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於個案判決時自得不定其應執行刑（本院刑事大法庭 110年度台抗大字第 489 號裁定理由參照）。採綜合比較說見解，若法院判決時未予定刑，係俟判決確定後由檢察官聲請法院以裁定定刑；或如行為人就所犯加重強制性交數罪提起上訴，經本院判決將部分上訴駁回（判決確定），部分撤銷發回，於全部確定後，另依聲請定刑；或如行為人於新法施行前犯加重強制性交各罪，原已適用新法定其執行刑，因另犯合於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要件之他罪，於各罪均判決確定後，法院就其所犯全部之罪合併定刑時，受刑人所應執行之刑均不得逾有期徒刑 20 年。亦即，將定刑規定先納入新舊法綜合比較結果，恐因法院就各罪判決確定時間先後不同、是否於審判中即予定刑或於判決確定後再依聲請定刑，抑或行為人是否尚犯他罪等各種不確定因素，造成相同或不同個案彼此間實際定刑結果歧異，形成明顯不合理或不公平之現象（於判決時定刑可能會定超過 20 年，判決確定後才定刑或犯較多罪之人，反可獲得不逾 20 年之定刑結果）。而採單獨比較說見解，既無窒礙難行之處，亦不致造成適用上之混亂，且符合定應執行刑制度之恤刑目的。 二、綜上所述，數罪併罰案件，於審理判決時，本可不予定刑。定刑部分，於為新舊法之比較時，既無必須納入其他與罪刑相關事項併予比較而不可分之理；且一體適用新法對行為人並非有利，更有裁判結果歧異之可能，自應不予納入整體綜合比較範圍，而另擇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適用之。

