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年度交訴字第1號｜刑事：業務過失致死｜裁判日期：108 年 06 月 26 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交訴字第1號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蔡孟霖上列被告因業務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7年度偵字第5163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丁○○犯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因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犯罪事實一、丁○○受僱於杏發紙業有限公司（下稱杏發紙業公司），擔任行銷業務人員，並以駕駛小貨車至各地拜訪、招攬客戶為其附隨業務，為從事駕駛業務之人。丁○○明知其普通小型車駕駛執照於民國107年1月10日經吊扣後即不得駕駛自小客車上路，仍於107年10月19日16時2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 號租賃用小貨車，沿花蓮縣秀林鄉省道臺九線公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欲前往址設花蓮縣壽豐鄉理想路 1號之理想大地股份有限公司送貨，行經花蓮縣○○鄉○○村○○000○00號前時，本應注意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且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有自然光線、視距良好、柏油路面濕潤、路面無缺陷、無障礙物等情，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適有行人林昭惠沿該路段由北往南方向行走，亦疏未注意，而行走在慢車道上未靠邊行走，致後方未保持安全距離之丁○○見狀閃避不及，直接撞及林昭惠，致林昭惠受有胸部挫傷併兩側血胸、右側股骨粉碎性骨質折、骨盆骨折、左側肱股骨折、頭部外傷併左側皮下血腫之傷害，經送醫急救，仍因傷勢過重，於同日18時45分許死亡。嗣經警方調閱附近監視器錄影畫面及丁○○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後，始悉上情。二、案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簽分偵查起訴。理由壹、證據能力部分一、按現行刑事訴訟法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排除具有虛偽危險性之傳聞證據，以求實體真實之發見，於該法第 159條第 1項明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而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有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且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 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再本條之立法意旨，在於確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有處分權，得放棄反對詰問權，同意或擬制同意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屬於證據傳聞性之解除行為，如法院認為適當，則不論該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均容許作為證據（最高法院104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104年度台上字第2093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經本院於審理期日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言詞陳述，公訴人、被告丁○○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證據能力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後認為該等證據均為本院事實認定之重要證據，作為本案之證據均屬適當，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二、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所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並不包含「非供述證據」在內，其有無證據能力，自應與一般物證相同，端視其取得證據之合法性及已否依法踐行證據之調查程序，以資認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854號判決可資參照）。本判決所引用下列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均係執法人員依法取得，亦查無不得作為證據之事由，且均踐行證據之調查程序，依法自得作為證據。