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98年度抗字第281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98年度抗字第281號

抗告人

即自訴人

乙○○

被告

甲○○

上列抗告人因被告甲○○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98年3 月10日所為駁回自訴之裁定（97年度自字第2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①原裁定理由認「黃有理次女明治38年4月27日養子緣組入戶籍，並於大正2年5月7日由黃氏旦更名為周黃氏旦等情，已有讓人以為周黃氏旦即周有慶養女情…被告主觀上合理確信周黃氏旦為周有慶之繼承人繼承派下權…」，係置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64 號民事判決已確認之法律關係不論，以違反該判決意旨之證據作為心證之依據，違反論理法則。又原裁定就最高法院前揭判決確認被告無派下權之證據均不予採取，亦未說明理由，顯有裁判不備理由之違法。②被告明知其母為周黃氏旦之私生女，明顯無派下權，其竟利用不實之證據，藉法院之錯誤裁判，於民、刑事訴訟進行中索取不法利益1 億元，以為詐欺之手段，該訴訟行為之本身即係欺罔行為，自屬訴訟詐欺，被告對於該鉅額款項無法舉證有何權利，其借用訴訟程序施詐灼然甚明。抗告人因此陷於錯誤，經由羅宗熹等人與被告接洽，惟因被告拒不降價，致未交付。原審調查證據已明瞭被告施詐情事，被告亦承認確有要求鉅款情事，衡諸經驗法則，抗告人既無任何義務應給付被告鉅款，即被告亦無任何權源請求抗告人給付此龐大金額，應屬訴訟詐欺，則原裁定顯屬違背經驗法則。被告無債權、物權或其他身分權得向抗告人主張權利，如無權利人濫行興訟藉事端需索鉅款，旋要求付款和解互相讓步，原裁定竟認無違常情，若原裁定為是，則任何人均可藉故興訟獲得不法利益而不構成犯罪。③被告於訴訟中頻頻找人到場旁聽，庭訊完畢即開高價索款，業經抗告人於原審具狀聲請傳訊證人，詎料原審不予傳訊調查，更未說明不調查理由，訴訟程序顯然違法云云。

二、按法院或受命法官於自訴案件第1 次審判期日前訊問及調查結果，如認案件有刑事訴訟法第 252條、第253條、第254條之情形者，得以裁定駁回自訴，同法第326條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刑法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44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原裁定以被告係依其提出之周氏族譜、戶籍謄本及招婚謄本、周黃氏旦日據時期戶籍謄本等資料，及其確實有祀奉周有慶、周黃氏旦、周勸等人之牌位等事實，主觀合理確信其己身為祭祀公業周元榮、周元榮公榮文公、周元榮公、周榮文之派下員，乃於民國89年、91年間，對抗告人另案提起民事訴訟或非訟、刑事告訴，雖關於被告是否為上開祭祀公業派下員之紛爭（下稱系爭派下權糾紛），因抗告人前於90年間對本件被告提起確認被告甲○○對祭祀公業周元榮、周元榮公榮文公、周元榮公、周榮文之派下權不存在民事訴訟，並經原審法院於95年9 月25日以90年度訴字第6339號判決駁回該案原告即本件抗告人訴訟，嗣經抗告人提起上訴，本院民事庭於96年7月24日以95年度重上字第573號判決被告甲○○並無享有本件祭祀公業派下權，固經最高法院再於97年1 月24日以97年臺上字第164 號駁回上訴確定，然被告對於系爭派下權糾紛在97年判決確定前，以民事訴訟、非訟或刑事告訴確保其主張之派下員權益，仍屬被告訴訟上之權利；而系爭派下權糾紛因涉及土地甚多，且位於臺北市○○區○地段，則被告於該案訴訟中所提和解金額，尚難認顯非合理，另參諸派下權存在與否之訴訟程序甚為冗長，則被告於95年提出願與抗告人和解之條件，亦不悖於常情；況被告並非積極提出偽造之事證以詐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原審因認被告並無構成訴訟詐欺情事，尚不足以認定其有抗告人所指述之詐欺未遂犯行等節，論述綦詳，且核原裁定之認定，亦無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抗告人徒以被告借用訴訟程序施詐云云，未能進一步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仍執陳詞爭執，尚無足採。

㈡原裁定係以被告所提出之周氏族譜、戶籍謄本及招婚謄本、周黃氏旦日據時期戶籍謄本等資料，及其確實有祀奉周有慶、周黃氏旦、周勸等人之牌位等事實，佐證被告於89年、91年間提出訴訟、非訟，確保派下員權利之時，主觀相信其自身有派下權，故無詐欺犯意，原審並非肯認被告確有派下權。則抗告意旨以原裁定置最高法院已確認之法律關係不論，而就最高法院前揭確定判決確認被告無派下權之證據不予採取，亦未說明理由云云，容屬誤解。

㈢抗告人於原審聲請傳喚證人黃福綿、蔡易成、羅宗熹等人，待證事項係被告簽立授權書後，交與黃福綿、蔡易成持向抗告人、羅宗熹索討款項，蔡易成每次民、刑訴訟開庭均準時出席，固有抗告人提出於原審之97年5月1日刑事陳報狀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19至120頁）。惟查被告並不否認其曾於95年4月19日授權訴外人黃福綿與抗告人洽談和解事宜，以1億元為和解條件，縱令蔡易成確於該案每次民、刑訴訟開庭均準時出席，亦與本件案情無關，實無調查之必要，原審未對此再行調查，尚難謂有何調查未盡之違誤。抗告人執此指摘，亦非可採。

四、綜上，被告基於主觀合理確信，於民國89年、91年間，對抗告人另案提起民事訴訟或非訟、刑事告訴，尚屬其訴訟權利行使之合法範圍，被告於訴訟程序中提出和解條件，亦非顯不合理，尚難徒憑抗告人之片面指訴，遽認被告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抗告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之詐欺犯意。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之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詐欺取財未遂之犯行，是被告犯罪嫌疑顯有不足，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依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3項裁定駁回自訴，核無違誤，應予維持。抗告人猶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而提起抗告，非有理由，其抗告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刑事第二十庭審判長法　官 楊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