而應依刑事大法庭徵詢程序解決此項法律爭議。本庭經評議後擬採肯定說之法律見解，遂於 113年 10 月 23 日向本院其他刑事庭提出徵詢，嗣徵詢程序業已完成，受徵詢之各刑事庭均主張採取肯定說之見解。是本案採為判決基礎之法律見解，經徵詢庭與受徵詢庭既一致採上揭肯定說之見解，則已達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即無須提案予刑事大法庭裁判，而應依該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判決。 三、茲敘述上揭經徵詢達一致法律見解（即肯定說）所據之理由如下： （一）茲關於行為後刑罰法律變更之法律選擇適用規定，縱觀我國刑法典沿革，係從建國元年之暫行新刑律（下稱暫行新刑律）第 1 條規定「本律於凡犯罪在本律頒行以後者適用之，其頒行以前未經確定審判者，亦同。但頒行以前之法律不以為罪者，不在此限」（採從新主義），嗣為國民政府於 17 年 3 月 10 日公布刑法（下稱舊刑法）第 2 條「犯罪時之法律與裁判時之法律遇有變更者，依裁判時之法律處斷。但犯罪時法律之刑較輕者，適用較輕之刑」（採從新﹝論罪﹞從輕﹝科刑﹞主義）之規定，繼則為國民政府於 24年 1 月 1 日修正公布刑法（下或稱新刑法，法典體例上即現行刑法）第 2 條第 1 項「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但裁判前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直至 94 年 2 月 2 日總統公布修正刑法第 2 條第1 項「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按以上新刑法先採從新從輕主義，後改採從舊從輕主義，並不影響其新舊法律選擇適用之結果）。 （二）考諸司法實務見解演進，在刑法典從暫行新刑律過渡至舊刑法之期間，行為後法律變更之新舊法律選擇適用，依舊刑法第 2 條「依裁判時之法律處斷。但犯罪時法律之刑較輕者，適用較輕之刑」之規定，乃依新法論罪，所從輕科刑者暨其比較基準，僅指「刑」而言，實務運作係將罪與刑之法律條文割裂適用，此觀本院於彼時所著 18 年上字第 769 號、18 年上字第 990 號、19 年上字第1075 號、19 年上字第 1778 號、19 年非字第 40 號、19 年非字第 150 號及 21 年非字第 22 號等諸原判例意旨即明。迨新刑法公布第 2 條「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但裁判前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因應上述法律遞嬗暨其規定之差異，本院相繼乃有 24 年上字第 4634 號、27 年上字第 2615 號及 29 年上字第 525 號等原判例揭闡略以：新、舊刑法關於刑之規定，雖同採從輕主義，然舊刑法第 2 條但書，係適用較輕之「刑」，新刑法第 2 條第 1 項但書，係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既曰法律，自較刑之範圍為廣，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連續犯、牽連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比較，再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整個法律處斷，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以紊系統等旨，斯即所謂不同法律應就關聯條文綜合比較後整體適用，不得任意予以割裂之見解，實有其法制背景之脈絡可資尋繹與依循。 （三）刑法之任務在於壓制與預防犯罪，以保護法益並防衛社會秩序，同時保障犯罪人之權益，無刑法即無犯罪亦無刑罰之罪刑法定誡命，對犯罪人而言，既係有利亦係不利之規範，拉丁法諺有云「法律是善良與公平的藝術」，司法者自應為兼顧法律中各項利益平衡之操作，以克其成。又「法律應綜合比較而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實屬法律適用之一般原則，其應用於刑事實體法之領域，或為垂直性的有先後時序之新舊法律交替，或為平行性的在相同時空下之不同法律併存等場合。前者例如上述法律變更之情形；後者則例如本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4243 號判決提案經刑事大法庭統一見解之案例所示，轉讓同屬禁藥與第二級毒品之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數量甲基安非他命與非孕婦成年人，經依藥事法論處轉讓禁藥罪，被告供述若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第 2 項之自白減刑規定，仍應予適用減輕其刑等情。本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4243 號判決前例，釐析藥事法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相關規定之立法目的與規範體系，尤從憲法罪刑相當與平等原則立論，以對於同一違禁物品之轉讓行為，僅因是否達法定應加重其刑數量之因素，轉讓數量多者可予減刑，轉讓數量少者，反而不可減刑，實屬不合理之差別待遇，其末復論敘源自本院 27 年上字第 2615 號原判例之所謂法律應整體適用不得任意割裂原則，並不拘束其個案事例，始符衡平等旨，該判決前例允以例外割裂適用他法之減刑規定，斯係洞見其區辨法規競合之特殊個案，與新舊法律變更事例之本質差異使然。至於新舊法律變更之選擇適用，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關於易科罰金、易服勞役、易以訓誡、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及緩刑等執行事項，本院已另有統一見解外，在不論先期採「從新從輕主義」，後期改採「從舊從輕主義」之現行刑法第 2 條第 1 項，關於法律變更比較適用規定並未修改之情況下，本院前揭認為新舊法律應綜合其關聯條文比較後，予以整體適用而不得任意割裂之固定見解，仍屬案例涉及新舊法律選擇適用疑義時，普遍有效之法律論斷前提，尚難遽謂個案事例不同之本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4243 號判決前例，已變更該等向來之固定見解。揆諸德國司法實務，上揭法律應綜合比較後整體適用而不得任意割裂之見解，迄今仍為其奉行不渝之定見略以：由於各部分規定係屬相互協調而經法律整體所制定，若刪除該法律整體中之個別部分，卻以另一法律之部分規定予以取代適用，即屬違法，故舊法或新法祇得擇其一以全部適用，不允許部分依照舊法規定，部分依照新法規定，此項須遵守嚴格替代原則，乃法律約束力之體現，以確保其確定性等旨，良有以也。否定說援引本院上開判決前例之部分理由說明，資為其論據之基礎，恐有誤會。 （四）否定說關於僅就新、舊洗錢法之法定刑比較，不及於其他事項，且可分別擇取新舊法部分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予以割裂適用等持論，從舊刑法第 2 條與現行刑法第 2 條第 1 項法文用語之演變，暨本院前揭新舊法律究應如何比較適用見解之更迭對照，以及法律既經立法者斟酌權衡相衝突之利益而一體制定觀之，否定說所持上揭立論，容有商榷之餘地。 （本案經徵詢程序統一見解）

