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六一七四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六一七四號

上訴人

甲○○

右上訴人因強盜殺人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二

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二年度上重更㈠字第四號，起訴案號：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

察署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二七一九五號、九十年度偵字第四二二０號）後，由原審法院

依職權逕送審判，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理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因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其所居住之高雄縣鳳山市○○路七十九號九樓分期付款、購買家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高雄市○○區○○路二十三號地下室「統領香檳舞廳」跳舞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伺機獲取不法利益。上訴人於民國八十八年間在上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二人陸續有交往，並曾前往高雄市苓雅區○○○街一四三之七號二樓「歌城紅包場卡拉ＯＫ」（後改名為內行人卡拉ＯＫ）唱歌，嗣於八十九年九月七日十八、十九時許，以允借款新台幣（下同）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邀王林春秋同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適於同日二十一時十分許，王林秋春友人黃雅楓以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王林春秋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詢問王林春秋人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指上訴人）將借給伊十萬元，待拿到錢後，即至高雄市○○○路「蘇活音樂餐廳」與黃雅楓會合，至同日二十一時三十分許，上訴人駕駛其所有之車牌號碼Ｅ二｜六八四三號白色三菱牌自用小客車載王林春秋行經高雄縣鳳山市○○路某處，王林秋春下車購買黑啤酒，再駛往高雄縣鳳山市○○路三二九號對面停車場，二人在車內飲酒聊天（上訴人、王林春秋分坐左前座、右前座），黃雅楓再於同日二十三時許撥打行動電話予王林春秋，告知其已到達「蘇活音樂餐廳」，王林春秋則要黃雅楓先上樓，並稱現與將借伊十萬元之男子（指上訴人）在一起。嗣王林春秋於翌日（八日）零時許，欲向上訴人借取十萬元，上訴人不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上訴人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上訴人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哥威脅上訴人家人，致引起上訴人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上訴人胸部經上訴人搶下後，復持空酒瓶擊打上訴人頭部，上訴人怒氣更盛，見王林春秋佩戴有疑似鑲鑽項鏈一條、戒子二只、持有易利信ＴＳ二八ＳＣ型乳白色行動電話手機一支（含電池二個）及黑色背袋一個（內有現金八百元，及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一至九、

