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110年度上易字第68號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易字第68號

上訴人

即被告

吳煜鏜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0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110年度易字第174號；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50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2項法律見解分析：

（一）按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應向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為之。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書狀未敘述理由，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1項、第2項、第367條前段定有明文。亦即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須提出上訴書狀，並敘述具體理由，為上訴必備之程式。倘其上訴書狀已敘述理由，但所敘述者非屬具體理由，仍屬不符上訴之法定程式，由第二審法院以其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判決駁回，不生定期命補正之問題。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50條第1項、第361條、第362條前段及第367條前段之規定自明。

（二）次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須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就修法過程以觀，原草案為：『依前項規定提起上訴者，其上訴書狀應敘述理由，並引用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或違法之事實。其以新事實或新證據為上訴理由者，應具體記載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理由。』嗣經修正通過僅保留『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之文字，其餘則刪除，稽其立法目的僅在避免『空白上訴』，故所稱『具體理由』，並不以其書狀應引用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或違法之事實，亦不以於以新事實或新證據為上訴理由時，應具體記載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情形為必要。但上訴之目的，既在請求第二審法院撤銷或變更第一審之判決，所稱『具體』，當係抽象、空泛之反面，若僅泛言原判決認事用法不當、採證違法或判決不公、量刑過重等空詞，而無實際論述內容，即無具體可言。從而，上開法條規定上訴應敘述具體理由，係指須就不服判決之理由為具體之敘述而非空泛之指摘而言。倘上訴理由就其所主張第一審判決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已舉出該案相關之具體事由足為其理由之所憑，即不能認係徒托空言或漫事指摘；縱其所舉理由經調查結果並非可採，要屬上訴有無理由之範疇，究不能遽謂未敘述具體理由。」（最高法院106年7月4日106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021號、第2311號、109年度台上字第5620號、107年度台非字第182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2號、第1764號判決亦由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及國際公約角度認「憲法第16條所定人民訴訟權之保障，就規範目的而言，應合乎有效的權利保障及有效的權利救濟之要求，在權利救濟的司法制度設計上，其應循之審級制度及相關程序，立法機關雖得衡量訴訟性質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惟參之已具內國法性質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14條第5項揭櫫：『經判定犯罪者，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及公政公約第32號一般性意見第48段之論述，公約所指由上級審法院覆判有罪判決的權利，係指締約國有義務根據充分證據和法律進行實質性覆判，倘僅限於覆判為有罪判決的形式，而不考量事實情況，並不符合本項義務之要求。可見，有罪判決之刑事被告除非係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喪失上訴權（例如遲誤上訴期間），或如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2項、第455條之10第1項前段，有關簡易程序或協商程序所設不得上訴之規定，係以非重罪且被告無爭執之案件為適用對象，並以被告自由意願及協商合意為其基礎，事先已使被告充分了解，即使第一審法院判決即是終審，仍無損其正當權益，與公政公約第14條第5項規定無違外，否則原則上應受一次實質有效上訴救濟機會之訴訟權保障，乃國際公約所認定之最低人權標準，同時係刑事審判中對刑事被告最低限度之保障，具有普世價值，亦屬我國國際法上之義務。」前開最高法院一致之見解，係俾落實公政公約實質有效保障刑事被告上訴權之意旨。

（四）從而所謂應敘述「具體理由」，係指須就不服判決之理由為具體之敘述而非空泛之指摘而言；亦即須就其所主張第一審判決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舉出該相關之具體事由足為其理由所憑，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67號、108年度台上字第2610號判決意旨參照）。雖不以引用卷內訴訟資料，或記載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新事實或新證據，而具體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或違法為必要，但若僅空泛指摘原判決認事用法不當、採證違法、判決不公，或量刑過重、過輕，或僅以泛詞請求從輕量刑，要難謂係具體理由，其據此提起上訴，顯與第二審上訴制度旨在請求第二審法院撤銷、變更第一審不當或違法之判決，以實現個案救濟之立法目的不相契合，自難准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54號判決意旨參照）。倘上訴人之上訴書狀，雖敘述上訴理由，惟未具體敘述第一審判決有何上述違法、不當情形，而泛言原判決認事錯誤、用法不當、量刑失衡，而無實際之論述內容或僅泛詞陳述其主觀之期待，即與未敘述具體理由無異，所為上訴，仍不符合上訴之法定要件，應由第二審法院以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予以駁回（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556號、第331號、108年度台上字第3382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上訴意旨如附件刑事上訴補提理由狀所載。

三、原判決業已依上訴人即被告吳煜鏜（下稱被告）之自白及告訴人二人之證述，並有原法院開立之搜索票、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扣押物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現場勘察紀錄表、現場照片、車號查詢機車車籍等件在卷可稽，足徵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認被告犯共同攜帶兇器竊盜罪事證明確，而判處被告有期徒刑10月，並依法宣告沒收及追徵，均有相關證據方法為憑。而共同被告黃春燕經原判決認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罪，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自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3萬元，黃春燕並未提起上訴，亦於110年10月4日確定，有黃春燕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乙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1頁）。參以被告於警詢中自承：因我老婆黃春燕被裁員又有小孩要養，才一時起貪念行竊，除了我與黃春燕前往○○○民宿行竊外，沒有其他共犯等語（見警卷第13頁）；於偵查中自承：109年9月初去○○○民宿有帶拆水龍頭的螺絲起子等物，水龍頭上有螺絲要拆開；我去○○○民宿偷3次，9月初黃春燕有一起去，她有跟我一起去偷東西；螺絲起子3支及鉗子4支是偷東西攜帶的工具（見偵卷第24、32、33頁）；於原審準備程序中自承：我承認那是有人的民宿，我不應該進去拿別人的東西，我有使用螺絲起子、鉗子行竊等語，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不爭執，本件沒有爭點等情（見原審卷第79、80頁）；於原審審理中復表示對檢察官起訴犯罪事實都承認沒有意見等語（見原審卷第90頁）。足徵被告始終自白與黃春燕共同犯本件加重竊盜犯行，則原審之認事用法信而有徵，並未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被告雖提起本件上訴，惟細究其上訴理由，無非堆疊實務見解（見本院卷第21至24頁、第26至31頁），及引用原判決之文字內容（見本院卷第21、23、25至28頁），顯非具體理由。其餘部分被告空泛指稱黃春燕不知情、無攜帶任何工具等情，遽指原判決有不備理由、理由矛盾、判決適用法則不當等違誤，顯係泛詞陳述其主觀之期待，揆諸上開見解，即與未敘述具體理由無異，所為上訴，不符合上訴之法定要件。從而上訴意旨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認事、用法有何違法或不當，構成應予撤銷之具體理由，其上訴自不合法律上之程式。

四、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命補正，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7條前段、第372條，判決如主文。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張宏節（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