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徐郁翔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311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做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此為刑事訴訟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且較民國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同年9月1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證據章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更為嚴謹，自應優先適用。依上開規定，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3號判決參照）。準此，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部分，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而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之適用，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是本判決所引用證人之警詢筆錄，僅於認定被告徐郁翔所犯詐欺、洗錢部分具有證據能力，並予敘明。

三、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2行「不詳之成年男女」補充為「不詳、社群軟體暱稱『八方來財』之人所屬由成年男女」、第5行「、行使偽造私文書」更正刪除、第11行「本案詐欺集團即指示徐郁翔」補充更正為「『八方來財』即指示徐郁翔」、第15行「偽造收據以LINE傳送予王秀而行使之」補充為「偽造收據以LINE傳送予王秀而行使之（無證據證明徐郁翔知悉前情）」；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徐郁翔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四、應適用之法律及科刑審酌事由

㈠、本案依被告供述，其依指示之內容及行為期間，可知其受詐欺集團成員指揮，而為之分工內容，足見該集團，層層指揮，組織縝密，分工精細，並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者，而係三人以上，以實施詐欺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堪認被告此部分行為已構成參與組織而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組織罪甚明。而本案為被告參與上開詐欺集團犯行後首次繫屬於法院之案件，自應論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組織罪。起訴意旨於論罪欄雖漏未論列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罪嫌，然業於犯罪事實欄載明被告加入詐欺集團等語，自為本案起訴範圍，應由本院依法審判。

㈡、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㈢、被告與「八方來財」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就本案上揭犯行，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並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故其等就前揭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以投資為詐術，向同一被害人先後詐得財物之行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意所為，客觀上時間密接，且侵害同一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各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為接續犯，是本案被告收款行為應論以一罪。

㈤、被告本案上開行為間分別具有行為局部、重疊之同一性，應認所犯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㈥、而檢察官雖疏未訊問被告就參與組織部分犯行是否坦承，致被告未及自白，惟其對於前開構成要件事實於偵查階段均已供述詳實，且其既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自白此部分犯行，即應寬認合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減刑事由。而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若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或第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109年度台上字第393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爰就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減輕其刑部分作為本案科刑審酌事項。

㈦、又經本院當庭闡明被告如繳回犯罪所得，得依法減輕其刑或作為量刑參酌事由，惟被告自承在羈押中沒有辦法繳回，故本案尚無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或詐欺犯罪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適用。

㈧、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案假冒投資公司人員名義向被害人收取詐欺款項及轉交而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行為情節及被害人所受損害總計新臺幣（下同）220萬元，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惟其自承目前羈押中無經濟能力賠償等語，告訴人王秀業已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求償，及被告合於前開輕罪之減刑事宜之量刑有利因子，並參酌被告五專之智識程度，自述曾從事殯葬業，當時月收入約3萬多元，無需扶養之人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㈨、不予併科罰金之說明：按為符合罪刑相當及公平原則，為免倘併科輕罪之過重罰金刑產生評價過度而有過苛之情形，法院依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得適度審酌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是否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且充分而不過度（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想像競合所犯輕罪即一般洗錢罪部分，有「應併科罰金」之規定，然本院審酌被告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資力及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已屬充分且並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刑及併科罰金為低，爰裁量不再併科洗錢防制法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充分而不過度。

五、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本案報酬為一天5,000元加上收取金額的百分之一，業據被告供承明確（見本院卷第35頁），則其114年4月30日之報酬為1萬7,000元（計算式：5,000元+120萬元X1％＝1萬7,000元）、114年5月7日之報酬為1萬5,000元（計算式：5,000元+100萬元X1％＝1萬5,000元），則其本案犯罪所得應為3萬2,000元（計算式：1萬7,000元+1萬5,000元），雖未扣案，仍依前揭規定諭知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而民國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考其立法意旨係為阻斷金流並避免經查獲之洗錢財物無法沒收。審酌此部分依卷內證據資料，被告尚非主謀，且已將洗錢財物轉交，既未查獲本案洗錢財物，已無從於本案阻斷金流，如對被告已轉交之財物沒收，顯有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沒收。

六、起訴意旨雖認被告上揭犯行尚同時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然查，本案偽造收據係由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傳送予告訴人，非由被告所交付，被告亦供稱收據的電子檔不是伊寄的等語，卷內復無證據證明被告知悉前情或有共同參與之行為，依前開說明，自難認被告有此部分共同犯行。而前開部分依起訴意旨，與上揭成罪部分有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第8條第1項後段，刑法第11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28條、第55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東峯提起公訴，檢察官江宇程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