受徵詢之各刑事庭，均主張採取受拘束說之見解。是已達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無須提案予刑事大法庭裁判，即應依該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裁判。茲敘述理由如下： 1.科罰金之裁判，依刑法第 42 條第 6 項、刑事訴訟法第 309 條第 3 款規定，應由裁判之法院斟酌行為人之經濟及生活能力，於主文內一併諭知所科罰金之數額與易服勞役折算 1 日之額數，作為日後執行之依據。 2.數罪併罰，應依分別宣告其罪之刑為基礎，本於法定標準定其應執行之刑，刑法 51 條定有明文。觀諸同法第 42 條第 4 項規定：「依第 51 條第 7 款所定之金額，其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不同者，從勞役期限較長者定之。」足徵所謂宣告「其罪之刑」，不僅指主刑、從刑而言，亦包括諭知之易刑標準，否則即無所據以定其應執行之刑。是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而依刑法第51 條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時，關於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即應受原確定判決諭知之折算標準之拘束，縱所宣告易刑處分之折算標準或有不同，亦應依原諭知之折算標準定之，此為裁判確定效力之當然。本院 72 年度第 10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所稱：「數罪併罰有二以上裁判，均有易科罰金或均有易服勞役之情形，……關於易科罰金、易服勞役均依原確定裁判所諭知之標準折算」，亦同此旨趣。 3.關於罰金易服勞役之制度，於 94 年 2 月 2 日刑法修正公布（95 年 7 月 1 日施行），增設前揭第 42 條第 4 項及第5 項「罰金總額折算逾一年之日數者，以罰金總額與一年之日數比例折算。依前項所定之期限，亦同」之規定，乃數罪併罰中，有關罰金易服勞役折算標準之比較適用，以及罰金總額折算勞役期限逾 1 年之標準。此核與本院 28 年上字第 1767 號判決先例意旨，係闡述在單一宣告罰金刑，須其所科罰金之總額，依刑法第 42 條第 3 項規定（依現行規定為 1,000 元、2,000 元、3,000 元）折算之結果，均逾（1 年）期限，始得依前開第 5項前段規定之比例方法折算罰金總額之情形有別，不宜混淆。

案由：偽造文書提案予刑事大法庭案。

案由：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刑事大法庭。貪污治罪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新臺幣五萬元以下」，於共同正犯應合併計算其金額或價額。

案由：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提案予刑事大法庭案。

案由：妨害自由等罪聲請再審刑事大法庭。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但書案件，係同法第 405 條「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之例外情形，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得抗告於第三審法院一次。

違背本院徵詢庭或提案庭依法院組織法所定大法庭相關程序徵詢一致或大法庭裁定之見解所為之判決，屬於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定之判決違背判例。 前項本院之判決，以第二審法院判決時已宣示或公告者為限。

均無不同，已達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無須提案予刑事大法庭裁判，即應依該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裁判。

案由：妨害自由等罪聲請再審刑事大法庭。

與本庭均採相同見解，主張採肯定說，已達成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應依該見解就本案此部分為終局裁判。 （二）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藥事法第 83 條第 1 項轉讓禁藥罪論處，如行為人符合毒品條例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之要件，仍應適用該條項規定減輕其刑。此為本院最近統一之見解。本於同一法理，題旨所示依法規競合之例，雖應擇較重之藥事法第 83 條第 1 項轉讓禁藥罪論處，倘被告符合毒品條例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之要件，亦應適用該條項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始符平等原則。

