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旨
依強制執行法第 22 條之 5、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2 項規定，對民事強制執行債務人、行政執行義務人之管收，準用刑事訴訟法關於羈押之規定。執行法院在審理對債務人、義務人之管收案件時，如債務人、義務人未自行委任律師到場代理，此時有無準用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審判中羈押或第 31 條之 1 偵查中羈押規定？執行法院應否為債務人、義務人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到場協助債務人、義務人？
法律問題
依強制執行法第 22 條之 5、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2 項規定，對民事強制執行債務人、行政執行義務人之管收，準用刑事訴訟法關於羈押之規定。執行法院在審理對債務人、義務人之管收案件時，如債務人、義務人未自行委任律師到場代理，此時有無準用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審判中羈押或第 31 條之 1 偵查中羈押規定？執行法院應否為債務人、義務人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到場協助債務人、義務人？
討論意見
甲說：無準用。 （一）民事強制執行及行政執行之管收，係在執行債權人已取得執行名義，或義務人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或法院之裁定，負有私法上、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於具有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6 項、強制執行法第 20 條及第 22 條規定之管收事由時，所進行之程序，其目的乃在促使義務人、債務人提出金錢履行義務或債務；與刑事審判中或偵查中被告，尚未經判決確定而僅係犯罪嫌疑人之情形有別。而刑事訴訟制度因由「職權主義」調整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鑑於刑事被告無論在法律知識層面，或在接受調查、被追訴的心理層面，相較於具有法律專業知識、熟悉訴訟程序之檢察官均處於較為弱勢的地位；於程序之進行非僅僅強調當事人形式上的對等，尚須有強而有力的辯護人協助刑事被告，以確實保護其法律上利益，監督並促成刑事訴訟正當程序之實現，故設有強制辯護、義務辯護制度。至民事、行政執行程序之債務人、義務人對於自己何以未能依執行名義所載內容履行債務，暨執行名義成立後，其應供執行財產狀況之變動等，最為瞭解，於此情形，難謂其處於與刑事被告相若之弱勢地位，故刑事被告之羈押與執行程序之債務人、義務人管收，性質及進行之程序、啟動事由均有不同。 （二）再者，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限制，畢竟有其本質上之差異，是其必須踐行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自非均須同一不可。管收係於一定期間內拘束人民身體自由於一定之處所，固屬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拘禁」，惟法院受理管收聲請後，必會依強制執行法第 20 條第 3 項但書及第 22條第 5 項但書、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9 項規定，訊問債務人、義務人，使債務人、義務人到場為程序之參與，藉之以明管收之是否合乎法定要件暨有無管收之必要外，並使債務人、義務人得有防禦之機會，提出有利之相關抗辯以供法院調查，此程序保障規定已足實現憲法對人身自由之保障。參以強制執行法、行政執行法並未明文強制律師代理債務人、義務人，另與人身自由限制相關之提審法亦無類此規定。故管收並無準用刑事訴訟法第31 條審判中羈押或第 31 條之 1 偵查中羈押，為債務人、義務人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到場協助債務人、義務人規定之必要。 乙說：準用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之 1 偵查中羈押，指定律師協助規定。（一）於 106 年 4 月 26 日公布、107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增訂第 3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但等候指定辯護人逾 4 小時未到場，經被告主動請求訊問者，不在此限。」而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2 項規定：「拘提、管收，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管收條例及刑事訴訟法有關訊問、拘提、羈押之規定。」、強制執行法第 22 條之 5 規定：「拘提、管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刑事訴訟法關於拘提、羈押之規定。」依程序從新原則，行政執行法、強制執行法之管收，於其性質不相牴觸之範圍內，自應準用包括上開增訂條文在內之刑事訴訟法有關羈押之規定。 （二）人身自由乃人民行使其憲法上各項自由權利所不可或缺之前提，憲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除須有法律之依據外，尚須分別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始得為之。此項程序固屬憲法保留之範疇，縱係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而遽予剝奪；惟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限制，畢竟有其本質上之差異，是其必須踐行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自非均須同一不可。