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110年度交上易字第123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交上易字第123號

上訴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許智成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 年度審交易字第89號，中華民國110 年8 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 年度偵字第23983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公訴人起訴被告許智成（下稱被告）犯刑法284 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未經合法告訴，判決公訴不受理。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應被害人之請上訴意旨略以：㈠本件被害人林介文之父林勝雄於民國109 年8 月13日代被害人至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按鈴提告且有攜帶被害人林介文之身分證及印章，當下也有蓋章，且代理人有進入庭內詢問交通事故及調解相關過程，並非只是口頭代表，當時地方檢察署的受理窗口有說明需補委任狀，在下次開庭時補齊即可，所以於109 年12月10日開庭時補齊委任狀，並非12月10日才提告，被害人一直以為109 年8 月13日按了申告鈴，完成開庭筆錄就已完成告發、告訴。被告所涉過失傷害罪，其告訴係於109 年8 月13日被害人之父林勝雄攜帶被害人林介文之身分證及印章至本署代被害人按鈴提告時，即已提出告訴，詎原判決不察，竟為本件公訴不受理之判決，顯有違法，核被害人所請尚非顯無理由，爰附送原聲請狀及上訴理由狀，依刑事訴訟法第344 條第2 項、第1 項、第361 條提起上訴，請求更為適當之判決云云。

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 條定有明文。經查：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236 之1 條第1 、2 項規定：「告訴，得委任代理人行之。但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認為必要時，得命本人到場。」、「前項委任應提出委任書狀於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並準用第28條及第32條之規定。」，酌以該條第2 項之立法理由為「偵查中委任告訴代理人係訴訟行為之一種，為求意思表示明確，並有所憑據，自應提出委任書狀於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及參酌最高法院100 年台非字第132號判決：「告訴，得委任代理人行之。前項委任應提出委任書狀於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並準用第28條及第32條之規定；文書由非公務員製作者，應記載年、月、日並簽名，其非自作者，應由本人簽名，不能簽名者，應使他人代書姓名，由本人蓋章或按指印。但代書之人應附記其事由並簽名，刑事訴訟法第236 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2 項及第53條分別定有明文（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非字第132 號判決參照）。故而委任狀之提出係為要式行為，可堪認定。

㈡鄉鎮市調解條例第31條規定：「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由有告訴權之人聲請調解者，經調解不成立時，鄉、鎮、市公所依其向調解委員會提出之聲請，將調解事件移請該管檢察官偵查，並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其立法目的，乃為促使當事人善用鄉鎮市調解制度，使告訴乃論之罪之告訴權人，不致因聲請調解程序費時，造成調解不成立時，告訴權因告訴期間屆滿而喪失，以致影響其權益。該條之規定除係指調解由被害人提出聲請，於調解不成立時，鄉鎮市公所依被害人向調解委員會提出之聲請，將調解事件移請該管檢察官偵查，始有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可言（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4390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該條中段所稱「……提出之『聲請』」，該『聲請』並非指聲請人請求調解之聲請，蓋自該條前後連貫字句觀之，應係指原先聲請調解外之另一聲請而言，否則並不需為此文字之記載。是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31條之規定，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經調解不成立時，該聲請調解者應向調解委員會提出聲請，並由鄉、鎮、市公所將該調解事件移請該管檢察官偵查，始生「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之效果。職故，如該聲請調解者未聲請移請檢察官偵查，即非有「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之效果。

㈢本案被害人林介文於109 年6 月8 日、6 月24日、8 月12日在高雄市三民區進行調解而未成立調解，有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影本在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 年度他字第6161號卷（下稱他字卷）第27頁可證，惟被害人林介文並未聲請調解委員會將調解事件移請檢察官偵查，而係於同年8 月13日由其父林勝雄至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按鈴申告，被害人之父林勝雄雖陳明係被害人林介文委託提告，並稱委託書再補呈（他字卷第5 頁），惟直到同年12月10日才提出由被害人林介文簽名之委任狀（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 年度偵字第23983 號卷，下稱偵字卷，第19頁），而本案發生時為109 年3 月23日，被害人林介文於案發時已知被告許智成其人，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可稽（他字卷第11頁），而其告訴期間應於109 年9 月23日屆期，被害人林介文迄至同年12月10日才提出正式之委任狀，已超過上開告訴期間，縱被害人林介文曾於109 年10月30日於經警詢時表示要對許智成提出過失傷害告訴等語（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分局第一分局警卷第7 頁），然亦超過上開合法告訴期間。故而本案之告訴難謂合法。

㈣原判決已敘明本件係由被害人之父林勝雄於109 年8 月13日至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表明代被害人提出告訴，惟並未同時提出委任狀，僅有口頭表明代被害人提出告訴，並未提出被害人親自簽名、蓋章或捺印之委任書狀，與刑事訴訟法第236 條之1 第2 項之規定不合，不生合法告訴之效力，且遍觀全卷，被害人於偵查中得行使告訴權之6 個月告訴期間內，亦未有補足合法告訴之行為。本件告訴既於檢察官提起公訴時未經合法告訴，檢察官原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2 條第5 款之規定為不起訴處分，卻仍予以起訴，其起訴之程序自屬違背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依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1 款之規定，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核無違誤。檢察官依被害人林介文之請提起上訴，仍以本案於109 年8 月13日被害人之父林勝雄代被害人按鈴提告時，已提出告訴云云，顯與規定不合而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予以駁回。

㈤至於有告訴權之人聲請調解不成立後，告訴權人聲請調解委員會將調解事件移請檢察官偵查應於如何之期間為之？法無明文規定，則依《文義解釋》前揭法條既未設有期間之限制，自無限於「即時」或「同時」始得聲請之；再依《立法沿革之主觀解釋》，徵諸上開規定民國94年5 月3 日修正理由謂：「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限於有告訴權人之告訴始發生告訴之效果，是本條應限於有告訴權人之聲請調解始得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爰配合將『被害人』修正為『有告訴權之人』以資明確。」立法者顯然有意將「聲請調解」與「提出告訴」等視，又囿於調解委員會並非偵查機關，從而乃有「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之效果，立法本旨意在保障告訴權之行使；復依《合憲性解釋》之要求，於有不同解釋可能時，自應優先選擇合乎憲法規定及其宣示基本權價值之解釋，以上法律爭議，事涉告訴權人訴訟權之限制，為保障告訴權人告訴權之充分行使，審判機關亦不應逕行創設法無明文之期間限制，俾符合訴訟權之維護。至於為避免追訴與否懸而未定，無限聽其未定狀態繼續之疑慮，則有待立法循修法途徑明定合宜期限解決，是為正辦（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738號判決參照）。故而被害人林介文是否可再行聲請調解委員會將該調解事件移請檢察官偵查而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31條規定將於聲請調解時視為已經告訴？其聲請自調解不成立起，是否仍有告訴期間繼續合併計算，或對告訴人最有利之重行計算6 個月之限制，亦即至遲在調解不成立之6 個月內提出聲請，始生合法告訴之效力一節，則屬另一問題，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第307 、373 條，判決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