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年度台上字第六四六七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年度台上字第六四六七號

上訴人

甲○○

右上訴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

月三十一日第二審更審判決（八十八年度上更㈠字第一四七號，起訴案號：台灣桃園

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四年度偵字第一四八四五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理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明知槍械、子彈係屬管制進出口物品，竟於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美國當地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許，在美國洛杉磯機場等候返國班機時，未經許可，受自稱「江啟華」曾是竹聯幫份子之江念華（未據起訴）之請託，收受江念華所交付，已用江念華所有之錫箔紙四張妥為包裝，內有制式手槍（槍枝編號0000000000號，係屬美國ＳＭＩＴＨ＆ＷＥＳＳＯＮ廠牌○‧三八口徑轉輪制式手槍）一把（含彈匣二個）及○‧三八吋制式子彈五十顆之防Ｘ光袋一個，上訴人依該防Ｘ光袋所裝物品之重量，已知袋內非江念華所稱之錄影帶，並預見應係手槍、子彈，竟基於不確定故意，仍與江念華基於共同運輸及走私手槍、子彈入境之不確定犯意聯絡，由其將該防Ｘ光袋放入其友人陳雅惠所有，託其帶回台灣之行李箱內，並借用一同前往美國旅遊，不知情之葉李梅玉名義之編號ＢＲ－五四九二四二號行李標籤，準備先行帶回國內，再等候江念華通知，而該裝有上開手槍、子彈之行李箱亦在洛杉磯機場順利通關，送進上訴人所搭乘回國之長榮航空ＢＲ－○一一號班機貨艙載運回國，於台北時間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一日晚上九時四十三分許，返抵桃園中正國際機場進入國境，該機內行李亦於同晚十時零三分至同晚十時三十四分許，陸續送上行李轉盤，旋該編號ＢＲ－五四九二四二號行李箱在桃園中正國際機場通關入境時，因地下室之檢查台人員即中正機場海關辦事員徐俊課、安檢人員鄧愛華自Ｘ光機內發覺內有槍型物，經徐俊課填寫注檢單，並即押運經輸送帶送至一樓行李轉盤，上訴人前去提領行李，徐俊課訊明該行李為甲○○所有後，即陪同甲○○至第二十五號特別注檢台，送交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以下簡稱航空警察局）安檢人員洪文貴及檢查員謝黎明處理，會同打開該行李，拆卸包裝，起獲扣得上開手槍一把（含彈匣二個）、○‧三八吋制式子彈五十顆（因鑑定試射二顆，僅餘四十八顆扣案）、為江念華所有供包裝前開槍、彈所用之防Ｘ光袋一個、錫箔紙四張（已撕碎），而查獲上情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共同未經許可運輸手槍罪刑，固非無見。

惟查：㈠、原判決於理由欄二說明上訴人與江念華就前揭運輸、走私手槍、子彈入境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然查原判決事實欄僅記載江念華在美國洛杉磯機場將手槍、子彈交付上訴人，由上訴人放入行李箱帶回台灣等情，並未記載江念華就運輸走私槍、彈入境犯行，有何行為分擔，致其理由之說明失其依據，自有未合。㈡、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亦稱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亦稱不確定故意。是確定故意與不確定故意之態樣並不盡相同，而共同正犯間既有犯意聯絡，則其故意之態樣自應相同，不可能分別基於確定故意與不確定故意犯罪。原判決於理由欄二說明上訴人與江念華就前揭犯行，有犯意聯絡，為共同正犯，江念華為確定故意，上訴人為不確定故意云云，其適用法則顯有不當。又原判決事實欄記載上訴人與江念華基於共同運輸及走私手槍、子彈入境之「不確定犯意聯絡」等語，既認有犯意聯絡，又謂係「不確定」之犯意聯絡，語意矛盾不明，亦有未洽。㈢、原判決理由欄二之１說明上訴人於八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警訊時已供稱：「江啟華託我帶一包物品（指藏匿之械彈）告之錄影帶，是我自己把它放進行李箱的。」

等語，認上訴人事後翻供，改稱江啟華自己將該包物品放入行李箱云云，為不可採信。惟查八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警訊時，上訴人係稱第一次警訊筆錄所說有部分不實在，警員問：「那些部分不實在﹖」，上訴人乃答稱：「江啟華託我帶一包物品（指藏匿之械彈），告之錄影帶，是我自己把它放進行李箱內的」等語，足見上訴人係指第一次警訊時有關其所述上開所言部分為不實在（見偵查卷第三頁），原判決此部分理由之說明與卷內資料不符，顯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法。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尚非全無理由，應認仍有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八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