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6 項、強制執行法第 20 條及第 22 條規定之管收，係於一定期間內拘束人民身體自由於一定處所之強制處分，亦屬憲法第 8 條第 1項所規定之「拘禁」，於決定管收之前，應踐行必要之程序，即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審問，使法定義務人到場為程序之參與，藉以明瞭管收是否合乎法定要件暨有無管收之必要，並使法定義務人得有防禦之機會，提出有利之相關抗辯以供法院調查，期以實現憲法對人身自由之保障（司法院釋字第 588 號解釋參照）。 （三）刑事被告之羈押，依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 1 項及第 10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須經法官訊問後，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各該項規定之羈押事由或涉犯特定罪名之罪，法官始得羈押之。而強制執行債務人、行政執行義務人之管收，依強制執行法第 20 條、第 22 條及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6 項規定，僅須具有該項規定之管收事由即可，二者在要件上有所不同。又管收之目的，在於間接促使義務人、債務人履行已確定之金錢給付義務（公法上或私法上債務），具督促性質，與偵查中羈押尚屬無罪推定被告之目的，在於保全偵查、審判程序之有效進行，並於判刑確定後，確保刑罰之執行，具預防性質者，亦有差異。另依刑法第 37 條之 2 規定，羈押可折抵刑期，而依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管收不能免除債務人、義務人履行債務之義務；再參以強制執行法第 28 條第1 項前段規定：「強制執行之費用，以必要部分為限，由債務人負擔」、行政執行法第 25 條但書規定：「但因強制執行所支出之必要費用，由義務人負擔之。」即管收程序所支出之選任律師為代理人費用，應由債務人、義務人負擔，而偵查中被告無庸負擔律師費用；二者皆屬有別。惟偵查中被告或執行債務人、義務人，對於法律規定之羈押事由或管收事由，常未能精準掌握其意涵，難以提供有利事證或抗辯，以供法院調查或審酌，均須由具法律專業之律師，為其提供必要之法律協助，始能獲得較佳正當程序之保障，則無二致。是為貫徹憲法對人身自由之保障，依強制執行法第 22 條之 5、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2 項準用刑事訴訟法有關羈押規定之結果，債務人、義務人於行政及民事強制執行之管收程序中，亦應獲有律師協助之權利及機會，以真正落實債務人、義務人得有防禦之機會，提出有利之相關抗辯以供法院調查之聽審權保障。惟因管收與羈押，既有本質上之差異，又為兼顧強制執行之效果，及不應於債務人、義務人明示不同意由律師協助之前提下，再強制其受律師協助而須負擔費用，債務人、義務人於管收中程序權受保障之強度，自應與被告於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之保障強度，有所區別。 （四）準此，法院除應於管收訊問前，賦與債務人、義務人必要之聽審權（卷宗閱覽、在場見證、提出有利事證）、告知債務人或義務人有委任律師到場協助之權利外，於訊問時，如債務人、義務人未主動請求逕行訊問（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之 1 第 1 項但書參照），應待其委任之律師到場代理，或為其選任律師到場代理，始符上開準用規定之意旨。法院並應將上開處置情形，詳載於訊問筆錄，俾供檢驗。至法院依聲請人聲請管收時所提出之事證資料，倘認該聲請不符管收之程序或要件時，得不待律師到場，於訊問後為駁回聲請之裁定，自不待言。 丙說：準用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規定，僅就該條第 1 項第 3 款至第 5款之人，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協助之必要。 （一）原則上同乙說理由，認為有準用刑事訴訟法關於為被告指定律師協助之規定。 （二）另併有準用指定公設辯護人之規定，此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 2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刑事訴訟案件，除依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已指定公設辯護人者外，被告得以言詞或書面聲請法院指定公設辯護人為其辯護。」、「因無資力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公設辯護人者，法院應為指定。」足見公設辯護人亦兼為保障無資力之人而指定；另參酌少年保護事件審理細則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少年法院依前項或本法（按：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1 條第 3 項規定指定適當之人時，得指定法院公設辯護人或律師輔佐少年。」之意旨，益見公設辯護人非僅為刑事被告而設。是執行法院於受理管收事件時，亦得為債務人、義務人指定公設辯護人到場協助債務人、義務人。 （三）惟依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2 項、強制執行法第 22 條之 5 準用刑事訴訟法有關羈押規定，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第 1 項第3 款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下列事項：……三、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於執行法院訊問債務人、義務人前亦有準用。是僅債務人、義務人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因相對處於經濟、法律之弱勢地位，為保障其等之聽審權，乃有準用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規定為其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協助之必要。至其他非經濟、法律上弱勢之債務人、義務人，於依上開程序告知其有選任律師為代理人之權利後，由其自己決定是否負擔費用自行選任即可，無再為其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協助之必要。
