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鄭越駿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6465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做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此為刑事訴訟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且較民國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同年9月1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證據章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更為嚴謹，自應優先適用。依上開規定，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3號判決參照）。準此，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部分，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而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之適用，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是本判決所引用證人之警詢筆錄，僅於認定被告鄭越駿所犯偽造文書、詐欺部分具有證據能力，並予敘明。

三、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行「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補充為「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社群軟體暱稱『Tony楊』之人」、第3至4行「、利用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方式」更正刪除、第4行「行使偽造私文書」更正為「偽造私文書及偽造特種文書」、第13行補充「列印偽造之『泓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第16行「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更正為「『Tony楊』」；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鄭越駿於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四、應適用之法律及科刑審酌事由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2人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而該條例第47條修正後需於偵查中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和解之金額始得減輕其刑，且立法理由載明未遂犯無該條規定適用。經比較修正前後規定，本案修正後規定均未較有利於被告，自應整體適用修正前即被告行為時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

㈡、本案依被告供述，其依指示之內容及行為期間，可知其受詐欺集團成員指揮，而為之分工內容，足見該集團，層層指揮，組織縝密，分工精細，並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者，而係三人以上，以實施詐欺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堪認被告此部分行為已構成參與組織而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組織罪甚明。而本案為被告參與上開詐欺集團犯行後首次繫屬於法院之案件，自應論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組織罪。起訴意旨於論罪欄雖漏未論列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罪嫌，然業於犯罪事實欄載明被告加入詐欺集團等語，自為本案起訴範圍，且經本院補充告知，自應由本院依法審判。

㈢、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2分之1：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觀諸上開規定，係依行為人之行為態樣，而特設之加重處罰，與原定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2款之犯罪類型有異，自屬犯罪類型變更，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合先敘明。而起訴意旨雖認被告本案所為，亦同時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重事由，而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惟本案被告係依指示向被害人陳敬文收款，尚非對被害人以網路施以投資詐術之人，卷內亦乏積極證據證明其主觀上知悉詐欺集團成員係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方式詐欺被害人，自無從逕以前開罪名論處，起訴意旨容有誤會，惟因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又起訴書雖漏未論列被告一行為同時涉犯偽造特種文書罪，然前開部分與被告所犯詐欺取財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自為本件起訴效力所及，並經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此部分罪名，及本院補充告知，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爰亦變更起訴法條。

㈣、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2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2項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㈤、被告與邱鉦凱（業經本院另為判決）、「Tony楊」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本案上揭犯行，均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並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故其等就前揭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㈥、被告所犯上開行為間具有行為局部、重疊之同一性，應認所犯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2項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

㈦、查本案偵查中司法警察雖漏未訊問被告是否坦承犯行，檢察官亦未傳喚被告，致被告未及自白，惟其對於詐欺構成要件事實於警詢已供述詳實，且其既於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自白犯行，自不能僅因偵查中漏未訊問其是否認罪，而認其未於偵查中自白，又其供稱無犯罪所得，卷內亦無證據證明其有犯罪所得，爰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予以減輕其刑。且寬認其合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減刑事由。而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若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或第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109年度台上字第393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爰就本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減輕其刑部分作為科刑審酌事項，應予敘明。

㈧、被告因著手詐欺取財而未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並依法遞減之。

㈨、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案原負責依指示向已遭詐欺準備付款之被害人收款，幸員警於被告收款前即時查獲而未遂等情，嗣被告亦配合員警假意取、交款而循線查獲收水共犯，兼衡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其雖有意願與被害人和解，惟告訴人經安排調解並未到庭，亦未以書面表示意見，及被告合於前開輕罪之減刑事宜之量刑有利因子，並參酌被告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自述目前在工地打臨時工及鷹架工程，日薪新臺幣（下同）2,500元至3,000元不等，需扶養無業之子女及同居人之生活狀況及無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五、沒收部分

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扣案如附表所示偽造之收據及工作證，為被告所有供本案犯行所生之物，爰均依前開規定，諭知沒收之。又上開收據既已諭知沒收，其上偽造之印文自毋庸再為沒收之諭知，附此敘明。

㈡、而被告供稱本案犯行並未獲得報酬等語，卷內亦無證據證明其有犯罪所得，自無從諭知沒收。

六、起訴意旨雖認被告上揭犯行尚同時涉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之洗錢未遂罪嫌等語。然查，本案係被告於列印製作文書後即遭員警盤查查獲，嗣後係為配合員警查緝共犯而收款，尚難認係基於洗錢之犯意所為，是被告並未著手於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之洗錢行為，自難認被告有此部分共同犯行。又起訴意旨雖認被告上揭犯行亦同時涉犯刑法第216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惟查，本案係被告於列印製作文書時即遭員警盤查，嗣後係為配合員警查緝共犯而出示文書，尚難認係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所為；此部分雖經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更正，然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有記載，即為應審判對象，非經撤回起訴，法院仍有審判之義務（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402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前開部分依起訴意旨，均與上揭成罪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第300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第8條第1項後段，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210條、第212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2項、第28條、第55條、第25條第2項、第38條第2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承勳提起公訴，檢察官牟芮君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