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6年度易字第33號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6年度易字第33號

公訴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葉韓信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5年度偵字第23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葉韓信與胡文偉、王文達（胡文偉、王文達涉嫌竊盜部分未據起訴）、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翰」之成年男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5 年6月11日凌晨1時30分許，由胡文偉駕駛車牌號碼0000-00 號自用小客貨車（下稱本案貨車）搭載王文達，「阿翰」駕駛車牌號碼0000-00 號自用小客貨車搭載葉韓信，前往游長安位於花蓮縣○○鄉○○村00○0號住處後，4人共同自未上鎖之大門進入該處，由葉韓信徒手竊取游長安所有之98年央行紀念套幣1盒（內有紀念幣3枚、下稱本案套幣）得手，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4款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 條亦有明文。是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4款竊盜罪嫌，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證人胡文偉於警詢證述、證人即被害人游長安於警詢及偵查證述、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路口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105年6月11日凌晨有前往被害人住處，惟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當天因胡文偉、王文達過來我家載我，說要過去看木頭我就跟他們到被害人住處，但沒有進屋內，只在庭院門口看而已，沒有偷竊本案套幣，本案套幣是游漢桐寄放在我這邊的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上開時間、地點確有與胡文偉、王文達等人前往被害人上開住處等情，業據被告坦承，核與證人胡文偉於警詢證述相符，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雖被告以前詞置辯，經證人游漢桐證稱：104 年間有將紀念套幣寄放在被告那裡，圖案記不起來，只記得是圓圓的類似錢幣，一套有不少錢幣，年份也不記得，是網友贈送一套的，至少有10個，都裝在盒子裡，但確定不是本案套幣等語（見本院卷第57至58頁），是被告前揭辯解雖不可採，然仍須綜合審酌

（二）而被害人游長安於警詢證稱：我於105年6月10日、11日發現有以下物品遭竊：2顆樹瘤、約1米高的瘤板、珠寶首飾、黑色腳踏車、30 公分高的玫瑰石1塊、米黃色戈壁石、天目碗1個、天目茶杯2組（共4顆）、木板材料（約200公分高、30公分寬、6公分厚度）、60公分高的彩瓶等語（見警卷第12至13頁），復於偵查中證稱：我記得我有紀念套幣，每年的套幣都有很多套，我不記得我到底有多少紀念套幣，也無法證明持有套幣超過1 年以上。沒有在警局領回紀念套幣，手邊有的資料裡顯示沒有。（提示後述認領表後稱）但認領表上面有我的簽名應該就是有領回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持有本案套幣，也不確定是否領了2 次套幣回去跟我有幾套套幣，也不確定是哪1 年的套幣，我家共被偷了3次等語（見偵卷第65 頁）。是被害人於家中遭竊後於翌日即105年6月12日前往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偵查隊報案，並製作上述警詢筆錄，當時距離案發時間甚近，被害人之記憶理應最為清晰，然其於警詢時雖提及有相當多物品遭竊，卻全未提及本案套幣有遭竊的情事，則被害人是否確有遺失本案套幣，已有可疑。再被害人偵訊時實已將本案套幣領回，此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頁），但經偵查檢察官多次向其確認是否有套幣遭竊，均證稱還是無法確定，經偵查檢察官提示上開保管單後，被害人也還是無法確定是否持有本案套幣，也不確定是否領了2 次套幣回去，是在被告家中經警查獲之本案套幣是否確屬被害人遭竊之物品，實有疑問。雖本案套幣經發還被害人，然僅能證明被害人確有領回本案套幣，但其既不能確認共有幾套、是否有遭竊等重要情節，且於警詢時並未證稱有套幣失竊的情事，警方也是僅憑被害人之證述就據以發還，自不能據此作為證明被告有竊盜犯行之證據。

（三）證人即當日有一同前往被害人家之胡文偉於警詢證稱：當天是我駕駛本案貨車，在車上有王文達，另一部小貨車則是一名年輕人駕駛，搭載被告，當天我們是要去看行竊地點，看完就下山沒有進入行竊等語（見警卷第15至18頁），雖核與路口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相符（見警卷第7 、32頁），但由上開證據綜合觀察，僅能證明被告當日確有與王文達等人前往被害人住處，但無法證明被告是否有竊取本案套幣。再本院搜索票、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現場照片（警方拍攝本案套幣之照片）等（見本院卷第24至29頁），固能認定本案套幣為警持搜索票在被告家中查獲並扣案，但本案套幣被告取得之原因容有多端，無法僅因在被告家查扣，即據以推論被告確有前往被害人家中竊取本案套幣。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僅能證明被告確實持有本案套幣，但無法證明被告是否有前開竊盜犯行，且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揆諸前揭說明，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被告之犯罪自屬不能證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承翰偵查起訴，檢察官簡淑如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