研討結果
採甲說。
審查意見
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588 號解釋文意旨，憲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法定程序」，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除須有法律之依據外，尚須分別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始得為之。對於民事強制執行債務人、行政執行義務人（下依序稱債務人、義務人）之管收，係於一定期間內拘束人民身體自由於一定之處所，亦屬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拘禁」，其於決定管收之前，自應踐行必要之程序、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審問，並使債務人、義務人到場為程序之參與，除藉之以明管收之是否合乎法定要件暨有無管收之必要外，並使債務人、義務人得有防禦之機會，提出有利之相關抗辯以供法院調查，期以實現憲法對人身自由之保障。惟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告之管收債務人、義務人之人身自由限制，畢竟有其本質上之差異，是其必須踐行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自非均須同一不可；另依上開解釋之理由書，管收與刑事程序之羈押，目的上尚屬有間。羈押重在程序之保全，即保全被告俾其於整個刑事程序均能始終到場，以利偵查、審判之有效進行，以及判決確定後之能有效執行；管收目的在使民事強制執行債務人、行政執行義務人為金錢給付義務之履行，為間接執行方法之一種，並非在保全其身體，故其所踐行之司法程序自無須與羈押完全相同。且依強制執行法第 28 條第 1 項、行政執行法第 25 條但書規定，因強制執行所支出之必要費用，由債務人、義務人負擔，如其等委任、選任律師為代理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核與偵查、審判中被告，除自行選任辯護人外，無庸負擔法院指定公設辯護人、律師等費用，亦有不同。況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 2 條規定，公設辯護人及法院指定律師得辦理之事務亦未包括債務人、義務人之管收案件。且法律上所謂準用，係法律明定將關於某種事項（法律事實）所設之規定，適用於其相同或相類似之事項之上，故法律規定「準用」者，必須性質相類者，始有準用餘地。故為賦予債務人、義務人尋求律師協助參與管收程序之機會、兼顧其等意願，考量管收與羈押之本質差異，以及執行之效果，應認法院於審理管收案件，準用刑事訴訟法羈押規定之結果，係在進行管收訊問前，先行告知債務人、義務人有委任律師到場協助之權利；於訊問時，需待其委任之律師到場代理，若債務人、義務人未自行委任律師，或其委任之律師經通知未到場，但如其於訊問時表明並無意願委任律師，或雖已委任律師未到場經其主動請求立即訊問，得逕行訊問，即足實現憲法第 8 條第 1 項關於人身保障之要求。法院自無準用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31 條之 1 為債務人、義務人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到場協助之必要。
研討結果
（一）審查意見修正如下： 審查意見倒數第 8 行至句末「於訊問時，……協助之必要。」修正為「如經債務人、義務人表示有意願委任律師為代理人，訊問時，需待其委任之律師到場代理，若債務人、義務人未自行委任律師，或其委任之律師經通知未到場，但表示願意給付選任律師之費用時，法院得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之 2 規定，為其選任律師為代理人到場協助，並由債務人、義務人負擔代理人費用。如其於訊問時表明並無意願委任律師，或雖已委任律師未到場經其主動請求立即訊問，得逕行訊問，即足實現憲法第 8 條第 1 項關於人身保障之要求。法院自無準用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31 條之 1 為債務人、義務人指定公設辯護人或義務辯護律師到場協助之必要。」 （二）照修正後之審查意見通過。
相關法條
強制執行法第 22 條之 5，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2 項，刑事訴訟法第31 條、第 31 條之 1。
參考資料
