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年度審金訴字第73號｜刑事：詐欺等｜裁判日期：113 年 08 月 26 日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73號公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吳明澤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763號），嗣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主文吳明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未扣案之鴻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壹張及工作證壹張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新臺幣參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事實一、吳明澤於民國000年0月間，加入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Telegram暱稱「阿文」等成年人所共同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吳明澤所涉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審金訴字第559號繫屬中，不在本案起訴範圍），擔任集團「車手」，負責收取詐欺贓款、層轉本案詐欺集團上手之工作。吳明澤即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洗錢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不詳成員自民國112 年8月1日起，以LINE與陳潘佩宜聯繫並佯稱：依指示在鴻博網站操作內線交易股票即可獲利，惟需交付現金云云，致陳潘佩宜陷於錯誤，接續交付現金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不在本案起訴範圍），而陳潘佩宜未察覺受騙，仍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要求，再度約定於112年9月25日16時19分在高雄市○○ 區○○路000號左營高鐵站面交新臺幣（下同）64萬元，隨後吳明澤即依「阿文」指示，先至不詳地點拿取放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事先偽造之「鴻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鴻博公司）工作證（下稱本案工作證）及鴻博公司收款收據（其上已偽造「鴻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金融監督管理管理委員會」、「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之印文各1枚、「張家明」署名及署押各1枚，下稱系爭收款收據）1張之包包，復攜帶該包包於上開時間前往上開約定地點，向陳潘佩宜出示本案工作證，以表彰其為鴻博公司人員張家明，陳潘佩宜即交付64萬元，吳明澤乃交付系爭收款收據予陳潘佩宜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張家明及鴻博公司，隨後吳明澤即依「阿文」指示，將款項放置於左營高鐵站附近草叢，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而妨害國家調查、發現、保全上開詐欺所得，並從中獲取3千元之報酬。嗣陳潘佩宜發覺有異報警處理，經警調閱吳明澤相片供陳潘佩宜指認，始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陳潘佩宜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壹、程序事項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前條第1項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吳明澤所犯屬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渠於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見審金訴卷第73頁】，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要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經被告同意適用簡式審判程序後，本院亦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又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附此說明。貳、實體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就上揭事實坦承不諱【見警卷第3頁至第7頁、偵卷第43頁至第44頁、審金訴卷第71頁、第79頁、第8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潘佩宜證述相符【見警卷第11頁至第20頁、偵卷第29頁至第30頁】，並有系爭收款收據影本、告訴人與本案詐欺集團對話紀錄擷圖、被告於另案為警查獲照片在卷可稽【見警卷第10頁、第25頁至第27頁】，堪信被告所為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是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新舊法比較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該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則規定：「第二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惟被告本案所犯依指示將款項放置於左營高鐵站附近草叢之行為，於修正前已屬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來源、去向之舉，而該當於洗錢行為，而上開行為亦使詐欺集團移轉其詐欺犯罪所得，而足以妨礙國家偵查機關對於詐欺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而該當於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洗錢行為，是被告本案所為，無論於洗錢防制法第2條修正前、後，均符合上開規定之洗錢定義，而均應依同法相關規定處罰。綜上以觀，上開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條文修正之結果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之情形，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 ⒉洗錢防制法第14條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將該條移列至同法第19條，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上開條文之修正結果，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情形，較諸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其罰金刑之上限雖由5百萬元提高至5千萬元，惟有期徒刑之上限由7年降低為5年，依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規定，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所定有期徒刑最重本刑較諸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為低，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上開規定對其進行論處。 ⒊按所謂法律不能割裂適用一詞，係源自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2 615號判決先例所引「犯罪在刑法施行前，比較裁判前之法律孰為有利於行為人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比較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整個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之判決文字所指「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等語，經實務擴大適用的結果，除新舊法之比較外，其於科刑時，亦有所謂法律不能割裂適用之說。實則，基於案例拘束原則，此一判例意旨原侷限在法律修正而為罪刑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須考量就同一法規整體適用之原則，不可將同一法規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始有其適用。況對於易刑處分、保安處分等規範，實務見解均已明文採取與罪刑為割裂比較而分別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條文，此有最高法院96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參，由是觀之，法律適用本應不存在所謂「一新一切新，從舊全部舊」的不能割裂關係存在。上開判決先例所指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在罪刑與保安處分之比較適用上，既已產生破窗，而有例外，則所謂「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包括主刑、從刑、或刑之加重、減輕與免除等項）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予以適用」之論述，其立論基礎應有誤會(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法律修正後除有因法規整體適用原則有不得割裂之情形外，否則應可割裂分別適用對被告有利之條文。 ⒋由現行洗錢防制法之體系觀之，該法第19條係針對一般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而第23條第2項、第3項則規範於一定要件下，得以減輕或免除行為人之處斷刑之相關規定，上開2條文之規範體系上並無當然關聯性，又參以113年7月31日修正洗錢防制法之相關立法理由，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修正理由略謂：「現行第一項未區分犯行情節重大與否，以較大之刑度裁量空間，一體規範所有洗錢行為，交由法院依個案情節量處適當刑度。鑒於洗錢行為，除侵害人民財產法益外，並影響合法資本市場及阻撓偵查，且洗錢犯罪，行為人犯罪所得愈高，對金融秩序之危害通常愈大，爰基於罪刑相當原則，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作為情節輕重之標準，區分不同刑度，修正第一項」，而同法第23條第2項之修正理由則為：「配合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為減輕其刑之要件之一。