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蔡政杰

選任辯護人

吳春生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551號），嗣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蔡政杰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民國112年7月26日前某日，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投資賺錢為前提」向吳進福佯稱：可投資獲利，穩賺不賠云云，致吳進福陷於錯誤，允以面交款項，並相約於同年8月1日11時11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之統一超商新高榮門市，交付新臺幣（下同）30萬元。嗣蔡政杰即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持QR CODE掃描列印立學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立學公司）工作證（上載姓名為「蔡信東」）及「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上已有偽造之「李玉燕」、「立學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印文各1枚），再於上開時地向吳進福出示工作證後收取30萬元現金，並於上開「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經辦人欄偽造「蔡信東」之署名及印文各1枚後（蔡信東之印章係蔡政杰委託不知情之印章店所刻），交吳進福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立學公司、李玉燕及蔡信東。嗣蔡政杰自收得之上開款項中抽取3,000元作為報酬後，餘款全數交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而隱匿該等款項之去向。

二、案經吳進福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程序部分：被告蔡政杰所犯非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而於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見後，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先行說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自白認罪（見警卷第1頁至第7頁；偵卷第43頁至第47頁；本院114年度審訴緝字第11號卷〈下稱本院二卷〉第123頁、第131頁、第134頁、第13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吳進福於警詢之證述（見警卷第19頁至第24頁）大致相符，並有偽造之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翻拍照片1張（見警卷第28頁）及相關報案資料（見偵卷第141頁至第144頁、第148頁）在卷可參。

㈡因有上開證據，足證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可以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故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已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部分修正條文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新制定部分條文，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而比較新舊法時就關於刑之減輕或科刑限制等事項在內的之新舊法律相關規定，應綜合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而不得任意割裂（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參照）其中：

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 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將該條項移列至第19條第1項，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且刪除第3項規定。本案被告共同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經新舊法比較結果（依照刑法第35條第1項至第3項前段），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最重法定本刑降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較有利於被告。

⒉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條次移置為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第23條第3項，就自白減刑之規定雖較為嚴格，惟被告亦可適用現行法減輕之（詳後述），即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經綜合整體比較結果，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一併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

⒊至於洗錢防制法第2條洗錢之定義雖有擴張範圍，惟本案是「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新舊法間僅屬文字修正及條款移置（舊法第2條第2款移置新法同條第1款），無庸為新舊法比較，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規定。

⒋雖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所定之「詐欺犯罪」，係指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然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增訂之加重條件（如第43條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百萬元、1億元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論處。

㈡適用法條之說明：

⒈按刑法第212條所定「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係指操行證書、工作證書、畢業證書、成績單、服務證、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又若在制式之書類上偽造他人簽名，已為一定意思表示，具有申請書或收據等類性質者，則係犯偽造文書罪。而刑法上之行使偽造文書罪，祇須提出偽造之文書，本於該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即屬成立。查被告有出示立學公司工作證予告訴人，工作證上姓名為「蔡信東」，此據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供述明確，與告訴人證述相符（見警卷第23頁），足認係作為證件持有人確有於該公司任職之工作證明，依上說明，該工作證自屬特種文書。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在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上偽造「李玉燕」、「立學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印文各1枚，另被告收取款項時在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之經辦人欄偽造「蔡信東」之署名及印文各1枚，此有前引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翻拍照片1張在卷可查，從形式上觀察，即足以知悉係表示由該公司派員收到款項之證明，已為一定意思表示，當屬刑法第210條所稱之私文書。而被告於收取款項時向告訴人出示上開偽造之工作證及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自係本於該等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並足以生損害於「李玉燕」、「立學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蔡信東」之權益，即該當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⒉次按凡是行為人客觀上有隱匿或掩飾行為，且其主觀上知悉或可得知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特定犯罪所得，即符合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之洗錢行為要件。經查：本案詐欺集團待告訴人受騙後，指示被告前往向告訴人收取詐得之款項，並將該些款項轉交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將使檢警機關難以透過金流追蹤贓款流向，進而達到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目的，且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自合於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之洗錢行為，而構成同條例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⒊而被告雖未參與詐欺取財行為之全程，其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亦未必有直接之犯意聯絡，然被告負責持偽造之工作證及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並於收據上偽造「蔡信東」之署名及印文後，持以向告訴人收取詐欺款項之部分行為，仍為取得告訴人財物之全部犯罪計劃之一部分行為，而共同達成不法所有之犯罪目的，未逾越合同意思之範圍。從而，被告自應對於全部之犯罪結果，共同負責。