否定說」之見解或結論，已達成統一之法律見解，無須提案予刑事大法庭，應依該見解就本案為終局裁判，茲敘述理由如下： （一）毒品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於修正後，檢察官可依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 第 1 項第 4 款至第 6 款或第 8款規定，為多元之附條件緩起訴處分，不限於「附命緩起訴」，以使毒品施用者獲得有利於戒除毒癮之適當處遇，且該附條件緩起訴經撤銷後，檢察官應繼續偵查或起訴，其立法理由並說明：「緩起訴處分是利用機構外之處遇，協助施用毒品者戒除毒癮，為達成戒除毒癮之目的，於撤銷緩起訴處分後，宜由檢察官依法繼續偵查或起訴，亦即仍有現行條文第 20 條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制度之適用，俾利以機構內之處遇方式協助其戒除毒癮，亦得為不同條件或期限之緩起訴處分」等語，與修正前所定之「依法追訴」不同，則新法規定之附條件緩起訴處分與曾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處遇，已無法等同視之。 （二）修正後毒品條例對於施用毒品者之思維，已擺脫以往側重於「犯人」身分之處罰，著重其為病患之特質，因此放寬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制度之適用時機，以協助施用者戒除毒癮，復基於憲法應保障人民之生存權，及根據每個國民生存照顧需要提供基本給付之理念，對於經監獄監禁處遇後仍再犯之施用毒品者，更應恢復以機構內、外之治療協助其戒除毒癮，是以修正後毒品條例第 20 條第 3項所謂「3 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不論修正施行前、後）距最近 1 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 3 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施用毒品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亦即對於戒除毒癮不易者，唯有以機構內、外處遇及刑事制裁等方式交替運用，以期能控制或改善其至完全戒除毒癮，此為本院已達成一致之法律見解。則被告縱為屢犯施用毒品罪之成癮慣犯，其間復曾因施用毒品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只要本次再犯施用毒品罪距其最近 1 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已逾 3 年者，既仍有修正後毒品條例第 20 條第 3 項規定之適用，依舉重明輕之法理，倘僅經檢察官為「附命緩起訴」而非起訴、判刑，不論有無完成戒癮治療，其再犯更有適用同條例第 20 條第3 項規定，施以「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必要。 （三）肯定說所憑論據，應係源於本院 104 年度第 2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所採甲說，略謂：毒品條例於 97 年 4 月30 日修正後，對於進入司法程序之戒癮治療方式，採取「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及「附命緩起訴」雙軌制，其目的在給予施用毒品者戒毒自新機會。被告既同意參加戒癮治療，而由檢察官採行「附命緩起訴」方式，此後「附命緩起訴」經撤銷，自不能再改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方式，重啟處遇程序。是該條例第 24 條乃一般刑事訴訟程序之例外規定，屬刑事訴訟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之「其他法律所定之訴訟程序」。該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第 1 項）緩起訴處分，經撤銷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已明示施用毒品案件於撤銷緩起訴處分後之法律效果為「依法追訴」，此乃因被告事實上已接受等同「觀察、勒戒」之處遇，惟其竟未能履行該條件，自應於撤銷緩起訴處分後就前案依法起訴，而無再次聲請法院裁定觀察、勒戒之必要。而「附命緩起訴」後，5 年內（修正後為 3 年）再犯施用毒品罪者，因其事實上已接受等同「觀察、勒戒」處遇，顯見再犯率甚高，原規劃之制度功能已無法發揮成效，自得依該毒品條例第 23 條第 2項或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之相同法理，逕行提起公訴，無再依該毒品條例第 20 條第 l 項重為聲請觀察、勒戒必要。否則若被告心存僥倖，有意避險，選擇對其較有利之戒癮治療，如有再犯，又可規避直接起訴之規定，自與法律規範目的有悖等旨。惟關於修正前毒品條例第 24 條第 2 項所定之「附命緩起訴」經撤銷後，仍應回復原緩起訴處分不存在之狀態，由檢察官就該次施用毒品行為依法為相關處分，並不能等同曾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處遇而逕行起訴，業經本院 110 年度台非字第 98 號判決循刑事大法庭之徵詢程序，獲本院各刑事庭同意而達成一致之見解，變更本院依 100 年度第 l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所採結論，則上開本院 l04 年度第 2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及前揭肯定說所持論據，已失所依附，無從再予採憑。況且被告因未完成戒癮治療而經撤銷「附命緩起訴」時，其再犯施用毒品罪既能獲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機會，倘謂已依「附命緩起訴」而完成戒癮治療之被告，且該「附命緩起訴」未經撤銷，其再犯施用毒品罪反而應予起訴、判刑，亦難得其平。 （四）毒品條例於 97 年修正增訂第 24 條「附命緩起訴」之規定，僅在就該次施用毒品之犯行，暫時排除同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第23 條第 2 項所定觀察、勒戒及再犯追訴程序之適用（即雙軌制），此觀其法文自明，應無對於依該規定完成戒癮治療者，賦予等同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而使再犯施用毒品犯行，滿足訴追條件之效力，否則何以並無類此之相關規定，亦即所謂「雙軌制」，對再犯者尚非不能換軌。再「附命緩起訴」戒癮治療之執行，係以社區醫療（機構外醫療體系）處遇替代監禁式治療，使施用毒品者得繼續正常家庭及社會生活，實非集中於勒戒處所，而受監所矯正、管理，仍難脫其「收容」或「處罰」外觀者，所可比擬，恐難遽認已完成該戒癮治療者，即無再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遇之實效。是以，於機構外之戒癮治療難達其成效時，再施以機構內之強制處遇，亦屬循序漸進之合理矯治方式。雖依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 第 2 項及 110 年 5 月 1 日修正施行前「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第 6 條第1 項規定（修正後為第 4 條第 1 項），檢察官為「附命緩起訴」前，應得被告之同意，並向其說明完成戒癮治療應遵守事項，惟將被告完成戒癮治療之同意，擬制發生無庸再行「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程序之效果，是否為被告於同意當時所預期，仍非無疑，恐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造成突襲，而侵犯被告程序保障之虞。況毒品條例第 23 條第 2 項之「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乃法定訴追要件，逕將完成「附命緩起訴」之戒癮治療者，等同於該條項所定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更有牴觸不利類推禁止原則之嫌，難謂妥適。 （五）或謂倘完成「附命緩起訴」所採用之戒癮治療，無法等同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執行完畢釋放，仍需再行該機構內之處遇，可能導致程序繁複，而降低檢察官運用「附命緩起訴」之意願云云，惟新法施行後已採行多元之「附條件緩起訴」，本無等同「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之效果，應不生此等疑慮，且實務上是否會發生該負面之效應，亦應由待執行機關根據實施結果通盤檢討，必要時亦應循立法方式解決，無從由法院以造法方式因應。 （六）綜上所述，本案徵詢之法律問題，應採不得未進行「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等程序，即逕行起訴之否定說。

