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四六○九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四六○九號

上訴人

甲○○

選任辯護人

施吉安律師

右上訴人因殺人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第

二審判決（八十九年度上訴字第四六三號，起訴案號：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

七年度偵字第二九一六二號、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五七三四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左：

主文

理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與其妻黃慧玲因感情不睦而分居，並曾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四日在其高雄市○○區○○路一－十號住處，因細故毆打黃慧玲致傷（此部分業經判處罪刑確定）。八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十時三十分許，在其上開住處又因不滿黃慧玲關門時碰撞聲大，影響其講電話，而與黃慧玲發生口角、拉扯，經其姊呂玲玉聞訊趕至勸解，始告平息。當晚十一時許，二人在二樓臥室內，又為黃慧玲欲接其女至外面同住，而發生劇烈爭吵，上訴人心生不滿，出手毆打黃慧玲，致使黃慧玲受有右側面頰瘀腫、右側口角處及上下唇溢血腫脹、前頸部挫傷多處、右側頭部皮下組織內瘀血四×九公分、腦幹、小腦出血、硬腦膜下廣泛性血管擴張、上胸部皮下組織瘀血二×十公分、左上臂內側擦挫傷○‧五公分×四公分、周圍皮下組織溢血腫脹四×九公分、右膝蓋擦挫傷一×二‧五公分等傷害。乃上訴人見黃慧玲受有上述傷害後，仍不罷手，萌生殺人之不確定故意，以放置在該臥室地板上之枱燈所附電線纏繞黃慧玲之頸部，並勒至昏迷。嗣見釀成巨禍，頓時心生悔意，以電話向其姊呂玲玉求助，由呂玲玉及其夫屈傳忠駕車協助，將黃慧玲送往高雄市楠梓區健仁醫院急救，延至翌（十五）日晚上七時許，因頸部遭勒所引致之窒息而死亡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殺人罪刑，固非無見。

惟查：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上訴人係於毆打被害人黃慧玲致傷後，「仍不罷手，萌生殺人之不確定故意」，以枱燈所附電線纏繞黃慧玲頸部，予以勒昏，終至窒息死亡等情。如果無訛，依此事實，上訴人之殺人犯意，既係於傷害行為完成後，始行萌生，並非出於原先一貫之犯意，二者間如何得謂有高低度之吸收關係，傷害行為應為殺人行為所吸收（見原判決第十頁倒數第一、二行），原判決未進一步詳加說明，已嫌判決理由不備。究上訴人之殺人犯意起於何時﹖係自原傷害犯意之昇高﹖抑於傷害行為完成後，另行起意﹖或自始即存殺人犯意，傷害僅為其殺人行為之實施﹖原判決未詳予查明。另所謂不確定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之發生，客觀上有預見之可能，主觀上亦有預見，其發生又不違背行為人之本意者而言。原判決既認定上訴人係基於「殺人之不確定故意」，而以電線勒昏黃慧玲致死等情，但理由欄又說明「按頸部內之氣管為人體重要器官，極為脆弱，稍受外力索勒，便可引致窒息死亡結果，而屬要害部位。被告（上訴人）時電線纏繞人體頸部並勒至昏迷，客觀上足以致生死亡之結果，此乃一般人所能預見之事實，被告竟決意為之，是被害人之死亡並不違背被告之本意，則被告於行為時存有置被害人於死之不確定故意甚明」云云（原判決第十頁第十二行至第十六行），換言之，理由欄初謂上訴人對以電線纏繞人之頸部勒至昏迷，足以致生死亡結果之發生「明知」（一般人所能預見，上訴人當亦有預見），並有意使其發生（決意為之），為直接故意。繼則又謂「上訴人當時有置被害人於死之不確定故意」，非惟有事實與理由矛盾之違法，理由欄前後之敍述，亦不相符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非無理由，認應發回更審，期臻翔適。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二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