十二、十三、十五至二十五、二十七至三十二等物），認應均屬有價值之財物，竟萌生強盜殺人之故意，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上訴人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在高雄縣鳳山市○○路台碱新村三巷一之一號住處，拿取其所有圓鍬一支，於凌晨一時許返回現場，再以前開小客車將王林春秋屍體載往高雄縣鳳山市○○路一二０巷四十四號前公園預定地，在小客車內將王林春秋之衣服脫光，並將疑似鑲鑽項鏈一條、戒子二只、易利信ＴＳ二八ＳＣ型乳白色行動電話手機一支（內含電池二個）及黑色背袋一個取下，再抱入距該公園鐵皮圍牆約十八‧五公尺處之空地草叢內，以圓鍬挖掘土坑後，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前後約二‧五小時，於同日四時許離開埋屍現場，再將王林春秋之內衣褲丟棄在高雄縣鳳山市○○街、善美街口之某鐵皮屋旁（未尋獲），並將圓鍬一支帶回前開武營路處藏放，復將強劫自王林春秋之前開財物，分別藏放在上揭善美路居處及前開自小客車內。上訴人為製造王林春秋尚未死亡之假象，乃於八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至高雄市○○區○○路郵政總局代王林春秋繳納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帳款二千零四十四元；又見強劫所得王林春秋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一張，意圖盜刷該信用卡，乃模仿王林春秋之簽名於紙張上；復將王林春秋遇害時所穿著之黑色絲質二件式套裝（上衣、裙子分開）送洗後，於八十九年十月初某日在台南市某處將黑絲質二件式套裝、黑色涼鞋一雙及易利信ＴＳ二八ＳＣ型乳白色行動電話一支（內含電池二個），均贈與其不知情之女友趙淑貞使用。上訴人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任職於法蘭妮美容化妝品公司之鄭淑慧，復於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一時許，以其所有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鄭淑慧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約在高雄縣鳳山市○○路、善美路口之尚品咖啡店前見面，鄭淑慧乃於同日十二時許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ＹＫ｜四二七三號自小客車前往，並將該小客車停放在高雄縣鳳山市○○路七十一號前路旁（車頭朝內），二人會面後，上訴人即將鄭淑慧帶往前開善美路居處聊天，至十四時三十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上訴人乃陪同鄭淑慧至前開放置小客車處，鄭淑慧、上訴人進入車內分坐左前座、右前座，二人又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上訴人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流等語，致上訴人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上訴人，上訴人怒不可遏，又見鄭淑慧佩戴有疑似黃寶石戒子一只、亞米茄牌疑似鑲鑽女用手錶一只、持有摩托羅拉Ｖ三六八八型黑色行動電話手機一支及黑色皮包一個（內有現金三萬多元、提款卡二張，及如原判決附表二編號六、八至十三、十六至十九、二十二、二十四等物），認應均屬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未加反抗似已斷氣，乃再返回前開善美路居處客廳拿取其所有尼龍繩一條（長約七十二公分、直徑約０‧五公分），原欲將鄭淑慧雙手捆綁在方向盤上（原因不明），惟返回前開小客車時，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並恐路人發現鄭淑慧屍體，乃至停放在附近之其所有Ｅ二｜六八四三號小客車內拿取車罩，將鄭淑慧之小客車罩上，以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後上訴人回到前開善美路居處休息，約一小時後，又駕駛Ｅ二｜六八四三號小客車回到前開武營路住處，殆於翌日（二十五日）凌晨二時許，帶同前開圓鍬一支並駕駛Ｅ二｜六八四三號小客車返回鄭淑慧小客車旁，將鄭淑慧屍體搬移至Ｅ二｜六八四三號小客車右前座上，再將之載往高雄縣鳳山市○○○街、鳳燕一街口之小公園旁，持圓鍬在公園內挖掘土坑，耗時約一個多小時完成，再返回Ｅ二｜六八四三號小客車內，為避免他人查覺，先以車罩將該小客車罩上，再將鄭淑慧之衣服脫光，並把疑似黃寶石戒子一只、亞米茄牌疑似鑲鑽女用手錶一只、摩托羅拉Ｖ三六八八型黑色行動電話手機一支及黑色皮包一個取下，再將鄭淑慧屍體拖抱至所挖掘之土坑內掩埋，慌亂中將勒死鄭淑慧之尼龍繩一條遺落在埋屍現場，而於四時許駕車離開，再將鄭淑慧之內褲、胸罩丟棄在高雄縣鳳山市○○○街五十號「伶益幼稚園」前花圃內，並將圓鍬一支帶回其前開武營路住所藏放，復將強劫自鄭淑慧之財物（除現金外）藏放在Ｅ二｜六八四三號小客車內。上訴人見強劫所得中有鄭淑慧提款卡二張、信用卡五張及身分證、駕照、健保卡等證件，復因需款孔急，旋於同年月二十五日二十時許至二十六日一時三十分許，持前開證件，並穿戴雨衣、白色安全帽及白色棉質手套掩人耳目及避免留下指紋之方式，騎乘其所有車牌號碼ＳＣＹ｜六四０號輕型機車，連續至設在高雄市○○路大樂大賣場對面、二聖路電信局旁、三多一路一七四號、武昌路二百號、高雄縣鳳山市○○路鳳新高中門口旁、高雄市○○路、民族路口等處之高雄市農會、鳳山信用合作社、中國國際商業銀行等提款機，輸入以鄭淑慧前開證件拼湊之密碼，試圖盜領鄭淑慧之存款及預借現金，因密碼錯誤而遭拒絕交易，始未得逞，提款卡二張並因此遭提款機沒入，上訴人即將所餘信用卡五張及身分證、駕照藏放在Ｅ二｜六八四三號小客車內，惟鄭淑慧之健保卡則遺漏在前開機車置物箱內。上訴人復為防止鄭淑慧之小客車被尋獲而事跡敗露，乃於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五時許，以濕紙巾擦拭整理鄭淑慧之小客車內部，並將小客車之車頭改朝向馬路，復以車罩蓋住該小客車。嗣王林春秋之女王惠君因王林春秋自八十九年九月七日外出後即行蹤不明，乃於同年月十六日向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三多路派出所報案協尋；而鄭淑慧之夫林勝田亦因鄭淑慧失蹤達三日，並以行動電話聯絡未獲回音，復發現鄭淑慧信用卡有預借現金未成功紀錄，亦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向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報案。後經該大隊組成專案小組，依鄭淑慧失蹤前行動電話通聯紀錄，發現上訴人與鄭淑慧連絡頻繁，乃於同月二十八日十四時許，至前開武營路處查訪上訴人，經員警要求上訴人同意開啟ＳＣＹ｜六四０號輕型機車置物箱，發現鄭淑慧之健保卡一張，因認上訴人涉嫌重大而將之逕行逮捕，旋於同日十五時三十分許，在Ｅ二｜六八四三號小客車車內，起獲如附表二（除編號１、２外）所示鄭淑慧失蹤前穿戴之衣物及持有財物，上訴人始坦承殺害鄭淑慧，並於同日十七時許，帶同員警在高雄縣鳳山市○○路七十一號前起獲鄭淑慧之前開小客車，復於同日十八時三十分許，帶同員警至高雄縣鳳山市○○○街、鳳燕一街口之小公園內，挖出鄭淑慧屍體，並當場扣得其所有供勒死鄭淑慧之尼龍繩一條。再帶領員警在前開「伶益幼稚園」前花圃起獲鄭淑慧之胸罩、內褲各一件，及自前開武營路住處扣得圓鍬一支、安全帽一頂、雨衣一件，復經檢察官於同日偵訊時，自上訴人身上查扣強劫所得花剩之現金一萬九千四百元（千元鈔十九張、百元鈔四張），並向第一審法院聲請羈押，復於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前開武營路住處，再起獲棉質手套一雙。嗣警方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二月一日、四日就前開善美路處、Ｅ二｜六八四三號小客車再進行搜索，另扣得如原判決附表一（除編號三十四至三十六外）王林春秋所有及上訴人模仿簽名紙張等物，已可合理懷疑王林春秋亦可能遭上訴人殺害，惟上訴人堅不吐實，直至九十年一月二十日、二十九日，趙淑貞提出上訴人贈與之王林春秋所有黑色絲質二件式套裝等物供警方查證，上訴人始於同年二月五日坦承殺害王林春秋，並於同日十九時四十分許，帶同員警至前開新強路公園預定地，挖出王林春秋屍體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連續犯強盜罪而故意殺人罪刑（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固非無見。

