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68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1468號

上訴人

林界鋐

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0年11月11日第二審判決（110 年度上訴字第659號，起訴案號：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08 年度偵字第3784、3935、4206、5129號

、108年度少連偵字第6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經審理後，認定上訴人林界鋐（暱稱「木倉」）參與暱稱「部長」、「齊天大聖」等不詳姓名成年男子所組成3 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下稱詐欺集團），招募楊晟鴻（暱稱「 CPT」），楊晟鴻再邀羅康廷（以上2 人均已判處罪刑確定）參與上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而有原判決事實欄（下稱事實欄）所載如其附表（下稱附表）二所示3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下稱加重詐欺）共6 次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之判決，改判仍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加重詐欺計6 罪刑（其中附表二編號1部分想像競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第4條第1項之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一般洗錢罪〈下稱一般洗錢罪〉；其餘5 罪部分則均想像競合犯一般洗錢罪），已詳敘其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

三、關於卷附證據之證據能力部分，上訴人及其辯護人於原審審理時主張同案被告羅康廷、楊晟鴻之警詢筆錄無證據能力，其餘證據則無意見等語。上訴意旨以原判決引用無證據能力之楊晟鴻警詢筆錄，據為認定伊有罪之證據，與證據法則有違云云。然查原判決第6 頁第29、30行已說明「並據證人即共同被告楊晟鴻、羅康廷於偵查及原審（指第一審）審理時證述在卷」，並未引用羅康廷、楊晟鴻之警詢筆錄據為認定上訴人有罪之依憑，且所書明之出處即108 年偵字第4206號卷第193至195頁所載證據資料，亦係楊晟鴻之偵訊筆錄，並非其警詢筆錄（至另書明出處即上開偵查卷第179至184頁所載證據資料固係其警詢筆錄，然依上開引用證據之說明，此頁數顯係誤植），上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尚有誤會，自非依卷內資料而為指摘，容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四、證據之取捨與其證明力之判斷，以及事實有無之認定，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據證明力並不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即不容任意指為違背法令，而執為第三審適法之上訴理由。又證據係由法院自由判斷之，故證人之證言縱令先後未盡相符或互有矛盾，但事實審法院本於審理所得之心證，就其證言一部分認為確實可信予以採取，原非法所不許。復同一證人前後證述彼此不能相容，則採信同一證人之部分證言時，當然排除其他部分之證言，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結果，縱未於判決理由內說明捨棄他部分證言，而僅說明採用某部分證言之理由，於判決本旨亦無影響。本件原判決係綜合全案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所得，依憑上訴人於第一審所為之自白及在原審所為不利己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羅康廷、楊晟鴻、（即附表一所示提供帳戶者）范○詳、陳有璟、陳佳良、（即附表二所示被害人）丁○○、丙○○、戊○○、庚○○、己○○、乙○○分別於警詢、偵訊、第一審及原審所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佐以如原判決第7、8、10、11頁所載之相關證據資料，依法認定上訴人有事實欄所載如附表二所示加重詐欺6 次犯行。並就上訴人於原審否認上開犯行及辯護人為上訴人辯護稱：上訴人只是偶然性介紹楊晟鴻予「部長」之人及拿取簿子而已，並不是專門媒介「車手（即領取詐騙款項之人）」參與該詐欺集團，且集團其他成員也沒有見過上訴人，應不符合參與犯罪組織之要件；又上訴人介紹楊晟鴻的行為並未獲得任何利益，亦未參與任何提款行為，而所拿簿子因當初係包在彌封的包裹內，上訴人並不知道裡面是什麼等詞，如何俱不足採，另與上開不利上訴人之證據有所出入部分之證詞，如何不足採憑或不足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亦依卷內證據資料予以指駁及說明。復就所確認之事實，敘明上訴人於第一審審理時已坦承上開犯行，與羅康廷、楊晟鴻2 位證人即共犯之證言相互勾稽，上訴人係先於該2 位證人加入「部長」、「齊天大聖」所屬之詐欺集團，並以「木倉」之暱稱與詐欺集團成員於通訊軟體LINE中聯繫，且招募、推薦楊晟鴻加入該詐欺集團，楊晟鴻再推薦羅康廷予上訴人，嗣因羅康廷當「車手」時操作金融卡失誤被提款機沒入，致詐欺集團損失該金融卡所屬帳戶內之詐騙款項新臺幣（下同）8 萬元，羅康廷因而覺得不妥乃表示要退出該詐欺集團，上訴人即依該詐欺集團之指示，於民國108年6月25日赴羅康廷住處附近超商外，與羅康廷及其父親洽談該金融卡被提款機沒入導致損失之賠償事宜，最後以扣除羅康廷擔任車手應得之報酬 1萬元後，賠償7萬元達成協議，羅康廷除於同日即交付5萬元外，並同時交付其原先已領取之包裹予上訴人，再於同年月30 日匯款2萬元至上訴人帳戶內等情無誤，又「部長」、「齊天大聖」所屬詐欺集團之分工方式，係先由詐欺集團成員以不詳方式取得他人之帳戶資料，羅康廷再依詐欺集團指示，於指定之時、地、超商領取內裝帳戶資料之包裹，將包裹交給上訴人，上訴人再指示楊晟鴻收取該包裹，詐欺集團成員即在指定地點拿取楊晟鴻放置之包裹，並取出包裹內之金融卡、密碼交給楊晟鴻，再轉交給羅康廷。該詐欺集團於向被害人詐得款項後，旋指示羅康廷或其他車手持上開交付之金融卡、密碼前往ATM 提款，楊晟鴻則在旁監控，得手後楊晟鴻即收回羅康廷或其他車手所提領之款項、金融卡及密碼，再轉交上訴人或其他詐欺集團成員上交予「齊天大聖」、「部長」等情，業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08 年度金訴字第80號判決（判處共犯楊晟鴻、羅康廷罪刑）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以109年度金訴字第437號判決（判處上訴人、楊晟鴻罪刑）認定屬實無訛，且有上訴人與楊晟鴻間以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附於前揭臺中地院109 年度金訴字第437 號詐欺案卷內可稽，本件如附表二所示各次加重詐欺運作模式，固係由楊晟鴻、羅康廷與詐欺集團上游聯繫後，各依詐欺集團上游「齊天大聖」等人指示，或收受內含有提款卡之包裹給詐欺集團成員（如附表二編號5、6所示），或監控或提領前開被害人遭詐騙之款項（如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雖無證據可證明上訴人與楊晟鴻、羅康廷直接以電話詐欺各被害人，然上訴人既有參與分工，且係該詐欺集團所為本件犯罪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應認其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遂行犯罪之目的，上訴人就本件加重詐欺犯行（含想像競合犯行部分）與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皆為共同正犯，因認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翻異前詞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尚不足採信，上訴人於第一審審理時之自白具任意性且與事實相符，自堪足採等旨。所為論斷，核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無違，亦無判決理由矛盾、證據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情事，復無上訴意旨指稱楊晟鴻於偵查中證詞反覆之情形。核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不能任意指摘為違法。