㈢論罪：

⒈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偽造「李玉燕」、「立學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印文、被告偽刻「蔡信東」印章後偽造「蔡信東」印文、偽簽「蔡信東」署名之行為，均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應為偽造私文書之行為所吸收；又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後復由被告持以行使，偽造之低度行為，各為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⒊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⒋被告利用不知情之刻印業者偽刻上開「蔡信東」之印章，係間接正犯。

⒌被告同時觸犯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罪名，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㈣刑之減輕事由：

⒈按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其中於同年0月0日生效之條文中，新設第47條「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且其第2條第1款復明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㈠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㈡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㈢犯與前二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而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乃減輕刑罰溯及適用原則之規範，故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若係刑罰之減輕原因暨規定者，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再同條例第47條前段「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之規定，所稱「其犯罪所得」，係指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得而言；倘行為人並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合於該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此乃最高法院近期依刑事大法庭裁定據以113年度台上字第4096號判決所為之統一法律見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28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就其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認罪，且已繳交其犯罪所得3.000元，有本院114年度贓字第200號收據1份在卷可證（見本院二卷第139頁），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就本案洗錢犯行於偵查及本院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不諱，且已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業如前述，原本應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然被告所犯之洗錢罪係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依照刑法第55條應論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已如上述，惟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依照最高法院之見解（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776號、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4408號判決同斯旨），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謀生能力，竟為圖輕 易獲取金錢而與本案詐欺集團分工，以行使偽造工作證及收據之手法取信告訴人，遂行詐騙行為，除造成告訴人受有財物損失外，並使社會互信受損，擾亂金融交易往來秩序，且將收得之詐欺贓款轉交上手，藉此遮斷金流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致使執法人員不易追查詐欺之人之真實身分，所為實屬不該；並衡酌被告所收取及轉交之金額、其角色地位、分工情形；復考量被告已坦承全部犯行，並有上開洗錢防制法減輕之事由，惟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等情；末衡被告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業工、未婚、無小孩、無人需其扶養、前與母同住（見本院二卷第135頁）等一切情況，量處如主文欄所示之刑。

㈥沒收部分：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洗錢防制法第25條，亦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是本案關於沒收部分，應適用裁判時即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及刑法相關規定。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固為刑法沒收之特別規定，惟縱屬義務沒收，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⒈被告參與本案犯行獲有3,000元之犯罪所得，業經被告供認在卷，為其本案犯罪所得已經繳交國庫扣案，業如前述，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沒收之。

⒉依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所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該規定乃是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且未有對其替代物、孳息為沒收或於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因此，本規定應僅得適用於原物沒收。經查，本件洗錢之財物，除上開3,000元報酬外，餘款均經被告轉交本案詐欺集團上手，此經本院認定如前，且依據卷內事證，並無法證明該洗錢之財物（原物）仍然存在，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經查獲」之情，因此，尚無從就本件洗錢之財物，對被告諭知沒收。

⒊未扣案偽造之「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1紙，係供被告犯本案詐欺犯罪所用，業據其供認在卷，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至偽造之「李玉燕」、「立學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印文、「蔡信東」之署名及印文，既附屬於前開偽造之收據上，自無庸再重複宣告沒收。

⒋本案既未扣得被告持以向告訴人行使之工作證，及偽造之「李玉燕」、「立學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蔡信東」等印章，亦無法排除本案詐欺集團係以電腦套印或其他方式偽造上開印文之可能，且考量印章、工作證取得容易，在刑法上應無沒收之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韻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