惟按強盜殺人之結合犯，係結合強盜與殺人兩罪而成立之犯罪，固僅須其發生在時間上有銜接性、地點上具有關連性即可，本不問係先劫後殺或先殺後劫，縱以殺人為行劫之手段，將被害人殺害後再行劫財，亦足構成此罪，然就殺人後強盜之結合犯而言，仍須行為人之殺人與強盜行為，出於預訂之計劃始克成立，若殺人後而另行起意取被害人之財物，因被害人已死亡，其後取被害人之財物與強盜罪之構成要件並不相當，自不能以強盜殺人之結合犯論擬。申言之，如當初僅有殺人之故意，而於殺人行為完成後，始另行起意取其財物，應各別論罪，分論併罰。本件依原判決事實之認定，固認上訴人係基於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而先後殺害王林春秋及鄭淑慧並強劫渠等之財物等情，然依原判決事實之認定，上訴人之殺害王林春秋，係起因於王林春秋欲向上訴人借取十萬元被拒後，王林春秋拳打及辱罵上訴人；另上訴人之殺害鄭淑慧係因鄭女以言語譏諷上訴人為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流，並出手毆打上訴人等情。又依原判決事實之記載，上訴人於殺害王林春秋後，返家經過一小時後再返回殺人現場於着手掩埋屍體前，始取走王林春秋之疑似鑲鑽項鏈一條、戒子二只、易利信ＴＳ二八ＳＣ型乳白色行動電話手機一支（內含電池二個）及黑色背袋一個；另上訴人於殺害鄭淑慧後，亦返家休息一小時後，始再返回殺人現場於着手掩埋屍體前，始取走鄭淑慧所有疑似黃寶石戒子一只、亞米茄牌疑似鑲鑽女用手錶一只、摩托羅拉Ｖ三六八八型黑色行動電話一支及黑色皮包一個等情。若上訴人之殺害王林春秋或鄭淑慧均係分別因遭死者之辱罵及毆打而起屬實，上訴人先後二次殺人行為是否各係因情緒失控臨時起意？能否謂係基於概括之殺人犯意，即非無再行研求之餘地。又上訴人苟係殺人行為完成後，始另行起意取走被害人之財物，揆之首開說明能否以結合犯論擬，亦有詳加辨明之必要。原判決對於上訴人是否自始即有強盜殺人之故意，並未說明所憑之證據及理由，遽論上訴人以連續犯強盜罪而故意殺人之罪而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難謂無判決理由未備之違法。本件係原審法院依職權逕送審判，依法視為甲○○已提起上訴。原判決上開違誤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仍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