貳、實體部分一、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用小貨車碰撞被害人林昭惠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致死之犯行，辯稱：案發時我沒有工作，已從杏發紙業公司離職，我當時是開前公司的車，來花蓮找自己的客戶拿樣品回臺北，平常大部分不需要開車；又本案我沒有那麼多的過失，當時我的車速正常約時速60公里，前方車輛突然左轉，我才看到被害人，並做左切閃避之安全措施，也有跟前車保持安全距離，且被害人走在馬路上，斜向往對向車道走，行駛過程中我根本看不到。撞到被害人後，我下車查看她的傷勢，她還有跟救護人員講話，生命跡象正常，且身上有酒氣，被害人顯然在意識模糊下行走；嗣被害人送醫後不治，然無法排除係因被害人本身患有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所致，或撞擊到其他車輛（車牌號碼 00-0000號自小客車），導致被害人死亡，更可懷疑被害人係因家境清寒、久病厭世而起自殺念頭，並藉此詐領保險金；及當時我的駕照雖被吊扣，那是因為行政人員的疏失導致我沒有駕照，我有提起訴訟救濟；另案發後我未刪除行車紀錄器檔案，自始至終均由警方自行查閱檔案，警詢筆錄會記載我刪除檔案，是因為在員警不停的逼問與言語霸凌下，我只能回答有或無云云。惟查：（一）被告於107年10月19日16時2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 號租賃用小貨車，沿花蓮縣秀林鄉省道臺九線公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和平208之12 號前時，適被害人沿該路段同方向行走於慢車道上，被告見狀閃避不及而直接撞及被害人之事實，核與證人甲○○、高仲春、黃玉銘於警詢中及偵查中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相字卷第27頁至31頁、第137頁至138頁、第33頁至39頁、第41頁至43頁、第141頁至142頁、第45頁至47頁），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一）、道路事故調查報告表（二）、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公路監理電子閘門資料、證物清單、A1交通事故刑事扣車單、現場事故照片、相驗筆錄在卷可參（見相字卷第57頁至63頁、第65頁、第67頁、第69頁、第71頁、第87頁、第89頁、第93頁至130頁、第131頁）。（二）次查，被害人由救護車送醫急救，在救護車上已無意識，並經救護人員診察，被害人明顯呈現意識昏迷、休克、皮膚濕冷蒼白，立即給予急救復甦、氣管內管插管；又於同日17時40分許突發性心跳停止，經過高級心臟救命術、給予心臟按摩、靜脈輸液、腎上腺素強心針注射、輸血後，急救無效，故於同日18時45分許宣布死亡，並經診斷有胸部挫傷併兩側血胸、右側股骨粉碎性骨質折、骨盆骨折、左側肱股骨折、頭部外傷併左側皮下血腫之傷害等節，有國軍花蓮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處診斷證明書、花蓮縣消防救護記錄表附卷可憑（見相字卷第49頁、第51頁）。又被害人因送醫不治，經法醫檢驗，發現被害人受有：（1）前胸約 22×8範圍內大面積刮擦傷，雙側肋骨觸及多處骨折、右鎖骨骨折；（2）左腹部約 9×7公分擦傷，下腹部左右側各約4公分及5公分擦傷；（3）左大腿外側處約 10×9公分擦傷，左膝前側約 7×6公分擦傷，右手背、右腳背、左手背及左手腕各見醫療性針孔，貼有棉花；（4）骨盆閉鎖性骨折、右大腿外翻等傷害，研判直接死因為全身多處鈍創，死亡方式為意外死亡，死亡之先行原因為與小貨車之交通事故等情，復有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檢驗報告書、被害人相驗照片存卷可查（見相字卷第 139頁、第145頁至152頁、第155頁至181頁），上開各情，亦為被告所是認，故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再依上開檢驗結果，堪認被害人係因與被告所駕駛之小貨車發生交通事故而意外死亡，與被害人本身是否患有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等疾病無涉，是被告此部分所辯，顯非可信。又證人即車牌號碼 00-0000號自小客車車主高仲春於偵訊中證述：我將車輛停在家門口，當天聽到碰撞聲後，從家裡跑出來看，發現有一名婦女躺在我的後車廂底下等語（見相字卷第 141頁）；復稽以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花東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結果認為：「高仲春駕駛自用小客車停放於路邊遭波及，無肇事因素」等情，有該所107年11月26日北監花東鑑字第1070242906號函暨鑑定意見書足憑（見相字卷第187頁至191頁），另交通部公路總局之覆議意見亦認：「高仲春駕駛自用小客車，停放於路邊遭波及，無肇事因素」乙節，亦有該局 108年 3月29日路覆字第1080020380號函暨覆議意見書附卷可按（見本院卷第63頁至66頁），足徵車牌號碼 00-0000號自小客車案發當時停放於路邊，被害人遭被告車輛撞擊後始躺於該車下，該車對本件事故之發生未有任何肇事因素，被害人之死亡自與該車無關，故被告辯解被害人死亡與撞擊到上述車輛有關云云，顯屬曲解事實、推卸責任之詞，全無可信之處。（三）被告對於本件事故之發生具有過失： 1. 經查，經本院當庭播放被告之行車紀錄器錄影檔案，勘驗如下：（1）錄影畫面時間「 22：15：29至22：15：32」：被告車輛由外側車道駛向內側車道，又再駛向外側車道行駛。（2）錄影畫面時間「 22：15：33至22：15：40」：被告車輛沿外側車道行駛，前方有一台銀白色自小客車（下稱Ａ車）。在內車道行駛的車牌號碼 000-0000號黑色自小客車（下稱Ｂ車）打右側方向燈，並持續亮著右側方向燈，又亮起煞車燈開始駛向外車道。之後駛入外車道，行駛在被告車輛的前方，滅了一下煞車燈。