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如附件起訴書所載。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一０五號判例參照）。

三、訊據被告庚○○、乙○○、丙○○、壬○○、癸○○、丁○○、甲○○、夏明健、顏饒柏均堅決否認有何強制、恐嚇犯行，均辯稱：其等自上開後就時常遭大副己○○、二副辛○○責罵及毆打，八十九年九月二日要捕魚時，因有人動作太慢，二副即動手打人，大陸漁工亦有還手，後來船長下來制止，並叫大家至餐廳集合，其等曾向船長要求大副、二副道歉，並賠償人格損失，船公司亦曾打電話來表示願意賠償，並說要派人至日本與其等協商，賠償金額則由船公司、船長自行開出等語。經查：

（一）大副己○○、二副辛○○於明滿漁船出海作業時常無故對大陸漁工拳打腳踢，八十九年九月二日晚上七、八時許準備撈捕作業時，復因大陸漁工動作太慢，而與菲律賓籍船員ＡＲＩＥＬ共同毆打大陸漁工之事實，業經證人即同船之大陸漁工劉一龍、涂志宏、陳榮枝、陳江初、李劍饒、徐生強、占兵華、盧世剛、于海洋、張巍、蔣寶華、李學牲、王從讀、陳向陽、王志貴、陳文月證述屬實，證人陳江初並證稱：當時正擔任照燈勤務，看見二副與菲律賓籍船員正在修理大陸漁工，後來由船長出面調解等語，核與證人嚴松佰、王從讀證稱：衝突中大副拿木把、菲律賓籍船員ＡＲＩＥＬ拿扳手，反擊打二副之大陸漁工，經船長制止後，該菲律賓籍船員仍拿扳手打大陸漁工等語；證人李劍饒證稱：當時其坐在油壓機旁，聽到碰一聲，看見大副拿木板修理船員，二副拿扳手往庚○○、乙○○頭部打等語；證人楊憲林、陳林證稱：有看到大副、二副拿東西打大陸漁工等語大致相符，且參以證人劉一龍、于海洋、涂志宏、陳江初、李劍饒、王從讀、陳林、占兵華於警訊中被問及對此事之意見時，均表示希望台籍船員幹部不要開口罵髒話，多教導大陸漁工而少動粗，建立船員與船工間之合理溝通管道，則大陸漁工均會好好工作，亦不致發生此事件等語，證人陳春木於偵查中證稱：其得知明滿號漁船上之大陸漁工罷工後，即打電話詢問船長陳金木，陳金木表示可能管理不當，其問其中一漁工代表，該人表示大副、二副打人很兇，被告庚○○則說「他們被臺灣幹部大副、二副打，現在他們已經起來了，之前他們都被壓迫現在已經起來，要求精神賠償五萬美金」等語，證人即船長陳金木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時被告等人稱提出要求係用以賠償其等之人格損失等語，是被告九人辯稱自上船後即常遭己○○、辛○○毆打、責罵，九月二日亦因大陸漁工遭毆打而反擊，其等人格上受有損害等語，應足採信，其等既係因主觀上堅信人格上受有損害，基於請求賠償之意思，要求船長、船公司賠償，即無何不法所有意圖可言，而與恐嚇取財罪之構成要件有間。

（二）又證人陳金木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證稱：其發現大陸漁工打架後，便至甲板上將打架者隔開，並找大陸漁工代表至駕駛台談，但他們都不說話就走了，又找大副、二副至駕駛台談，仍無法得知為何打架，但發現大副、二副有受傷，當時其他船員聚集在餐廳中，後來因林賢明向其告知船員有拿三角刀、長鐵棍等物，其遂打電話請順滿一號漁船過來，待順滿一號漁船接近後，其即叫大副、二副、菲律賓籍船員ＡＲＩＥＬ跳傳離開等語在卷，證人劉一龍、嚴松佰、涂志宏、陳江初、李劍饒、徐生強、石德會、張巍、蔣寶華、王從讀亦證述其等在餐廳裡聽聞有人跳海，出來已見人被順滿一號漁船救起等語；證人陳榮枝證稱：其至甲板上看到大副、二副、菲律賓籍船員ＡＲＩＥＬ抱著救生圈在海上，後由順滿一號救起等語；證人盧世剛、林志貴分別證稱當時無人逼迫大副等三人跳海，係其等自行跳水等語屬實，是己○○、辛○○係在陳金木指示下跳海而由順滿一號漁船救起一節，應堪認定。再證人陳金木雖於偵查中證稱大陸漁工於大副等三人跳海後，拿三角刀等物對其說要叫大副、二副回來，惟其於警訊中僅證稱林賢明告知其看到大陸漁工準備菜刀、魚鉤等物，集中放在餐廳桌旁，於本院審理中亦證稱被告等並無拿兇器對其恐嚇脅迫，是尚難以僅憑陳金木前後不一之證詞，即遽認被告九人有拿三角刀等物對陳金木為脅迫之行為。

（三）再證人劉一龍、涂志宏、陳榮枝、陳江初、李劍饒、徐生強、占兵華、于海洋、張巍、蔣寶華、李學牲、王從讀、王志貴、陳文月於警訊中均或證稱曾聽說船要開進日本港口，見中共駐日代表解決此次糾紛，或證稱曾要求大副及二副回到船上解決先前之糾紛，或證稱船公司表示願賠償其等損失等語在卷，對於是否有提及要與船共存亡一事，則或稱不知道，或稱未曾聽聞，或表示並無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