另考量被告倘於犯罪後歷時久遠始出面自首，證據恐已佚失，蒐證困難，為鼓勵被告勇於自新，配合調查以利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查緝其他正犯或共犯，參考德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條第八項第二款規定立法例，爰增訂第二項及修正現行第二項並移列為第三項」，由上開立法理由觀之，可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23條第3項之修正各自係著眼於不同之規範目的，尚難認有何整體性配套修正之立法考量，揆諸上開說明，於比較新舊法時，自無將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23條第3項合併為整體比較之必要，而應分別檢視上開修正是否對被告較為有利，以資適用適當之規範對其論處，先予說明。 ⒌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000年 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後將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新舊法比較結果，修正前之規定顯然較有利於被告，被告仍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㈡又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經立法院制定，並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新制定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百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第44條第1項、第2項則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前項加重其刑，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之。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第1項之罪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但本案各次犯行，並無該條例第43條增訂理由所載「於同一被害人單筆或接續詐欺金額為新臺幣5百萬元以上，或同一詐騙行為造成數被害人被詐騙，詐騙總金額合計新臺幣5百萬元以上」及該條例第44條第1項、第2項所列加重事由等情形，是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問題，自無刑法第2條第1項比較新舊法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三、論罪科刑㈠論罪部分 ⒈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216條、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財物未達1億元之洗錢罪。 ⒉偽造之系爭收據上固有偽造之「鴻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金融監督管理管理委員會」、「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然本案既未扣得與上揭偽造之印文內容、樣式一致之偽造印章，參以現今科技發達，縱未實際篆刻印章，亦得以電腦製圖軟體模仿印文格式列印或其他方式偽造印文圖樣，是依卷內現存事證，無法證明上開印文確係透過偽刻印章之方式蓋印偽造，則此部分尚難認另有偽造印章犯行。另本案詐欺集團在前開收據上偽造印文，及於其上偽簽「張家明」署名、蓋用指印之行為，均為完成該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另偽造特種文書及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則為行使特種文書及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⒊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各成員，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⒋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一般洗錢罪等犯行間，具有行為階段之重疊關係，屬犯罪行為之局部同一，乃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㈡刑之減輕事由按想像競合犯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行為人犯罪行為侵害數法益皆成立犯罪，僅因法律規定從一重處斷科刑，而成為科刑一罪而已，自應對行為人所犯各罪均予適度評價，始能對法益之侵害為正當之維護。因此法院於決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作為裁量之準據，惟具體形成宣告刑時，亦應將輕罪之刑罰合併評價。基此，除非輕罪中最輕本刑有較重於重罪之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須以輕罪之最輕本刑形成處斷刑之情形以外，則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若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或第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是法院倘依刑法第57條規定裁量宣告刑輕重時，一併具體審酌輕罪部分之量刑事由，應認其評價即已完足，尚無過度評價或評價不足之偏失（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3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就所犯一般洗錢罪均為自白，本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惟被告上開所犯一般洗錢罪係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雖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上開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依前揭說明，仍應由本院於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時，審酌上開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作為被告量刑之有利因子（詳後述），附此說明。㈢量刑部分爰依據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竟為圖不法利益而擔任詐欺集團車手成員，對社會治安造成危害亦侵害他人之財產權，更甚以向告訴人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偽造私文書等方式，進行取款行為而參與詐欺等犯行，除致生侵害他人財產權之危害可能性外，亦足生損害於特種文書或私文書之名義人及該等文書之公共信用，助長詐騙犯罪風氣之猖獗，並影響社會治安及風氣，所為實屬不該；惟念被告坦承犯行，且合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所定減輕其刑事由，業如前述，及被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或調解，未能實際填補告訴人所受損害，告訴人亦表示被告惡性重大而請求從重量刑【見審金訴卷第39頁】，復參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在本案參與犯罪之角色分擔，暨其自陳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工作為裝潢工人，月收入約1 萬多元之經濟狀況【見審金訴卷第81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四、沒收部分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113 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經查：㈠未扣案之系爭收款收據1張，係供被告本案犯罪所用之物，雖經被告交予告訴人而為行使，仍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之，其上偽造之印文及署押等既附屬於上，自無庸再重覆宣告沒收。未扣案之本案工作證1張亦為被告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陳明確【見警卷第5頁】，而該工作證雖未據扣，惟卷內亦無證據證明已滅失，故仍應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㈡被告於偵訊時供稱其因本案獲得報酬3千元【見偵卷第44頁】，足認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為3千元，又該犯罪所得未經扣案亦未發還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㈢至本案遭隱匿去向之詐欺所得，既已經被告依指示放置於左營高鐵站附近草叢內而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依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所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該規定乃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且未有對其替代物、孳息為沒收或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因此，本規定應僅得適用於原物沒收。惟依本案卷內事證，並無證明該洗錢之財物（原物）仍屬存在，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經查獲」之情，從而，尚無從就本件洗錢之財物，對被告諭知宣告沒收，併予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趙翊淳提起公訴，檢察官靳隆坤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刑事第六庭法官姚怡菁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書記官陳宜軒附錄本件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7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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