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的制度。基於住民自治的理念與垂直分權的功能，地方自治團體設有地方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其首長與民意代表均由自治區域內的人民依法選舉產生，分別綜理地方自治團體的地方事務，或行使地方立法機關的職權，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間依法並有權責制衡的關係(司法院釋字第498號解釋參照，另外可參考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25條關於自治事項、自治法規的規定)。

亦即所謂「積極」的依法行政，係指在沒有法律授權的情形下，行政機關即不能合法的作成行政行為，所以憲法已將某些事項保留予立法機關，須由立法機關親自以法律加以規定，才符合民主原則，如果沒有由立法機關所制定之「法律」授權，行政機關即不能合法的作成行政行為，亦即行政行為不僅要不牴觸法律，也不能以消極的不違反法律為已足，還需要積極以法律明定。

在行政法上享有權利和負擔義務的法律主體，除了具有一定職權且得設置行政機關以實現其行政任務的公法人（例如國家、各縣、市、鄉鎮、農田水利會等）外，也包含受委託獨立行使公權力的私人。行政主體經常透過行政機關與人民建立行政法律關係，但因此所生的權利義務關係則歸屬於行政主體，而非行政機關。 例如：國家透過國稅局（行政機關）向人民課徵應納的稅賦，但該稅捐徵收的權利是歸屬於國家，而非國稅局。

泛指立法或行政機關為了制定法規、形成政策或作成決定，所進行的預備會議。目的是為了廣泛蒐集人民的意見，作為施政的基礎。例如立法院各委員會為審查院會交付的議案，得舉行公聽會，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出席表達意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4條以下）。在第二階段的環評程序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邀集專家、團體及當地居民等舉行公聽會，作成紀錄，送交環評主管機關審查（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2條）。此外，也有由私人舉辦公聽會的情形，例如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的機構或團體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規定舉辦公聽會。

所謂「構成要件效力」，是指一個有效成立的行政處分，其存在及內容（主文部分）對於處分機關以外的其他國家機關發生拘束效力。其他國家機關原則上有義務將該處分當作一個既定的事實予以承認、接受，並作為自身管轄事物的決定基礎。例如，依土地法19條、第20條規定，外國人為供自用、投資或公益之目的使用，得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准取得特定用途之土地，倘若外國人已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准購買特定用途之土地，則地政機關於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不能質疑核准處分的合法性，而是應該將核准處分當成一個既存的事實，充作許可移轉登記的根據。不過，行政處分具有構成要件效力只是原則，仍然存有例外，因為承認行政處分具有構成要件效力，是基於尊重機關權限分配及權力分立原則的考量而來，所以倘若作成行政處分的機關根本就不是權責機關，這個行政處分自然不會拘束權限遭受侵害的真正權責機關。此外，對於具有審查行政處分權限的行政機關（通常是上級機關）或法院而言，其既然可以審查行政處分，當然也不會受到行政處分的拘束。

委任立法又可稱為「授權立法」，是指由國家的立法機關委任負責執法的行政機關，於法律規定的授權範圍內，代替立法機關訂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規範。而依委任立法授權訂定的法規範，其性質應屬行政程序法第150條所稱的法規命令。

法律是以百變多端的社會事實為規範對象，總有不能充分事先規定的地方。法律條文適用於具體事實時，常因此產生疑義，而必須透過法律解釋方法，來確定法律的規範範圍及意旨，以決定法律如何適用於具體事實。所謂「舉重以明輕」，或者「舉輕以明重」，都屬於法律解釋方法中的「當然解釋」，藉以於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時，依邏輯、立法目的等道理，推論出法律是否以及如何適用於該具體事實的結論。例如，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辦理智慧財產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之法官，得參與就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之審判，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3款之規定。」而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3款規定：「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三、曾參與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民刑事裁判。」換句話說，立法者藉由智慧財產權案件審理法第34條第2項的這條規定，排除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 3款迴避規定的適用。這是因為考量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案件之特殊性，包括智慧財產民、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而關於同一智慧財產權所生之各種訴訟，由相同之法官辦理，有助於避免裁判之歧異，以維繫法院裁判見解之一致性，提升人民對於法院裁判之信賴，有其基於憲法法治國法安定性之重要考量。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4條第2項雖然只規定法官，而沒有就技術審查官，然而，法官在具體個案中的職責更重於單純立於輔佐地位的技術審查官。則依「舉重以明輕」之法理，依法行使審判職權之法官既依此一法律規定，都可以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3款應自行迴避之規定了，則職責僅在輔助法官之技術審查官，當然也不必迴避（本院釋字第761號解釋參照）。至於舉輕以明重，道理也相同。比如，路口的交通標誌僅「禁止左轉」，則既然「左轉」都被禁止了，「迴轉」更應被禁止，就是運用了「舉輕以明重」的解釋方法。

措施性法律又可稱為「權宜性法律」，是指針對特定的「事務」所制訂的法律，此名詞最早出現在司法院釋字第319號解釋理由書中：「預算案實質上為行政行為之一種，但基於民主憲政之原理，預算案又必須由立法機關審議通過而具有法律之形式，故有稱之為措施性法律（Massnahmegesetz）者，以有別於通常意義之法律。」另外，釋字第690號解釋理由書中提到民國92年5月2日制定公布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防治及紓困暫行條例第5條第1項明定：「各級政府機關為防疫工作之迅速有效執行，得指定特定防疫區域實施管制；必要時，並得強制隔離、撤離居民或實施各項防疫措施。」也是措施性法律，用來溯及補強舊傳染病防治法，明確認為「強制隔離」屬於相關規定的必要處置。

因為違反行政秩序而科以刑事責任的處罰，其特色在於行為人的不法行為違反道德或倫理的程度較高，對社會構成的損害或危險也較大，故於立法政策上，選擇為刑事之處罰。 例如：對於逃漏稅行為，稅捐稽徵法第41條特別針對「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是規定處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的刑事罰。行政刑罰是依刑事訴訟法規定程序進行。

國家為了達成行政任務，必須結合龐大的人力和物力，所以建立各種複雜精密的「行政組織」。在行政法上，行政主體以組織性型態運作，即行政主體（例如臺北市）透過其設立的「行政機關」（例如臺北市政府及其各局、處）行使其權利義務，並由隸屬於行政機關的各「行政人員」具體處理各相關行政事項，以完成其職掌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