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634號｜法律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台上字第634號上　訴　人　蘇正一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07 年6 月26日第二審判決（107 年度上易字第399 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5 年度偵字第20607 、20617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上訴人蘇正一上訴意旨略謂：㈠我前因申辦行動電話門號（含本件涉案「0000000000」行動電話門號），轉售予綽號「阿偉」之人使用，曾因而被同案被告陳柔蒨（所犯共同詐欺取財罪，經原審判刑，未上訴，已確定）另案指控涉犯有幫助重利罪嫌，惟該案業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以104 年度偵字第8142號處分不起訴確定（下稱前案），然觀諸本件所涉犯幫助詐欺案之行為，與前案我被指控的情節，不僅被告相同，犯罪事實亦同一，當屬所謂的「同一案件」，尤其是當時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亦有意將本案移轉嘉義地檢署一併偵辦，並獲該署同意，此有新北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從而，本件理當為前案不起訴處分效力所及，不得再行起訴。原審不察，徒以前案與本件所涉罪名不同，非同一案件，遽逕為實體上之審判，顯然於法有違。㈡陳柔蒨所提出記載有「陳琪勳」（按係證人何宜璋的化名）所持用之電話號碼的文書資料，性質上屬「傳聞書面」，非「特信性文書」，且與我所涉事實，不具備關聯性，理當不得作為證據使用；尤以該文書所載「陳琪勳」之聯絡電話有2 個，「陳琪勳」究竟係使用哪支電話作為詐欺、聯繫的工具，原審並未究明，豈能擅斷？何況證人即被指化名為「陳琪勳」的何宜璋（未據起訴），於原審審理時，亦否認曾使用該「0000000000」行動電話門號，證人即合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迪公司）承辦人謝瑞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也證稱：係透過「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陳琪勳」聯繫等語，且本案卷內亦無「陳琪勳」使用「0000000000」門號，與陳柔蒨、合迪公司人員、謝瑞益及張嘉芬（按係弘達國際汽車有限公司承辦人）等人聯絡之通聯紀錄，或相關證據。原審未說明何宜璋所為上開有利於我的陳述，何以不足採的理由，竟在無其他證據可佐之情形下，仍認為我構成幫助詐欺犯行，自有查證未盡、違反採證法則及判決理由欠備的違誤。㈢此外，原判決所列「債權讓與同意書」、陳柔蒨以「時期公司」名義開立之本票、以「維多密亞公司」名義開立之支票、分期付款同意書、汽車牌照登記書、動產擔保交易動產抵押設定登記申請書、借據、「陳琪勳」以「時期公司」受託人名義簽立之中古汽車（介紹買賣）合約書、車況確認單、撥款委託書、匯款委託書、購買本件汽車之發票、本件汽車之行照、保險證及車輛照片、法務部票據信用資訊連結作業列印資料等證據資料（下稱債權讓與同意書等證據資料），皆與我的犯罪事實無關，全應認不具證據能力。詎原審逕以上揭證據作為裁判基礎，亦有悖於證據法則。㈣我僅高職畢業，靠打零工維生，祇因朋友告知辦門號不會有事情，且有「好康」，在社會經驗及智慮不足情形下，申辦系爭門號供他人使用，我主觀上不具備有幫助詐欺的違法性認識。退步言，縱然認為我對於交付之SIM 卡，可能被供作為詐欺犯行有預見，此至多只能成立「確信其不發生」之「有認識過失」的幫助犯，並不為罪。原審徒以「常理判斷」或「常情事理」，遽推論我具備有幫助詐欺的不確定故意，同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理由欠備的情形存在。三、惟查：㈠按同一案件經不起訴處分已確定或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非有刑事訴訟法第260 條所列各款之情形者，不得再行起訴，亦即賦予不起訴、緩起訴處分實體之確定力，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260 條之規定自明；其所謂同一案件，係指案件之被告及事實均屬同一而言，具體來說，一個自然的社會事實，在法律上之評價是否具備有同一性？案件是否同一？應從犯罪主體之被告、犯罪之時日、處所、方法、行為態樣以及被害法益之內容等等加以判斷，並考量其間之一致、類似、相近、包含性等關係，為綜合的評價；審理事實之法院，綜據卷內訴訟資料，就此「同一案件」與否的認定、評價，苟無悖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背法令。原判決本諸前旨，業於其理由欄貳─二─㈡─5.內，詳為說明本件何以與前案非屬「同一案件」的理由，並析述：上訴人前曾因重利案件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因正犯「陳琪勳」罪嫌不足，乃基於幫助犯之從屬性原則，為不起訴處分），然而本件上訴人所涉則為「幫助詐欺」罪名，兩案的犯罪事實（含行為態樣、被害法益）不相同，難認為「同一案件」。經核於法並無不合。此部分上訴意旨，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的事項於不顧，自作主張，妄指違法，不能認為合法的第三審上訴理由。