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99年度上易字第175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99年度上易字第175號

上訴人

即被告

甲○○

上訴人

即被告

丙○○

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98年度易字第890 號中華民國98年12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98年度偵字第541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甲○○前因搶奪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 年6 月確定，於民國94年7 月23日執行完畢，詎仍不知悔改，竟與丙○○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於98年6 月13日16 時30 分許，一同前往乙○○○設於屏東縣萬巒鄉○○村○○路（廣泉堂廟）右側之檳榔園處，推由甲○○持客觀上足以對人身安全構成威脅而可供兇器使用之檳榔刀1 支（未扣案）下手竊取，丙○○則在旁把風及負責搬運之分工方式，共同竊取乙○○○所有之檳榔2 芎。得手後，渠等欲再割取時，適為乙○○○發覺，大喊抓賊，渠等隨即逃離現場，乙○○○遂報警處理而查獲。被告2 人係犯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3 款之加重竊盜罪嫌。

二、公訴人認被告2 人犯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3 款之加重竊盜罪。係以「㈠被告甲○○、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被告2 人承認於上開時、地，曾經過被害人之檳榔園之事實。㈡被害人乙○○○於警詢之指述。㈢卷附照片4 幀表明案發之地點檳榔園。㈣偵查報告1 紙查獲本案之經過。」等情為論據。訊據被告等否認上揭犯行，謂係共同喝酒，酒喝完了，二人同騎機車再去買酒，途經上揭檳榔園外側道路，有遇見被害人乙○○○之子等語。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及40年台上字第86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亦分別著有30年上字第816 號及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足參。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換言之，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 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94年度台上字第3326號判決參照) 。

四、經查：

㈠程序方面:

⑴查照相、攝影係屬機械性記錄特徵，也就是認識對象的是相機、攝影鏡頭，透過鏡頭形成的畫面映寫入膠卷或儲存裝置，然後於有需要時還原於照相紙上或將之列印，故照相、攝影不含有人的供述要素，再現實情形與作為傳達結果的照相、攝影，及其後沖洗、翻拍或列印得到之照片，在內容上的一致性是透過機械的正確性來加以保障的，在照相、攝影及其後沖洗、翻拍或列印得到照片之過程中，並不存在人對現實情形的知覺、記憶，在表現時經常可能發生的錯誤（如知覺的不準確、記憶隨時移而發生的變化），故照片當然是非供述證據。卷附案發時現場照片4 張，既係由相機、攝影設備拍攝所得再還原於照相紙上或將之列印，係以機械之方式所留存之影像，並非供述證據，無傳聞法則適用，具有證據能力。

⑵警方之偵查報告1 紙，屬傳聞證據，應無證據能力。

㈡實體方面：

⑴訊據上訴人即被告甲○○、丙○○均否認犯罪，辯稱：「我們2 人當天稍早之前，是在其他地方喝酒，被害人所指遭竊當時，我們2 人雖有騎車經過被害人之檳榔園旁邊道路，惟被害人認錯人，被害人兒子是甲○○同學，我們當時看到被害人兒子有跟我們打招呼，惟我們當時並無偷竊檳榔之行為」等語。

⑵本案證人即被害人乙○○○於原審法院審理時到庭證稱：「本來我和我兒子要去種檳榔苗，那時我就有看到被告2 人，被告也有看到我父子，看到我父子走了以為我父子不回來，等我兒子載我回來，我兒子就回去了，我去檳榔園洗工具後，看到地上有被割下的檳榔，我喊抓賊後，比較白的那個甲○○趕緊把竹竿丟掉逃走，檳榔沒帶走，竹竿的上面有綁1支刀子用來割檳榔，比較黑的丙○○本來還想把掉在地上的檳榔拿走，我拉住他衣袖，他說不要鬧了，他只是要抓蝸牛而已，後來他掙脫跑了，甲○○是我兒子的同學我認識，我不認識潘，但我確定是他2 人偷的，我洗好工具要回去時，走到門口就看到了，當時地上就2 芎（檳榔），我走到園子門口看到他們，距偷割的地方約2 、30公尺，看到他們時，李正在割，他站著用竹竿( 銜接檳榔刀) 割，檳榔沒有拿走，他們後來沒回來拿，我自己拿回去了，我第一次看到他們時大約下午3 點多，他們逃走時，手上沒有拿走檳榔園的任何東西」等語。依上所述觀之，應有贓物即被竊割之檳榔兩芎棄置地上，惟卷內則無與此有關之證據資料如贓物領據或贓物照片；又卷附照片4 張，乃顯示98年6 月13日檳榔園外景之情狀，並無從顯示檳榔遭竊之情，如該檳榔園於98年6月13日檳榔遭竊割，應留有成串檳榔遭割除之痕跡，既無此痕跡，又無贓物，豈能僅憑被害人片面之指訴，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蓋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換言之，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 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94年度台上字第3326號判決參照) 。

⑶公訴人指訴被告等以檳榔刀1 支下手竊取樹上之成串檳榔，亦無該檳榔刀及竹竿扣案，自不能推論被告等以檳榔刀1 支下手竊割樹上之成串檳榔。

⑷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事證，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不能遽以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3 款之加重竊盜罪相繩。徵諸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法院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此有最高法院76年度臺上字第4986號、30年度上字第816 號、92年臺上字第128 號等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法院固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並無蒐集證據之義務。蒐集證據乃檢察官或自訴人之職責，事實審法院應以調查證據為其主要職責，其調查之範圍，亦以審判中所存在之一切證據為限，案內不存在之證據，即不得責令法院為發現真實，應依職權從各方面蒐集證據（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4091、5846號、94年度台上字第2314號、97年度台上字第695 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不察，為被告科刑之判決，不無違誤，被告等上訴意旨否認犯罪，為有理由，應由本院撤銷改判，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等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364 條、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南雄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