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 114年度訴字第523號（詐欺等）- 2026 司法院判決書查詢系統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23號公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敬諺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0141號），本院判決如下：主　文Ａ０５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2,000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未扣案之偽造「信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憑證1紙沒收之。犯罪事實一、Ａ０５於民國114年2月間，加入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LINE暱稱「劉孟殉」、「羅豪辰」、「林立勳」等人(均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以每次收款可獲得新臺幣（下同）2,000元報酬之代價，擔任向被害人收取詐欺贓款並轉交上手之車手工作（下稱本案詐欺集團，Ａ０５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期間所犯之其他詐欺取財犯行，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以114年度偵字17145號提起公訴，是其所涉參與犯罪組織部分，非本案起訴範圍）。二、Ａ０５與「劉孟殉」及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業務部人員」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無證據顯示為未成年人)，共同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透過通訊軟體LINE向Ａ０３佯稱：可由老師分析股票投資，依指示至「信宇投顧」APP投資可以獲利云云，致Ａ０３陷於錯誤，而與該集團成員相約於114年3月14日14時35分許，在高雄市○○區○○街00○0號之捷運橋頭火車站2號出口前，交付45萬元之「投資款項」。嗣Ａ０５接獲「劉孟殉」指示後，即先於不詳時、地，持「劉孟殉」交付之QR CODE掃描列印偽造之空白「信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憑證，再於114 年3月14日14時35分許，前往上開地點與Ａ０３面交款項，並將印有偽造之「信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印文之空白收據憑證填載完成後，將上開收據憑證交予Ａ０３而行使之，以表彰「信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已派員收得Ａ０３所交付之45萬元款項之意，足生損害於「信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Ａ０３對文書正確性之信賴，Ａ０５收得上開款項後，即依「劉孟殉」之指示，將所收得之款項放置於不詳地點，再由「業務部人員」前往收取後，將上開款項層轉予本案詐欺集團上層成員收受，以此等迂迴層轉之方式，隱匿上開詐欺犯罪所得，並妨礙國家對於該詐欺犯罪所得之保全、沒收或追徵。理　由壹、程序部分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經核本案被告Ａ０５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依首揭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170條所規定之關於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貳、實體部分一、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對上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３於警詢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被告與告訴人面交款項之監視器畫面截圖(見偵卷第31-37頁) 、偽造之「信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憑證照片(見偵卷第29頁)、告訴人提供之信宇投顧APP頁面截圖(見偵卷第41-43頁)、告訴人與LINE暱稱「信宇官方客服」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見偵卷第45-61頁)等件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應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一)按若在制式之書類上偽造他人簽名，已為一定意思表示，具有申請書或收據等類性質者，則係犯偽造文書罪。而刑法上之行使偽造文書罪，祇須提出偽造之文書，本於該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即屬成立。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在本案空白收據憑證上，偽造「信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印文，被告復於上開收據憑證之「經辦人」欄簽署其姓名，並將「金額」、「收款日期」等欄位填載完成，此有該收據憑證之照片在卷可查(見偵卷第29頁)，從形式上觀察，應足以知悉該收據憑證，係表示由「信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派員向告訴人收取款項之證明，而已為一定意思表示，當均屬刑法第210條所稱之私文書。而被告向告訴人出示上開偽造之收據憑證，自係本於該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並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信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權益，自該當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二)按所謂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者，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行為人全體均行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必要；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被告依「劉孟殉」指示，印製偽造之收據憑證，並將之填載完成後交付予告訴人收執，以此取信於告訴人並向其收取詐欺贓款後，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收執，顯見被告已親身參與詐欺集團收取詐欺贓款、行使偽造私文書、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而與集團成員就上開犯行均有行為分擔，是被告本案所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自應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共同正犯論擬。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所偽造之「信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空白收據憑證印出後填載完成，而參與上開集團成員所為之偽造印文、偽造私文書之行為，應為其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與指示其前往收取詐欺贓款之「劉孟殉」、收取其所放置之詐欺贓款之「業務部人員」，以及對告訴人行騙之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就上開犯行，均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均以共同正犯論擬。 (四)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本案所為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之目的，係為強化告訴人之錯誤認知，使其誤信「信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確已收悉其所交付之投資款項，而強化同案共犯上開詐術之信憑性，是被告上開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應與其所為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行為具目的、手段之高度關聯，而有局部重合，則被告於本案所為之行使偽造私文書、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行為之實行間，應具部分重合，而屬一行為侵害數法益而成立數罪名之異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論處。 (五)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雖對其本案所為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均坦承在卷(見偵卷第95頁、本院卷第69頁)，然依被告所述，其因遂行本案詐欺犯行而獲有2,000元之犯罪所得(見本院卷第61-62頁)，且被告亦自陳其現已在監，其監所之保管金不足抵扣上開犯罪所得，其亦無其他可繳回犯罪所得之管道(見本院卷第62頁)，是被告既未繳回上開犯罪所得，當與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之要件不符，而無從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六)量刑部分 1.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第57條所列10款及一切情狀，以為量定刑罰之標準，刑法第57條定有明文。又綜觀該條所示之10款事由，其中第4、5、6、10款所列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之態度，屬一般情狀的行為人屬性事由（或稱一般情狀事由）；其他各款則屬與犯罪行為情節有關之行為屬性事由（或稱犯情事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此核與學理通說上所稱之「相對應報刑」概念相符。是法院於刑罰之酌定時，應先以犯情事由衡量行為人犯行之非難程度，以此量定其行為責任之範圍，再就行為人屬性相關事由，考量其生活歷程或犯後態度、社會復歸等刑事政策，於行為責任之限度內，酌予調整其刑度，以期使罪責相符，並使刑罰得以適度反映於行為人之生活歷程及將來之社會復歸，方屬妥適。 2.首就犯行情狀以言，本院考量被告於本案犯行所收取之詐欺款項為45萬元，對告訴人所生財產損害甚鉅，再考量其係親自與告訴人接觸收款，並交付偽造之收據憑證予告訴人收執，其行為手段亦有強化詐欺集團所為詐術之效用，於取款車手之行為態樣，係屬較為嚴重之類型，惟考量被告係於詐欺集團內擔任「取款車手」，屬非直接參與詐術行使，而依上層成員指示行動之基層成員，爰就其此部分犯行，酌定與行為責任相符之刑。 3.次就行為人情狀以言，本院考量被告於本案行為前，雖於102年間，因頂替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惟並無財產犯罪之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16頁) ，品行普通，又被告雖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認犯行，惟迄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亦未賠償告訴人分毫，犯後態度普通，又衡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涉及被告個人隱私部分，均不詳載於判決書面，詳本院卷第72頁)，綜合上開犯行情狀及行為人情狀之相關因子，對被告本案犯行，量定如主文欄所示之刑。 4.檢察官雖主張：我國政府已宣示打擊詐騙之決心，全力打擊詐欺犯罪，被告卻不思以正途賺取金錢，全無尊重法秩序之心而擔任詐騙集團車手，致被害人蒙受鉅額財物損失，顯見被告漠視法治，建請從重量處2年以上有期徒刑，以資懲儆等語。惟查： (1)宣告刑之量定，非僅單純評價行為人之罪責或主觀惡性，而需要通盤考量行為人為犯罪行為之背景原因，其所處之生活環境、在社會生活中扮演之角色、犯後之態度、將來回歸社會之可能等因子，以達成對行為人罪責之有效問責，及促進行為人切實改善自身所為，以利行為人可順利回歸社會生活之特別預防效果，此觀刑法第57條之規範結構即可明瞭。又於行為責任之評價，應具體審酌一切對行為人有利、不利之因子，而不得僅偏重於對行為人較為負面、不利之量刑因子，率爾對行為人科處重刑，反致量刑有所偏失，並非妥適。(2)本件檢察官求處之2年以上有期徒刑，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罪之法定刑中已屬近於中度刑之刑度，然被告於詐欺集團中僅為聽命行事之基層參與者，且未見被告有參與謀劃、指揮或主導整體詐欺犯行，或與上層成員朋分本案犯罪所得之舉，其於整體犯行之參與情節尚非嚴重，檢察官復未具體說明本案有何需以近於中度刑之刑量處之個案因子存在，其此部分量刑主張已有疑慮。 (3)詐欺集團犯罪之氾濫，於我國社會雖已致生相當之危害，然詐欺犯罪之本質仍屬財產犯罪，如不問行為人之參與情形、個人情狀、所生財產損害數額，而僅因詐欺集團之氾濫對社會之整體危害，即一律加重詐欺集團之個案量刑，反而容易導致詐欺集團犯罪與其他財產犯罪之量刑間出現明顯失衡、以及將整體詐欺犯行結構對社會所生之危害悉數加諸於個人量刑情狀之偏失，是檢察官此部分所指之情事，並非妥適之量刑評價因子，而不宜以之作為加重本案量刑之事由。 (4)考量本案情節，本院認以主文欄所示之刑，應足衡平對被告本案罪責之評價，以及其將來更生、回歸社會生活之需要，是檢察官此部分量刑主張，尚難憑採。三、沒收部分 (一)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交付予告訴人之收據憑證1紙，係為被告於本案犯行中用以取信告訴人，以遂行其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之物之情，業據告訴人於警詢中證述明確，並有扣案之收據憑證照片在卷可參(見偵卷第29頁)，堪認上開物品應為被告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應依上開規定，不問屬於何人所有，均宣告沒收。又其上之偽造印文既附隨於上開收據憑證予以沒收，自無庸另行宣告沒收。另本案並無證據可認另存有偽造之印章，自亦無庸另行宣告沒收。 (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我從事本案犯行，有獲取2,000元之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61頁)，堪認上開款項係為被告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復查無對之宣告沒收有何過苛之情，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光傑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刑事第二庭　法　官　許博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書記官　蘇秀金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5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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