受徵詢之各刑事庭，均主張採取否定說見解，已達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無須提案予大法庭裁判，即應依該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裁判。

經徵詢庭與受徵詢庭均採依重法優於輕法原則論處之見解，已達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無須提案予刑事大法庭裁判，即應依該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裁判。

經徵詢庭與受徵詢庭均採上開否定說之見解，已達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此部分無須提案予刑事大法庭裁判，即應依該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裁判。法律爭議一採取否定說之見解，理由為：民國 93 年 4 月 28 日修正前證交法第 171 條第 1項第 2 款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其立法目的，係以已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受僱人等相關人員，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行為且不合營業常規，嚴重影響公司及投資人權益，有詐欺及背信之嫌，因受害對象包括廣大之社會投資大眾，犯罪惡性重大，實有必要嚴以懲處，以發揮嚇阻犯罪之效果。因此，在適用上自應參酌其立法目的，以求得法規範之真義。所謂「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衹要形式上具有交易行為之外觀，實質上對公司不利益，而與一般常規交易顯不相當，其犯罪即屬成立。以交易行為為手段之利益輸送、掏空公司資產等行為，固屬之，在以行詐欺及背信為目的，徒具交易形式，實質並無交易之虛假行為，因其惡性尤甚於有實際交易而不合營業常規之犯罪，自亦屬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範疇。不因 93 年修法時，為期法律適用之明確，另增訂第 3 款之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背信、侵占罪，即認虛假交易行為不構成前揭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

其向偽造有價證券之行為人提起自訴，程序合法」，已達成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應依該見解就本案為終局裁判，合先敘明。 二、茲敘述理由如下：按刑事訴訟法第 319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犯罪之被害人得提起自訴。」所稱犯罪之被害人，以因犯罪而直接被害之人為限，而所謂直接被害人，係指因他人之犯罪而直接受其侵害者而言。與國家或社會法益同時被害之個人，仍不失為因犯罪而直接被害之人。有價證券之本質，在得自由轉讓流通，且其實行券面所載之權利與其占有證券有不可分離之關係，申言之，執有有價證券者，始得主張券面所載之權利，若不占有證券即不得主張權利。執有之支票因偽造而不能兌現，固為破壞社會交易之信用，有害社會法益，但同時業侵害執票人之權利，不能謂於個人法益未受損害。因而善意取得該支票之人，自係其直接被害人而得對該偽造支票之行為人提起自訴。從而，行為人偽造有價證券後復持以行使，不唯被偽造之名義人，偽造有價證券之執票人亦係因偽造有價證券犯罪而遭受侵害之直接被害人，依刑事訴訟法第 319 條第 1 項規定，自得提起自訴。

經徵詢庭與受徵詢庭均採上開權衡判斷說之見解，已達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無須提案予刑事大法庭裁判，即應依該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裁判。 （二）權利領域說求諸於人權保障論，被告祇能主張排除侵害其憲法上權利取得之證據，對於侵害他人權利而取得之證據，則不具備主張排除之當事人適格。權衡判斷說則基於維護司法正潔性與嚇阻違法論，縱被告並非政府機關違反法定程序之權利受害者，而是關係第三人，仍應容許被告主張證據排除。我國證據排除法則並不生主張排除之當事人適格問題，倘採權利領域說，將主張排除者侷限於權利受侵害者始可為之，即失之偏狹，亦乏正當性。且刑事訴訟法第 181 條之證人拒絕證言權不僅在於保護證人免於陷於三難困境以致自證己罪，亦同時使被告免於陷入困境之證人所為虛偽不實陳述之危險。因此，法院或檢察官如有違反刑事訴訟法第 186 條第 2 項之告知程序，所取得證人之證詞，不僅侵害證人之權利，也讓證人因不知可拒絕證言而產生誣攀或推諉被告之危險，自應容許被告主張證據排除。但為兼顧程序正義及發現實體真實，法院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158 條之 4 規定權衡判斷證人證言證據能力之有無。

案由：請求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提案大法庭。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三日民法第一○七九條修正公布前，以收養之意思，收養他人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為子女者，如未成年人有法定代理人，且該法定代理人事實上能為意思表示時，應由其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始成立收養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