（3）錄影畫面時間「 22：15：41至22：15：43」：Ａ車打左側方向燈，往左偏，欲駛向內車道，Ｂ車煞車燈亮起又熄滅。Ａ車亮著煞車燈並駛入內車道，在Ａ車後方之Ｂ車亦亮起煞車燈，快速向內車道駛去，被告車輛此時未減速。（4）錄影畫面時間「 22：15：44」：Ｂ車駛入內車道，被告車輛未減速，此時畫面中有一名身穿藍色衣服及黑色褲子之女子（即被害人）行走於外車道中間。（5）錄影畫面時間「 22：15：45」：被告車輛向左偏移，未減速。（6）錄影畫面時間「 22：15：46」：被告車輛車頭右側撞擊該身穿藍色衣服及黑色褲子之女子。車子搖晃，並減速。上開錄影畫面勘驗內容，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0頁至101頁），足見本件車禍發生前，被告原係駕駛車輛沿花蓮縣秀林鄉省道臺九線公路由北往南方向沿外側車道行駛，被告車輛前方之黑色自小客車變換車道至外側車道，並駛於被告車輛前方。黑色自小客車先亮煞車燈後，銀白色自小客車打左側方向燈向左行駛至內車道，並亮煞車燈，同時黑色自小客車之煞車燈亦亮起，並向左偏行至內車道後，被告車輛前方之視野可見被害人行走於其車輛右方，即外側車道之中間（錄影畫面時間22：15：44），經過 1秒後被告車輛即靠左行駛，但期間均未減速或煞車（錄影畫面時間： 22：15：45），再下1秒後其車輛右側直接撞擊被害人（錄影畫面時間：22：15：46），顯見被告於看見被害人行走於其車輛右側時，未注意車前狀況，亦未有煞停動作，而直接撞擊被害人，且其與前方黑色自小客車之距離甚近，導致黑色自小客車往左切入內側車道時，被告車輛與被害人之距離非長，使被告看見被害人後之反應時間壓縮至 2秒鐘，上情亦有卷附之行車紀錄器畫面翻拍截圖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88頁至96頁）。再者，被告於靠左行駛前，其視野範圍內已能發現被害人行走於外側車道上，確屬被告視線所及之車前狀況應注意之範圍，被告應有時間注意前車動態及妥適反應之可能，而採取必要之安全應變措施；況被告前方之銀白色自小客車及黑色自小客車之煞車燈均接連亮起，再接續行駛至內側車道，被告應可預見前方有障礙物或其他行車狀況，並提高注意，應無反應不及之情事，加上當時為日間自然光線、視距良好，衡諸常情，如被告有予注意，實無不能發覺之理，被告亦曾於偵查中自承：我跟前方車輛車距太近，我有試圖要閃過去，但車頭沒有閃過等語（見相字卷第134 頁），從上開種種客觀情狀觀之，若被告與前車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及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即無發生本件車禍之可能，故被告對於本案車禍發生，確有過失無訛。 2.按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不得任意以迫近或其他方式，迫使前車讓道；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1項、第3項分別訂有明文。被告為租賃用小貨車之駕駛人，自應遵守上開規定至明。本件乃被告駕駛小貨車，未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亦未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撞及行走於車道上之被害人，自存有肇事原因。至被害人於碰撞事故發生當時，行走於外側車道上，亦同為肇事原因。再關於本件車禍事故，經送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花東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結果，其鑑定意見認為：「一、行人林昭惠未靠邊行走，妨礙交通，為肇事主因。二、丁○○駕駛租賃小貨車，未妥採適當安全措施，適時減速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且違規超速行駛，為肇事次因；其駕照吊扣駕車違反規定。」等節，有前開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鑑定意見書在卷可憑；又經本院送交通部公路總局覆議後，覆議意見為：「一、丁○○駕駛租賃小貨車，未依規定（超速）行駛，未充分車前狀況，未與前車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致遇狀況煞閃不及；與行人林昭惠，於道路中行走，妨礙交通，同為肇事原因。（另丁○○駕照吊扣駕車違反規定）」等情，復有該局上揭覆議意見書在卷可參，均亦同本院之認定。被告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既有上開肇事原因，且當時天候晴朗、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濕潤、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復屬良好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一）附卷足佐（見相字卷第61頁），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被告乃竟疏未注意遵守上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而肇事，被告自有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又被告所駕駛之租賃小貨車於撞擊被害人後，被害人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傷害，並於送醫急救後死亡，足認被告之過失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間，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無誤，業如前述。