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一二一四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一二一四號

上訴人

甲○○

右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二

審判決（八十八年度上訴字第四二八八號，起訴案號：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

八年度偵緝字第七四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理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曾有多項前科，最近一次於民國八十六年間，因侵占罪經判處有期徒刑四月，於八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執行完畢，其於入監服刑時，得知受刑人薩太平家屬急於為薩太平辦理假釋，乃與舊日獄友孫守正（另案審理）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於八十八年四月六日晚上七時許，推由上訴人以電話與受刑人薩太平之兄薩樹芃聯絡，並佯稱其與監所主管熟識，可代為辦理薩太平之假釋案，惟需款疏通，薩樹芃誤以為真，即依約於同年四月七日上午十時許將新台幣（下同）六千元匯入上訴人所指定之台灣區中小企業銀行北桃園分行0000000000之五號、不知情之林宏諭帳戶內，孫守正旋即持上訴人所交付之提款卡前往提領該六千元後，再與上訴人朋分花用。嗣上訴人、孫守正二人為取信於薩太平之家屬，並共同基於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於四月間某日，在孫守正位於桃園縣中壢市○○○街五十三號租處，由孫守正以薩太平之名義書寫家書一封，附上孫守正自稱是監所科員之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偽造「太平」之署押於信紙上後，將該封信件郵寄予薩太平之母以資徵信，足以生損害於薩太平，薩樹芃唯恐其弟薩太平被送管訓，遂主動打該行動電話，邀孫守正於同年月十日中午在桃園縣中壢市中原戲院附近見面，上訴人即推由孫守正出面，向薩樹芃表示須再支付二萬六千元以疏通管道，薩樹芃因家中確有收到薩太平言明辦理假釋之信件，對孫守正所言深信不疑，即於是日下午三時許，在桃園縣中壢市後火車站，交付現金二萬六千元予孫守正，得手後與上訴人朋分。孫守正猶不知足，復於同年四月二十一日，再向薩樹芃要求付款三萬八千元，因薩樹芃之母親於同年月十六日至桃園監獄與薩太平會面過，得知其子並未書寫家書始知受騙，返家後告知薩樹芃，待孫守正要求再付款時，薩樹芃乃虛與委蛇，與之約好於是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許，在桃園縣桃園市○○路與壽昌街口見面，待孫守正出面取款時，為據報前往之警員當場逮捕，並循線查悉上情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他人罪刑（累犯），固非無見。

惟查㈠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案內一切與論罪科刑有關之證據，除認為不必要者外，均應詳為調查，然後基於調查所得之心證以為判斷之基礎。故證據雖經調查，如若尚有其他必要部分並未調查，即與證據未經調查者無異，倘仍遽予判決，自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當然違背法令。本件原判決係依憑共犯孫守正之供詞為其論據，惟查證人薩樹芃證稱「其於八十八年四月六日接獲第一通電話，對方言明其剛由監獄交保出來，薩太平如欲辦理假釋，要用錢疏通，這一通電話不像是孫守正之聲音，以後各次電話都是孫守正之聲音」（見第一審卷六十五頁、六八五一號偵卷八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偵訊筆錄）。孫守正亦言明「第一次是上訴人去連絡薩樹芃，之後他就把我的行動電話留給薩樹芃，由薩某直接與我聯絡」（詳六二四○號偵查卷、八十八年五月三日偵訊筆錄），孫守正上述證言是否真實，攸關上訴人之犯罪，自應傳訊薩樹芃以查明第一通電話之發話人，是否即係上訴人，俾明真相。㈡孫守正於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警訊中供承「其於八十八年四月一日十六時許，在中壢市○○路撿到林宏諭之身分證，持以開戶後加以丟棄」，惟於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台灣桃園監獄談話筆錄中則供明「上開提款卡係上訴人於八十八年四月間在板橋火車站附近所交付，並叫我到附近之農會提款機提款六千元」，其供述先後不一，應予釐清。㈢共犯孫守正於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警訊中供承，其為向薩某騙取款項，曾二度冒用薩太平之名義寫了二封信寄回薩太平家中（詳六二四○號偵卷），證人薩樹芃亦證稱：曾接獲二封以薩太平名義寄回之信件（同上卷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警訊筆錄），卷附之信函亦載明「P.S.這封信仍然是託人帶出來所寄的，所以不得不再次將封面如此的書寫」等語，顯見上訴人等偽造以薩太平名義之信件，應不只一封，事關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應予究明。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全無理由，應認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