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二八二二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二八二二號

上訴人

甲○○

上列上訴人因加重強盜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日第二審判決（九十年度上訴字第三四六二號，起訴案號：台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００三二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本件原判決關於上訴人甲○○部分，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幫助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携帶兇器，以強暴致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處有期徒刑參年拾月；固非無見。

惟查：㈠科刑之判決書，須將認定之犯罪事實詳記於事實欄，然後於理由欄說明所憑之證據，以使事實與理由兩相一致，方為合法。原判決於事實欄認定：甲○○於民國於八十九年二月二十日晚上，駕駛其所有之Ｖ四－二五二五號ＢＭＷ牌自用小客車，搭載陳弘林、陳日偉、妙慧玲、妙文婷等人，受邀前往台北縣三峽鎮五寮里附近參加節慶拜拜，渠等先至台北縣三峽鎮○○路一一四之十一號林源屘住處吃飯、喝酒，甲○○發現眾人在上址三樓賭博，身上均攜帶數目不少之現金，因知悉龍德明於八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在臺北市○○○路○段三三三號前，持槍殺害張耀華後逃亡（陳清龍因當時在場，亦在逃亡中），亟需索資金供作逃亡期間之生活費用，竟基於幫助龍德明、陳清龍二人強盜之犯意，要求不知情之陳日偉以其所有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聯絡龍德明、陳清龍前來吃拜拜，撥通後甲○○即將上址現場有人賭博之事實告知龍德明、陳清龍」。雖於理由欄說明：「同案被告陳日偉於警訊中供稱：甲○○曾叫我用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呼叫他友人『小龍』（指龍德明），通上電話後，甲○○就接過去說，其交談內容我不清楚，他說完後就交待我於晚上十時三十分到三峽鎮○○路○段大埔加油站前等待，不久『小龍』（即龍德明）、『阿財』（即黃昆財）、『小胖』（即陳清龍）三人前來，我就帶他們到林源屘家中（偵字第一００三二號卷第三四頁）；另於檢察官訊問時供稱：甲○○打電話叫他們都來，由『小龍』開車載『小胖』、『阿財』一起過來（同上卷第七十二頁背面）；嗣於原審供稱：是甲○○叫我打的，撥通之後，由甲○○接聽，……我沒有看到甲○○有喝醉酒、躺著休息睡覺；甲○○在林源屘住處三樓，拿一張紙條叫我以我的手機打，我撥打之後就拿給甲○○，他在陽台講，我沒有聽到講話內容，當時我們在看人賭博，陳弘林也在場，後來陳弘林要去隔壁就先下樓，不多久我也跟著下去等語（原審卷第八一頁反面、第八二頁、第一一六頁）。另當時在場之證人陳弘林亦證稱：『在林源屘住處三樓我看見甲○○撥電話，撥不通後就叫陳日偉繼續撥打，陳日偉以何人的手機打，我不清楚，後來看見陳日偉拿電話給甲○○，甲○○就拿到陽台去講，因為距離遠，所以沒有聽到所講內容，當時我與陳日偉在旁看人賭博，後來我先下樓到隔壁找人聊天，甲○○、陳日偉何時離開我不知道；我記憶中甲○○有打電話，可是打不通，後來就叫陳日偉打』。龍德明雖於本院審理時供稱：當時陳日偉有打電話請伊吃拜拜，但電話中沒說是甲○○叫陳日偉打的等語，嗣經本院訊問始稱：『（問：甲○○他有去？）他只是找我喝酒』，顯見被告甲○○當日確有打電話聯絡被告龍德明，被告甲○○所辯，不足可採」；然就上訴人明知龍德明於八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在台北市○○○路二段三三三號前，持槍殺害張耀華後逃亡，亟需資金供作逃亡期間之生活費用；原判決未說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又上開陳日偉、陳弘林之供述，如果屬實，固足以證明陳日偉以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打給龍德明，撥通後，陳日偉即將該行動電話交予上訴人與龍德明通話，惟上訴人與龍德明之通話內容何以係上訴人告知龍德明、陳清龍謂台北縣三峽鎮○○路一一四之十一號林源屘住處三樓有人賭博，身上均帶有數目不少之現金？原判決未說明論斷之理由，即謂龍德明、甲○○所供：「陳日偉只有說要吃拜拜，並沒有說賭博等事」云云，為不足採；俱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㈡按刑法之幫助犯（從犯），係指幫助他人犯罪之人；即他人已決意犯罪，如以犯罪意思助成其犯罪之實現，或予以物質上之助力，或予以精神上之助力者皆是；幫助行為之性質，為援助或便利他人犯罪，俾易完成，於此，幫助犯除須認識正犯已具實施犯罪之故意外，且須認識自己之行為係在幫助正犯犯罪，更須認識正犯之犯罪行為，因自己之幫助可以助成其結果而決定幫助之故意；又幫助犯以加功於他人之犯罪，以利其實行為特質，其有別於教唆犯者，乃幫助犯並非為他人創造犯意，而係於他人已決意犯罪之後，予以助力，至其幫助行為係事前幫助或事中幫助則非所問；又其中之事前幫助，即事前從犯，係指於正犯決意犯罪之後，實施犯罪之前予以幫助而言，此與對於尚未決意犯罪之人而為唆使其產生犯罪之決意，或使具不確定犯意之人堅定其犯罪之決意，以促成其為犯罪行為之教唆犯迥然不同；復按幫助犯幫助行為之方式，固無限制，包括積極之作為及消極之不作為，其中消極之不作為，必須在法律上有防止他人為犯罪行為之義務，竟違反防止義務，能防止而故意不予防止，以助成他人犯罪結果之發生，始負不作為幫助犯刑責，若於他人實施犯罪之際，袖手旁觀，單純以消極態度不予阻止，並無便利正犯實施犯罪之行為者，即不能遽論以幫助犯。本件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上訴人於龍德明、陳清龍等決意強盜林源屘住宅賭場之前，以電話告知龍德明、陳清龍稱：「林源屘住宅三樓有人聚賭」，嗣龍德明、陳清龍等即起意強盜該賭場財物，則上訴人電話中之告知，能否謂係龍德明、陳清龍等決意強盜之後，實施強盜行為前通風報信之幫助行為？抑或屬龍德明、陳清龍等決意強盜之前，唆使並創造龍德明、陳清龍等強盜決意之教唆行為？又原判決於理由欄說明：「案發時，上訴人目睹經過情形，眼見鄒丁癸、陳日偉被押，何以不發聲呼救或攔抯，又急於離開現場，係為撇清關係，足見其對龍德明等人當日犯行，已有所知悉，其行為之性質，屬事前幫助之從犯」（原判決正本第十五頁、第二十五頁）；然上訴人上開消極的不作為，法律上是否有防止之義務？是否為正犯犯罪結果之原因力？原判決俱未深入究明，遽論以幫助加重強盜罪，自屬違誤。綜上，應認原判決關於上訴人部分，有撤銷發回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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