㈡證據的取捨、證據證明力的判斷及事實的認定（含是否具有幫助犯之主觀犯意，而能成立幫助犯），都屬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裁量的職權，此項自由判斷職權的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指，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 條第1 項規定意旨甚明，自難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而據為上訴第三審的適法理由。至於同法第379 條第10款所稱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有調查的必要性，並有調查的可能性，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的基礎者而言；倘事實業臻明確，自毋庸為其他無益的調查，亦無所謂未盡證據調查職責的違法情形存在。又證明同一事實內容之證據，如有二種以上，而其中一種之證據緃有違證據法則，然除去該部分，綜合案內其他證據，仍應為同一事實之認定者，則原審此項違誤並不影響於判決，即不得指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法。原判決主要係依憑上訴人迭於偵查、法院審理中，坦承：在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內湖子門市，申辦「0000000000」行動電話門號後，旋即將上開門號晶片卡（SIM 卡）交付予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偉」之人的部分自白；證人即同案被告陳柔蒨於歷審審理中，堅稱：何宜璋化名為「陳琪勳」，係以「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我聯繫本件購車貸款事宜等語，並以記載有「陳琪勳電話『00000000000 』；00000000000 」的監視器翻拍照片，補充其說明（按陳柔蒨在原審審判程序中，經審判長提示就該紙文書後，表示「這個就是當初陳琪勳留的電話號碼，這張紙是我公司的，我當庭拿給檢察官的」〈見原審卷第128 頁〉，實係以該文書中，有關「電話號碼」之記載，援為其供述之一部）；系爭行動電話門號申辦資料等各項證據資料，乃認定上訴人確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二所載的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無罪之諭知，改判論處上訴人以幫助詐欺取財罪刑，併為相關沒收之諭知。原判決復對於上訴人矢口否認有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所為略如前揭第三審上訴意旨所載之辯解，如何係飾卸之詞，不足採信，除據卷內訴訟資料詳為指駁、說明外，並析述：⒈觀諸債權讓與同意書等證據資料，足證陳柔蒨與化名為「陳琪勳」的何宜璋，共同犯有詐欺取財罪；何宜璋否認持用系爭「0000000000」行動電話門號，與事實不符、難信。 ⒉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並無特殊資格或使用目的之限制，凡有需求者均可申辦，復可向不同電信業者申請數個不同門號，倘不自行申辦，反無故蒐集不特定人之行動電話門號並給予報酬，依常理判斷，即可能以此作為與財產犯罪有關之工具，且詐欺集團利用行動電話門號從事詐騙乙節，早經傳播媒體廣為報導，上訴人高職畢業、有社會經驗，為具備通常智識能力的成年人，對此自難諉為不知；況上訴人自承係受認識僅2 個月左右，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的「阿偉」及其老闆「長腳」之託，同時申辦4 個門號（超乎一般正常的使用目的），並以新臺幣1 萬2 千元之高價，交「阿偉」收購，益徵上訴人主觀上有幫助詐欺的不確定故意。以上所為之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都有各項證據資料在案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項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推論，自形式上觀察，即未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且事證已臻明確。原審援引陳柔蒨所提出之前揭監視器翻拍照片為據，「佐證」其陳述非虛（見原判決第11頁第6-11行），其判決理由之文字用語，雖未臻精確，致令有以此文書為證據方法之疑慮，然除去此部分後，經綜合案內其他證據，對於上訴人犯罪事實的認定，仍不生影響。此部分上訴意旨，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的事項於不顧，或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的適法行使，持異評價，妄指違法，或就屬枝節之事，漫為指摘，且猶執陳詞，仍為單純的事實爭議，難認為適法的上訴第三審理由。依上說明，應認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 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1 日最高法院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官洪昌宏法官吳信銘法官許錦印法官王國棟法官李釱任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5 日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63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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