五、法院於審判期日應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具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有調查必要性及可能性之證據者而言；若法院認為所欲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別無調查其他證據之必要，因而未依聲請為無益之調查，尚無違法可言。本件原審審理時，已依上訴人之聲請傳喚證人楊晟鴻、羅康廷到庭為交互詰問，並將楊晟鴻於原審法院另案110年度金上訴字第916、1532號之審判筆錄列為證據，提示調查辯論，原判決復於理由說明楊晟鴻事後所為有利於上訴人證述，如何與卷內證據不符，顯係迴護上訴人之詞而不足採信，且本件事證已明，而未再為其他無益之調查，核亦屬原審職權之合法行使，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六、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白之論敘於不顧，仍謂：伊僅係介紹楊晟鴻予「部長」之人而已，並未參與本件詐欺集團之分工，且原判決僅以同案被告楊晟鴻、羅康廷偵查中之證述，及引用上開另案判決，即認定伊有參與本件詐欺集團，然卷內其餘證據資料均無法作為伊於第一審自白之補強證據，而得以證明該等共犯之證述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且縱令伊之行為構成犯罪，至多僅成立一次犯罪，且應論以幫助詐欺，原審以伊前往洽談羅康廷賠償事宜及收受賠償款項，遽為伊參與本件全部犯行之不利認定，顯有違誤云云。經核係憑持己見，再為事實上之爭執，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上枝節性之爭辯，要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七、綜上，應認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吳 信 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