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度自字第一О一號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一年度自字第一О一號

自訴人

優克力有限公司 設南投縣竹山鎮○○○路七號

代表人

丙○○

代理人

甲○○ 男

被告

乙○○

右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理由

一、自訴意旨略以：被告乙○○係勝崧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勝崧金屬公司）、勝崧預拌混泥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勝崧混泥土公司）之負責人，於民國八十八年間以其與前開二家公司名義簽發多紙支票、本票，向自訴人優克力有限公司（下稱自訴人公司）購買貨品，因支票、本票退票，積欠貨款新臺幣七百九十二萬六千元。被告於八十八年十月十五日以公司重整為由，要求自訴人公司與其和解，約定自八十九年三月起按月清償十三萬二千一百元，並簽發六十紙本票擔保。詎被告於和解後即八十九年四月間潛逃避不見面，且置之不理，因認被告涉有詐欺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自訴人指訴是以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不得僅憑自訴人指訴遽令被告入罪，最高法院五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三○○號判例可循。次按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迭經最高法院著有判例可循（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四十年台上字第二六○號判例參照）。申言之，須行為人主觀上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客觀上係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而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財物，必須行為人確有施用詐術，致被詐欺人因其詐術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之因果聯瑣；若行為人並未施用詐術，或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或不致使人陷於錯誤，縱有使人交付財物情事，亦與詐欺罪之構成要件不符。再者，民事債務當事人間，若有未依債務本旨履行給付之情形，在一般社會經驗而言，原因非一：其或因不可歸責之事由無法給付，或因得對他造合法主張抗辯而拒絕給付，甚至債之關係成立後，始行惡意遲延給付，皆有可能，非必出於自始無意給付之詐欺罪一端。再者，刑事被告依法不負自證無罪之義務，故在別無積極證據之情形下，自難違反上開規定，以被告單純債務不履行之狀態，推定其自始即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施用詐術。

三、自訴人公司認被告涉犯詐欺罪嫌，無非係因被告前積欠七百九十二萬六千元，被告詐與自訴人公司和解，但事後又未能如期履行，始認被告涉有詐欺罪嫌。訊據被告堅決否認詐欺，辯稱：伊自八十五年起即與告訴人交易或借款，每月交易金額從數十萬至百萬元不等，借款亦有計算利息，之前交易、借款均正常，伊公司自八十八年中起週轉不靈而積欠自訴人公司款項，並非蓄意詐欺。和解後又未能與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合作營運，致未能如期清償欠款等語。經查：

⑴按公司行號負責人以擴張信用之方式來從事商業交易，此為社會經濟活動之常態，是以票據在商業交易上被廣泛運用，讓發票人得以延後付款，並在該段期間自由靈活調度資金，以促進社會經濟之蓬勃發展，並且公司行號亦經常向銀行等金融機構舉債，藉著財務槓桿原理，以使公司業務得以較小之資本而獲得最大之利益，此亦為社會商業活動之常見現象。如是，自不得以公司行號負有債務，仍對外從事商業活動，即遽認其有詐欺之犯意，否則將足以扼殺社會經濟之正常發展。質諸自訴代理人甲○○坦承被告自八十五年起即與自訴人公司交易及借款，每月往來金額自數十萬元至百萬元不等，八十八年六月之前之交易正常，借款亦如期清償等語，是以，尚難以被於八十八年六月之後有週轉不靈之情形，即據以認定被告持如支票、本票向自訴人公司購貨、調借現款之初，即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存在。

⑵自訴代理人甲○○既自承與被告間係基於之前三、四年交易往正常，才繼續供貨及借款予被告，是自訴人公司已事先了解被告信用狀況及償債能力，當應查詢其欲如何償還借款，或提供何項擔保等等，自訴人公司於允諾供貨、借款後復陸續交付款項、貨物，並收受被告交付其與崧勝金屬公司、崧勝混泥土公司簽發之同額支票、本票供作擔保（依自訴人所呈被告簽發之支票二張面額各為一百萬元、本票三張面額各為一百九十萬員、二百零二萬六千元、二百萬元，到期日均為八十八年六月至同年八月），顯然願意承擔日後催帳之風險，雖被告日後確未依期清償借款及利息，惟尚難據此即認被告於借款之初即有施用詐術，蓋自訴人公司係從事商業活動之人，對於交易對象之信用能力、償債能力，自當先予以評估，既同意供貨、借貸並依約交付現金，目的即在獲取利息收入，嗣後客戶未能按期清償借款旋謂客戶詐欺等情，顯與市場上借貸交易並獲取利息之常情有違。綜上所述，縱認自訴人公司確因被告未按期清償上開借款，致自訴人公司因而受有損害屬實，然此僅為被告民事上債務不履行，且自訴人公司既欲與被告為借貸行為，即應考核其交易對象之信用及償債能力，苟未詳查而同意借貸，嗣後遭受索債損失，即遽認被告詐欺，則其片面指訴，尚難採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基礎。

⑶被告於八十八年十月十五日與自訴人公司就前開欠款簽立和解書，雖未能依和解條件按月清償十三萬二千一百元予自訴人公司，此亦僅屬被告違反和解契約之約定，尚難認被告係施用詐術，使自訴人公司陷於錯誤，而與之成立和解契約，況被告與自訴人公司成立該和解契約時，自訴人公司並未因此而有交付財物之情事，或免除被告之債務，故自訴人公司稱被告係詐騙其成立和解，而認有詐欺云云，顯有誤會，故揆諸前揭判例意旨，被告未依和解契約償還債務，應純係屬民事上之糾紛，而與詐欺罪之構成要件有間。

⑷綜上，本件自訴人公司因見被告遲不還款，且避不見面，始提起本件自訴，本件顯應僅係單純債務不履行之民事糾葛，縱被告無法履行債務，有違誠信，但民事債務人應依誠實信用原則履行債務，衡諸一般交易常情，若被告未另以不法手段誤導自訴人公司對債信風險之判斷，尚不得因被告未依約清償債務，遽即論被告詐欺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証據足資證明被告有詐欺犯行，本件僅屬民事糾葛，自訴人公司所舉証據不足以明被告涉犯刑法詐欺取財犯行，依法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三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第四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