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354號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1年度台抗字第354號

再抗告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林安紜

聲明異議人

即受刑人

謝春蘭

聲明異議人

即受刑人配偶

　　　　　　陳振興

上列再抗告人因受刑人偽證聲明異議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1 年2 月9 日駁回抗告裁定（111 年度抗字第186 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 條定有明文。本件係由受刑人即謝春蘭（下稱受刑人）之配偶陳振興於民國110 年12月28日具狀對於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同日之110 年度執字第10297 號不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指揮命令（下稱系爭指揮命令）聲明異議；而受刑人亦於同年12月29日具狀補充聲明異議之旨。故本件聲明異議人應為受刑人及其配偶陳振興2 人，雖原裁定當事人欄僅列受刑人1 人，然不影響陳振興同為聲明異議人之認定，合先敘明。

二、刑罰係由法院裁判後，由檢察官執行實現裁判之內容，完成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故執行有罪判決是行使刑事訴訟所確定之國家具體刑罰權。其目的係一方面藉由刑罰維護法秩序，滿足社會一般人的正義需求，另一方面則透過刑罰之執行，對於犯罪行為人產生懲儆作用，並於刑罰執行之過程中進行矯治改善教育，及對社會上潛在之犯罪行為人予以威嚇之作用。惟若在矯治機構執行例如短期自由刑，因受刑人接受懲戒感化時間甚短，無法達到預防之效果，甚至成為犯罪者短期進修學校，極易沾染惡習，相對弱化矯治功能；且受刑人不易感受刑罰之痛苦，進而輕視刑罰，自暴自棄；又因刑之執行迫使受刑人與社會隔離，產生標籤化，造成復歸社會之困難。是當刑罰執行之負面效應所帶來弊端，大於刑之執行所矯正優勢時，應如何執行刑罰，即有思考轉向之必要。在刑事政策上，對於短期自由刑，為確保刑之執行確實，並將對受刑人之不良影響減至最低，避免執行所產生之前述弊端，乃由法律明定其要件，允許以其他刑罰之方式或手段，代替原本刑罰手段之執行，即衍生出所謂「易刑處分」的刑之替代執行方式。

三、易刑處分中之「易服社會勞動」制度，旨在救濟短期自由刑之流弊，係基於特別預防刑事政策之立法，冀藉受短期自由刑宣告之受刑人，經由易服社會勞動之處罰促使改過遷善，達到復歸社會之刑罰目的。依刑法第41條第3 項、第4 項規定，對於受6 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不符同條第 1項易科罰金規定之受刑人，除有因身心健康狀況不堪負荷，執行顯有困難者外，只有在「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時，檢察官得不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則易服社會勞動制度，不僅可避免短期自由刑的流弊，對政府而言，可舒緩監獄擁擠問題、避免增（擴）建監獄、節省矯正費用、減少國家財政負擔；對社會而言，受刑人從監禁之消費者變成提供勞動服務之生產者，可創造產值、造福鄰里及回饋社會；對受刑人而言，可無庸入監執行，既能維持原有之工作與生活，又可兼顧家庭照顧。實為政府、社會及犯罪者三贏制度。故在執行之具體實踐上，本以准予易服社會勞動為原則。固然，檢察官對於受刑人是否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情形，有依據具體個案，審酌受刑人犯罪特性、情狀及個人因素等事項而為合於立法意旨之裁量權，惟仍須依據憲法及刑事訴訟法中之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受刑人之基本權及維繫其人性尊嚴，妥適運用，而於例外不准易服社會勞動時，應具有相當之理由。尤其對於已被援為定罪及量刑之事由，於執行刑罰時更應謹慎考量，避免有「重複評價」之嫌，亦不宜僅為配合政策、遏止犯罪或囿於輿情壓力，不分情節一律准否易服社會勞動。就此，法務部為妥適運用易服社會勞動之相關規定，並使檢察機關辦理易服社會勞動在執行作業上有統一客觀之標準可循，特制定（於108年1月日修正）「檢察機關辦理易服社會勞動作業要點」（下稱易服社會勞動作業要點，並列入臺灣高等檢察署執行手冊參考），其中第5點第8項對於：⑴、3 犯以上且每犯皆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宣告之累犯。⑵、前因故意犯罪而受逾6 月有期徒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而受有期徒刑之宣告者。⑶、前因故意犯罪於假釋中，故意再犯本案而受有期徒刑之宣告者。⑷、3 犯以上施用毒品者。⑸、數罪併罰，有4 罪以上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之宣告者。認「應為」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事由；於第5 點第9 項對於：

⑴、經通緝或拘提到案者。⑵、因有逃亡或反覆實施犯罪之虞而於執行時仍在押者，或另犯最輕本刑為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而於執行時仍在押者。⑶、前經准許易服社會勞動，嗣無正當理由不履行或履行期間屆滿仍未履行完畢，致執行原宣告之徒刑或拘役者。⑷、前經緩刑或緩起訴處分附帶命提供義務勞務，未依規定履行義務勞務而被撤銷緩刑或緩起訴處分確定者。⑸、有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其他事由者。認「得為」有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事由等。自得作為認定有無「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衡量標準之一，以避免恣意。

四、本件受刑人所犯偽證罪係最重本刑7 年以下有期徒刑，不符刑法第41條第1 項得易科罰金之規定，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以110 年度審簡字第418 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 月確定，屬有期徒刑之宣告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檢察官就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雖以「被告謝春蘭因108 年度選訴字第6 號妨害投票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4 月，緩刑3 年，嗣經上訴臺灣高等法院，然取巧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於上訴審審理程序中翻異其詞而犯本件偽證罪，浪費司法資源，混淆審判正確性，操弄司法程序，顯見其偽證行為之惡性非輕，確有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等由，裁量不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然已具國內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 5項揭櫫：「經判定犯罪者，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而刑事訴訟法第370 條第1 項前段規定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其旨亦在保障被告不會因害怕被第二審改判較重之刑而畏懼上訴，以維護其上訴權之行使，此應為絕對之權利；另同公約第14條第3 項第7 款亦明定：審判被控刑事罪時，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不得強迫被告自供或認罪」之最低限度保障，即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被告在訴訟上得為任何抗辯或主張無罪。以上皆為憲法上保障之訴訟權，且為刑事訴訟中之公正審判基本原則。檢察官以受刑人「取巧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於上訴審審理程序中翻異其詞」等由，不准其易服社會勞動，與前揭原則意旨有違背。再新北地院對於受刑人所犯偽證罪之量刑審酌，已說明：「被告（即受刑人）於承審法院法官訊問時作證，在具結後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虛偽證述內容，嚴重危害執行審判職務之法官判斷犯罪事實之正確性，妨害司法公正性，並造成司法資源之浪費及程序之延滯」（見第一審卷第35頁）等情。倘若檢察官認第一審就此量刑過輕，本應循上訴途徑尋求救濟，卻捨此不為，俟受刑人偽證罪判決確定後，連結其前犯之妨害投票罪，於受刑人聲請對偽證罪所判有期徒刑部分易服社會勞動時，再以「浪費司法資源，混淆審判正確性，操弄司法程序」等情，作為不准易服社會勞動之理由，復未說明受刑人有何符合易服社會勞動作業要點第5 點第8 項、第9 項等規定，難謂妥當。原審法院因而維持第一審法院撤銷系爭指揮命令之裁定，駁回檢察官在第二審之抗告，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再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並無理由，應駁回之。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林 立 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