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詹慶文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李佩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797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詹慶文於民國114年9月10日12時至15時間某時許，在高雄市左營區某處飲用米酒2罐後，知悉自身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不得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仍基於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於114年9月11日7時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路。嗣於行經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與華夏路之交岔口時，因違規行駛於人行道而為員警攔查，發現詹慶文身上帶有酒容、酒味，故於同日7時9分許，對其施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檢測，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42毫克，始悉上情。

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審判外陳述資料，經檢察官、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均表明同意有證據能力，並經被告詹慶文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給法院參考等語（見本院卷第33頁），本院復審酌各該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未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且取證過程並無瑕疵，並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衡酌各該傳聞證據，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自均得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詹慶文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對上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並有被告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測定紀錄表(見警卷第5頁)、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見警卷第7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見警卷第9頁)、現場照片4張(見偵卷第29-30頁)等件在卷可參，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應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二)被告前於111年間，因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經本院以111年度審原交易字第3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6萬元確定，有期徒刑部分於112年11月17日執行完畢出監等節，業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記載明確，並提出上開前案判決、刑案資料查註記錄表、矯正簡表(見偵卷第7-9、13、19-21頁)為其論據，並經本院核閱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無訛(見本院卷第9-11頁)，被告亦於偵查中自承：我之前有好幾次酒駕前科，上次被判刑6個月，已經關完出來等語(見偵卷第18頁)，且經本院提示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供被告檢視，其亦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35頁)，堪認其對上開前案資料亦不爭執，是被告前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於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已符合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要件。檢察官於起訴書亦陳明：被告本案所為，與前案之犯罪類型、罪質、目的、手段及法益侵害結果均高度相似，又再犯本案犯行，足認其法律遵循意識及對刑罰之感應力均薄弱，本案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虞等語，堪認檢察官亦已主張被告應予加重其刑之具體理由，審酌被告屢犯相同性質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且其本案犯行距離前案執行完畢更僅約1年10月，時間尚屬接近，被告顯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而有加重刑度之必要，復核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示罪刑不相當之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三)量刑部分

1.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第57條所列10款及一切情狀，以為量定刑罰之標準，刑法第57條定有明文。又綜觀該條所示之10款事由，其中第4、5、6、10款所列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之態度，屬一般情狀的行為人屬性事由（或稱一般情狀事由）；其他各款則屬與犯罪行為情節有關之行為屬性事由（或稱犯情事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此核與學理通說上所稱之「相對應報刑」概念相符。是法院於刑罰之酌定時，應先以犯情事由衡量行為人犯行之非難程度，以此量定其行為責任之範圍，再就行為人屬性相關事由，考量其生活歷程或犯後態度、社會復歸等刑事政策，於行為責任之限度內，酌予調整其刑度，以期使罪責相符，並使刑罰得以適度反映於行為人之生活歷程及將來之社會復歸，方屬妥適。

2.首就犯行情狀而言，考量被告行駛的路段為一般市區道路，係為有相當數量之人、車往來之道路，且被告上路之時間為早上7時，而為日常通勤、就學之時段，且被告於本案中，係因駕車騎乘於行人所通行之騎樓、人行道而遭員警攔查之情，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可參(見警卷第9頁)，又被告測得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0.42毫克，顯著高於本罪最低處罰數值，其行為對周邊之道路環境應有相當之危險性，且依卷內現有證據，僅得推認被告係酒後貪圖一時之便而為本件犯行，其犯罪動機、目的並無特別可得同理之處，然考量被告所駕駛的動力交通工具為普通重型機車，就一般常見的交通工具而言，其危險程度不如小客車、大客車或大貨車等車種，但仍高於電動輔助自行車、微型電動二輪車等慢車，又被告駕駛過程中並未肇事，其行為所生之實質損害尚非嚴重，又相較於酒後即刻駕車之情形而言，被告本案犯行係於飲酒後之隔日，在酒精影響尚未完全消除之狀態而駕車，其主觀惡性較輕，爰綜合上情，對其本案犯行酌定與其行為責任相符之刑。

3.次就行為人情狀而言，被告於本案行為前，已分別於99、102、106、108年、111年間5度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而經法院判處罪刑(其於111年間所犯之案件，因構成累犯而不重複評價)，足見被告多次再犯，未能因先前案件遭查獲而知所警惕，品行不佳，又考量被告於犯後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以及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陳述的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不予詳載於判決，見本院卷第35頁），綜合上開事由，對被告本案犯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基準。

4.辯護人雖為被告陳稱：被告在本案中，於114年9月10日15時許，在其胞妹家中飲酒完畢後，先自行搭乘計程車返家，並於家中休息至隔日早上，才又搭乘計程車去胞妹家牽機車上班，由本案情節可見，被告在飲酒後已休息長達16小時之久，此等期間本應足使酒精代謝完畢，但因被告年事已高，代謝不佳，才導致酒精濃度仍超越標準而發生本案犯行，足見被告並非不知警惕而反覆為酒後駕車行為，請審酌上情，給予被告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宣告等語(見本院卷第37頁)。然酒精之代謝速度固因人之體質而有所異，但就常情以言，過量之酒精殘留對人之感知、控制行為能力仍會產生一定程度之影響，而本案被告騎乘機車上路時，雖距離其飲酒時已有相當之期間，但其遭查獲時，呼氣所含酒精濃度仍高達每公升0.42毫克，堪認其體內仍有相當大量之酒精殘留，則被告縱使無法知悉其體內所含酒精是否已經代謝完畢，其於騎乘機車時，仍應可感受到其部分生理感知、控制機能仍受到酒精作用之影響，被告前既已多次因酒後駕車而受法院判處罪刑，本應更為警惕、謹慎，避免再為相類犯行，仍在此等情形下冒險騎車上路，足認其主觀上應存在相當程度之法敵對性，且被告遭攔查之路段，係為左營區華夏路之人行道上，時間則為早上7時之通勤時段，是於被告酒後駕車上路時，該路段應有大量之行人通行，足認被告之行為對周遭之人員、車輛所生危害性亦非輕微，考量上情，本院認尚無由對被告量處6月以下之刑，辯護人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竹君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光傑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