資料 1 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抗字第 758 號裁定要旨： （一）於 106 年 4 月 26 日公布、107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增訂第 3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但等候指定辯護人逾 4 小時未到場，經被告主動請求訊問者，不在此限。」而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2 項規定：「拘提、管收，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管收條例及刑事訴訟法有關訊問、拘提、羈押之規定。」依程序從新原則，行政執行法之管收，於其性質不相牴觸之範圍內，自應準用包括上開增訂條文在內之刑事訴訟法有關羈押之規定。原法院以該規定施行在後而認無須準用，已有未當。 （二）人身自由乃人民行使其憲法上各項自由權利所不可或缺之前提，憲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除須有法律之依據外，尚須分別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始得為之。此項程序固屬憲法保留之範疇，縱係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而遽予剝奪；惟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限制，畢竟有其本質上之差異，是其必須踐行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自非均須同一不可。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6 項規定之管收，係於一定期間內拘束人民身體自由於一定處所之強制處分，亦屬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拘禁」，於決定管收之前，應踐行必要之程序，即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審問，使法定義務人到場為程序之參與，藉以明瞭管收是否合乎法定要件暨有無管收之必要，並使法定義務人得有防禦之機會，提出有利之相關抗辯以供法院調查，期以實現憲法對人身自由之保障（司法院釋字第 588 號解釋參照）。 （三）刑事被告之羈押，依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 1 項及第 101 條之 1 第 1項規定，須經法官訊問後，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各該項規定之羈押事由或涉犯特定罪名之罪，法官始得羈押之。而行政執行義務人之管收，依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6 項規定，僅須具有該項規定之管收事由即可，二者在要件上有所不同。又管收之目的，在於間接促使義務人履行已確定之金錢給付義務（公法上債務），具督促性質，與偵查中羈押尚屬無罪推定被告之目的，在於保全偵查、審判程序之有效進行，並於判刑確定後，確保刑罰之執行，具預防性質者，亦有差異。另依刑法第 37 條之 2 規定，羈押可折抵刑期，而依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管收不能免除義務人履行公法上債務之義務；再參以行政執行法第 25 條但書規定：「但因強制執行所支出之必要費用，由義務人負擔之。」即管收程序所支出之選任律師為代理人費用，應由義務人負擔，而偵查中被告無庸負擔律師費用；二者皆屬有別。惟偵查中被告或行政執行義務人，對於法律規定之羈押事由或管收事由，常未能精準掌握其意涵，難以提供有利事證或抗辯，以供法院調查或審酌，均須由具法律專業之律師，為其提供必要之法律協助，始能獲得較佳正當程序之保障，則無二致。是為貫徹憲法對人身自由之保障，依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12 項準用刑事訴訟法有關羈押規定之結果，義務人於行政執行之管收程序中，亦應獲有律師協助之權利及機會，以真正落實義務人得有防禦之機會，提出有利之相關抗辯以供法院調查之聽審權保障。惟因管收與羈押，既有本質上之差異，又為兼顧行政執行之效果，及不應於義務人明示不同意由律師協助之前提下，再強制其受律師協助而須負擔費用，義務人於管收中程序權受保障之強度，自應與被告於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之保障強度，有所區別。 （四）準此，法院除應於管收訊問前，賦與義務人必要之聽審權（卷宗閱覽、在場見證、提出有利事證）、告知義務人有委任律師到場協助之權利外，於訊問時，如義務人未主動請求逕行訊問（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之 1 第 1 項但書參照），應待其委任之律師到場代理，或為其選任律師到場代理，始符上開準用規定之意旨。法院並應將上開處置情形，詳載於訊問筆錄，俾供檢驗。至法院依聲請人聲請管收時所提出之事證資料，倘認該聲請不符管收之程序或要件時，得不待律師到場，於訊問後為駁回聲請之裁定，自不待言。 資料 2 司法院釋字第 588 號解釋文： 人身自由乃人民行使其憲法上各項自由權利所不可或缺之前提，憲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除須有法律之依據外，尚須分別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始得為之。此項程序固屬憲法保留之範疇，縱係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而遽予剝奪；惟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限制，畢竟有其本質上之差異，是其必須踐行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自非均須同一不可。管收係於一定期間內拘束人民身體自由於一定之處所，亦屬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拘禁」，其於決定管收之前，自應踐行必要之程序、即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審問，並使法定義務人到場為程序之參與，除藉之以明管收之是否合乎法定要件暨有無管收之必要外，並使法定義務人得有防禦之機會，提出有利之相關抗辯以供法院調查，期以實現憲法對人身自由之保障。
提案機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8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 第 2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