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洪賀甯

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緝字第469 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一、第1-4 行補充更正為『洪賀甯於民國112 年間，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之某群組，成員有暱稱「阿宅（即吳沂昌）」、「ABC （即陳天呈）」與其他姓名、年籍均不詳之人所組成詐欺集團（參與組織部分不在本件起訴範圍），擔任面交取款之車手，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倒數第6 、10行「證別」均更正為「識別」；以及證據部分贅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等、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為他案被告相關證據而與本案無關予刪除，另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白（見金訴卷第110 頁、第127 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法律適用之說明：

㈠關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欺條例）於113 年7 月31日制定公布，自同年8 月2 日起生效施行，依詐欺條例第2 條第1 款第1 、3 目規定，可知該條例所稱「詐欺犯罪」包含「犯刑法第339 條之4 之罪及與之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罪」，而詐欺條例所增訂之加重條件（如第43條第1 項、第44條第1 項規定等），係就刑法第339 條之4 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依刑法第1 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惟被告既於偵、審中均自白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卷內亦無證據證明有犯罪所得須繳交情形，故詐欺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仍有適用（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4 年5 月14日著有113 年度台上大字第4096號裁定、113 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關於洗錢罪部分：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於113 年7 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0 月0 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因同條第3 項之封鎖作用，其宣告刑受其前置之特定犯罪即第339 條之4 之法定最重本刑有期徒刑7 年之限制，不得宣告超過有期徒刑7 年之刑，是以新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之法定最重本刑從有期徒刑7 年調整為有期徒刑5 年，應認新法得宣告之最高度刑較低，另新法法定最輕本刑從修正前之有期徒刑2 月，調高為有期徒刑6 月。本案被告所犯洗錢之財物未達1 億元，縱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於112 年6月14日公布修正、再於113 年7 月31日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 項，其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洗錢犯行，亦無積極證據證明有犯罪所得，被告仍有修正後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依前開說明，經比較結果，認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2303、3147、3878、3939號判決意旨參照）。至起訴意旨誤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第1 項之規定，容有誤會。另洗錢防制法第2 條、第3 條規定之修正，對被告犯行不生影響，無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㈢刑法第339 條之4 部分：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之4 另於112 年5 月31日修正公布，然該條第1 項第2 款之法定刑均未修正，故修正對被告本件犯行與論罪、科刑並無影響，即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亦先敘明。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 條、第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 條、第212 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3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與暱稱「阿宅（即吳沂昌）」、「ABC （即陳天呈），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參金訴卷第110 頁、第125 頁），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且渠偽造印文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㈡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中，雖有該條項所列舉之多款加重條件，經法院審理結果認為部分之加重條件不存在，此僅涉及加重條件認定有誤，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並無減縮，法院僅須於判決理由中敘明無此加重條件即可，無庸就此不存在之加重條件，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966號判決意旨參照）。①本件起訴意旨漏載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部分，業據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見金訴卷第109 頁、第123 頁），且被告稱該Telegram群組內成員有暱稱「阿宅（即吳沂昌）」、「ABC （即陳天呈）」等人如前，亦為認罪之表示。②起訴意旨固據被害人係遭網路假投資詐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3 款罪嫌。惟共同正犯之所以應對其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負其全部責任者，以就其行為有犯意聯絡者為限，若他犯所實施之行為超越原計畫之範圍，而為其所難以預見者，則僅應就其所知之程度，令負責任，未可概以共同正犯論（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483 號判決意旨參照）。以現今詐欺集團之行騙手段，層出不窮且花樣百出，倘非詐欺集團高層或實際施用詐術者，未必知曉負責聯繫之成員實際對被害人施用詐術之手法，復觀諸卷內各證據資料，尚無證據可證明被告知悉本案詐欺成員實際以何方式行騙，況被告擔任面交取款之車手一環，其主觀上是否知悉詐欺成員究以何種方式實行詐術，非無疑義，基於罪疑唯輕原則，難認被告得預見或該當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3 款之加重條件。則刑法於第339 條之4 第1 項列舉多款加重條件，本質上仍屬詐欺罪，部分加重條件增減，無礙犯罪事實之同一性，不生變更起訴法條問題，本院自應予審理。

㈢被告於偵、審中均自白本案詐欺犯行，且無積極證據證明獲有實際報酬，自應依詐欺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另被告就洗錢犯行自白，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 項前段之規定原應減輕其刑，然該罪係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則本院於後述量刑時仍當一併衡酌該減輕其刑事由（參照最高法院大法庭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3563號裁定意旨），均併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詐欺猖獗多時，詐騙行為除危害社會秩序及廣大民眾財產法益甚鉅，更破壞人與人彼此間社會經濟信賴關係，增加檢警查緝犯罪和被害人求償困難；惟念被告坦承犯行之態度、表示悔意（含想像競合之輕罪合於減刑規定），其角色為分工末端車手，考量告訴人意見【見金訴卷第21頁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並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求償（113 年度附民字第448 號）】，兼衡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危害程度，暨其智識程度、經濟與生活狀況（參金訴卷第129 頁審理筆錄所載），另同質類型等案偵、審及在監執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9 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3 號之說明、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977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㈤沒收部分：

⒈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條例第48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扣案並送指紋鑑定（見警卷第7 頁、第17-21 頁）之富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1 張，屬供犯罪所用之物，應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而上開偽造收據既已全紙沒收，即無庸就其上偽造之「富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再予沒收。況無證據顯示被告或同夥先偽造該等之印章後，始偽造上開收據之「印文」，無非可能從電腦製圖軟體模仿印文格式予重製，甚可能透過購買、借用方式，取得蓋有上述印文資料，藉以偽造上開收據，故客觀上無證據證明存有該等印章，自無從依刑法第219 條規定宣告沒收。

⒉被告否認取得任何報酬（見偵卷第137 頁、第141 頁；金訴卷第125 頁），卷內亦無證據證明其有何實際獲取犯罪所得而受有不法利益，自無從對之宣告沒收犯罪所得。又其上開犯行所持偽造識別證或聯繫用行動電話，或未扣案、另案扣案（見偵卷第137-141 頁），本身亦無價值，為免執行困難徒增勞費、避免重複沒收，以上不另宣告沒收或追徵。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喬偉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李志明到庭實行公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