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王柏凱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17640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Ａ０６與朱○瑀（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所涉直系血親間竊盜罪嫌，未據告訴）係前男女朋友關係，嗣Ａ０６因積欠賭債，竟與朱○瑀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分別為下列行為：

(一)Ａ０６於114年5月4日上午某時許，前往高雄市梓官區某處(地址詳卷)之朱○瑀與其母朱○欣所共同居住之居處與朱○瑀會合，再由朱○瑀前往上開居處之3樓房間內，下手竊取朱○欣所有，放置在抽屜內之金項鍊2條後，交予在上開居處1樓等候之Ａ０６，Ａ０６即將之攜至附表一編號1所示銀樓變賣。

(二)Ａ０６再於114年5月24日上午某時許，前往上開處所與朱○瑀會合後，朱○瑀、Ａ０６2人共同前往上開居處之3樓房間內，由Ａ０６下手竊取朱○欣所有，放置在抽屜內之金項鍊2條、金手鐲1只，Ａ０６再將之攜至附表一編號2所示銀樓變賣。

(三)Ａ０６復於114年6月28上午某時許，前往上開處所與朱○瑀會合後，朱○瑀、Ａ０６2人共同前往上開居處之3樓房間內，由Ａ０６下手竊取朱○欣所有，放置在抽屜內之金手鐲1只、金手錶1只，Ａ０６即將之攜至附表一編號3所示銀樓變賣。

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審判外陳述資料，經檢察官及被告Ａ０６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均表明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55頁），本院復審酌各該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未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且取證過程並無瑕疵，並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衡酌各該傳聞證據，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自均得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Ａ０６於本院審理中，對上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朱○欣於警詢中之證述、證人即同案少年朱○瑀(以下逕稱其名)於警詢、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被告與朱○瑀之對話紀錄擷圖6張(見警卷第17頁，起訴書證據欄誤載為「蒐證照片10張」)、附表一所示各該銀樓之金飾買入登記簿(見警卷第29-35頁)、員警對上開銀樓人員之調查筆錄、查訪紀錄各1份(見警卷第37-40頁)在卷可參，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均核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本案論罪法條之說明

1.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所謂「侵入住宅」，係指行為人無權或無正當理由，或未得住居權人之同意，而違反住居權人之意思，以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進入他人之住宅之謂。又於住宅之住居權人有數人時，因住居權人對於該住宅原則上均享有平等之支配、管理權能，故均有同意之權限，是倘經複數居住權人中之一人同意而進入住宅中共同居住、支配、管理之空間時，即非無故侵入(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01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與朱○瑀行竊之地點，係朱○瑀與告訴人共同居住之住宅，是朱○瑀亦屬上開住宅之住居權人，而被告既與朱○瑀共同為本案竊盜行為，應可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均已取得上開住宅之住居權人即朱○瑀之同意，方進入上開住宅行竊，自難認被告所為該當於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所定「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之加重事由，且被告復無該條其餘各款所列之加重情形，是對其本案所為之竊盜犯行，應僅以普通竊盜罪論處即足。

2.查朱○瑀為00年0月生，其於本案發生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且被告於111年間即與朱○瑀相識、交往，期間亦曾為朱○瑀慶生等情，均據朱○瑀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35-36頁)，此節亦為被告所不爭，顯見被告對朱○瑀之真實年紀應有明確之認識，猶與其共犯本案竊盜犯行，是核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至(三)所為，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竊盜罪。被告與朱○瑀就犯罪事實欄(一)至(三)所示之3次竊盜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二)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至(三)所示之3次竊盜罪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已為18歲之成年人，主觀上亦知悉朱○瑀係屬少年，猶與朱○瑀共犯本案3次竊盜犯行，均屬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罪，而均應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

(四)量刑部分

1.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第57條所列10款及一切情狀，以為量定刑罰之標準，刑法第57條定有明文。又綜觀該條所示之10款事由，其中第4、5、6、10款所列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之態度，屬一般情狀的行為人屬性事由（或稱一般情狀事由）；其他各款則屬與犯罪行為情節有關之行為屬性事由（或稱犯情事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此核與學理通說上所稱之「相對應報刑」概念相符。是法院於刑罰之酌定時，應先以犯情事由衡量行為人犯行之非難程度，以此量定其行為責任之範圍，再就行為人屬性相關事由，考量其生活歷程或犯後態度、社會復歸等刑事政策，於行為責任之限度內，酌予調整其刑度，以期使罪責相符，並使刑罰得以適度反映於行為人之生活歷程及將來之社會復歸，方屬妥適。

2.首就犯行情狀而言，考量被告因賭博之不良習性而積欠債務，竟不思以正途獲取金錢，而率以竊取他人金飾等手段謀取財物，其動機並無可得同理之處，且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至(三)所竊取之金飾，均屬有高度價值之財物，對告訴人所生財產損害並非輕微，又被告於本案犯行係有一定計畫性、持續性之行竊，其手段之惡性亦非輕微，然考量被告整體行竊過程尚屬和平，亦未衍生告訴人之其餘法益損害等情狀，執以酌定其於犯罪事實欄(一)至(三)所為3次犯行之行為責任。

3.次就行為人情狀部分，考量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雖終能坦認犯行，並與告訴人洽談調解，然因雙方未能就調解款之給付方式達成共識而未能成立調解，尚難認被告確有切實彌補自身犯行所生損害之意，犯後態度普通，然考量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僅甫滿18歲，其心智發展初臻成熟，且其於本案行為前，亦無因案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頁)，品行尚可，兼衡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涉及被告個人隱私，均不詳載於判決書面，見本院卷第57頁)，對其本案犯行，量處如附表二編號1至3「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基準。

4.審酌被告所犯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罪均為竊盜罪，其罪質、手段相似，行為動機大致相同，行為時間亦分別僅相隔數日，堪認上開各罪之不法評價應有高度重疊，自應予較大幅度之減讓，另審酌被告之將來社會復歸、數罪併罰之恤刑考量，合併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併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查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至(三)所示犯行，分別竊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金飾之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又依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陳，上開3次犯行所竊得之金飾，均由其獨自取得，而未分配予朱○瑀(見本院卷第59頁)，足認上開金飾應分別為被告上開3次犯行獲取之犯罪所得，且均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分別於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主文項下宣告沒收，並均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４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Ａ０５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