的贊同，尚屬適當之評論。本件被告在九十年四月間，作成本問卷並寄出，已經被告承認在卷（發查卷第四三頁），而信徒有在九十年四月十一日收到該問卷，也有信封兩紙可稽（發查卷第四四頁），雖然被告之前對告訴人所提出之背信案，已經檢察官於九十年三月十九日為不起訴處分，有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三二二一號不起訴處分書附卷可稽，被告乙○○於九十年四月三日收到該不起訴處分書也有其送達證書影本在卷可稽（發查卷第一三八頁），惟不起訴處分書是以被告乙○○未能提出積極證據，證明告訴人虛報造價圖得不法利益，而為不起訴處分，且被告與告訴人間就台灣台南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重訴字第一二二號情求移交財產之民事訴訟，一直到九十一年八月六日始為第一審判決，有該民事判決書在卷可稽，被告於問卷中也明白表示：該會接獲區公所通知，須於一個月內提訴，乃向地檢署及地方法院提出刑事一項、民事兩項訴訟，至今尚在審理中等情，顯示被告主觀上以訴訟為解決爭端之途徑，也可知本問卷中陳述被告所知的事實，並加評論，意在得到信徒之贊同，被告之問卷中說明：告訴人【企圖】以高報價，從中取利方式，賺回數百萬元等情，均未遠離其前面所認定的：告訴人要求收回三百四十萬元，但遭大會否決之「事實」，不能說被告之告訴或告發，剛經不起訴處分，其再論述，一定是就不真實的事實，有誹謗犯意。是被告於上開合理之可疑情形下，就系爭遷建新道場工程關於諸多公眾信友公共利益之事，所為之評論，揆諸前開關於我國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百十一條之規定、釋字第五０九號之解釋，及學理上「追求真理說」、「健全民主程序說」、「表現自我說」，美國立法例及聯邦最高法院之見解「事實抗辯原則」、「合理評論原則」、「真正惡意原則」等之說明，尚屬適當之評論；縱用詞有誇大不雅之處，尚無明顯及實質重大之危險，要非真正之惡意，自不能繩之被告誹謗之罪名。

七、據上所陳，本件依調查所得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誹謗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右述犯行，揆諸首開說明，犯罪尚屬不能證明。原審因認上訴人即被告之犯行不能證明，而諭知無罪，核無不合，上訴人即檢察官上訴意旨，認被告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克斌到庭執行職務。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第六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