至被害人於案發當時行走於外側車道，未依規定行走於人行道上，是此固可認其疏未注意行走於車道上亦屬本件車禍成傷進而致死之可責原因之一，為與有過失，惟並未能據此解免被告過失之責，併此陳明。 3.此外，前開臺北區監理所花東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之鑑定結果與交通部公路總局覆議意見雖對於被告與被害人之過失比例認定不同，然對於被告就本件事故有未注意車前狀況及未與前車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等過失，認定上為一致，故不影響被告就本件事故具有過失之事實。又交通部公路總局覆議意見雖稱被告有未依規定超速行駛（經估算約69公里）之過失，然被告於本院供稱：當時我車速時速60公里，沒有超速等語（見本院卷第19頁），為被告所否認，該局復未提供其估算被告車輛當時車速之依憑及計算方式，依卷存資料亦尚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當時有超速行駛之情事，故無法率認被告當時車速為時速69公里，而有超速行駛之過失，附此敘明。（四）被告前開辯詞不可採之理由： 1.被告擔任杏發紙業公司之行銷業務人員，駕駛車輛為其附隨之業務：（1）查於107年10月19日車禍甫發生時，被告當日第一次警詢筆錄中，警方詢問：「你當時駕駛何種車輛？於何時出發？欲往何處做何事？」，被告稱：「我駕駛 RBN-2877租賃小貨車，我今天是於 13時許從臺北出發，要到花蓮送貨（紙巾）。」（見相字卷第 11頁），又該日調查筆錄受詢問人欄中，被告之職業記載為「司機」乙節，有上述調查筆錄足佐（見相字卷第9頁）；嗣於 107年10月20 日偵訊中檢察官訊問：「職業？」，被告答：「貨車司機。我受雇於杏發紙業有限公司。我當時是幫公司送衛生紙到理想大地。」等語（見相字卷第134頁），足見員警、檢察官均採一問一答開放性問題詢問被告，被告在第一次警詢時主動稱當日至花蓮送貨，再於翌日檢察官訊問時更進一步稱係要載送衛生紙至理想大地，毫無更正、否認之情，其後在本院準備程序時始改稱：案發當時我沒有工作，已經離職，我擅自開前公司的車，來花蓮是要跟我自己的客戶拿樣品，客戶要我估價洗碗機，當時的業務工作為招攬公司的衛生紙業務，平常大部分不需要開車。警詢中我稱我是司機，是指我是那台車的司機云云（見本院卷第 18頁反面至19頁），可見被告在知悉檢察官於107年12月22日以被告本件車禍係犯業務過失致死罪嫌起訴後，始改稱車禍時無業，已自杏發紙業公司離職云云；且查，案發當時，被告之小貨車上有「杏發紙業公司銷貨單」1紙，觀以該銷貨單上記載之銷貨日期為「107年10月19日」、客戶名稱為「理想大地股份有限公司」、送貨地址為「花蓮縣○○鄉○○路0號」、貨品名稱與數量為「白面紙 40箱」、業務代號為「丁○○」、送貨方式為「 RBN-2877」乙情，有該銷貨單附卷可證（見相字卷第 91頁），益徵被告當時擔任杏發紙業公司之行銷業務人員，並駕駛車牌號碼 000-0000號租賃小貨車至位於花蓮縣壽豐鄉之理想大地股份有限公司載送面紙 40箱，此情堪信為真實，更足認被告在警詢、偵查中之陳述始為可信。況若被告在警詢時所述有誤，在檢察官訊問中即可更正，然被告不僅未予更正，甚至更進一步詳述其係幫杏發紙業公司載送衛生紙至理想大地，指出具體明確之送貨物品、送貨地點，若非確有其事，實難想像被告有杜撰當時擔任業務而為杏發紙業公司送貨之必要，其情甚明。（2）被告固向本院提出杏發紙業公司出具之 105年6月22日離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 22頁），以證明其於本件事故發生時已自杏發紙業公司離職。然查，該公司之負責人蔡遠藤為被告之父親，有被告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可查（見本院卷第5頁），杏發紙業公司人員是否基於親情因素偏頗被告而開立該證明書，實非無疑；復觀諸被告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明細，杏發紙業公司自104年7月1日即為被告投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為新臺幣（下同） 20, 008元至23,100元，迄至108年2月26日止（投保資料查詢日），均未退保乙節，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08年2月27日保費資字第10813060650號函暨被告之投保資料明細存卷可按（見本院卷第 48頁至49頁）；再細譯被告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被告105年度申報之所得中，有來自杏發紙業公司之薪資所得共計240,096元；又106年度申報之所得中，亦有來自同公司之薪資所得共計252,108元乙節，有上述稅務電子閘門明細表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 46頁至47頁），前述資料相互佐證後，可徵被告之年度薪資所得金額，恰與其勞工保險投保之每月薪資金額大致相合，堪認被告至今仍受僱於杏發紙業公司，每月固定自杏發紙業公司領取薪資，杏發紙業公司並為其投保勞工保險等情，洵堪認定。倘被告於105年6月22日已自杏發紙業公司離職，杏發紙業公司豈會至今仍為被告投保勞工保險，並於105年發給被告一年份之薪資？在在顯見上開離職證明書與事實相悖，實非可信。遑論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復改稱：當時我受僱於杏發紙業公司，做行銷餐巾紙業務，我原本兼送貨及業務，但被吊扣駕照後送貨的部分就沒了，但依然是行銷業務云云，可見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原辯稱其當時沒有工作，已離職云云，復又改稱其當時受僱於杏發紙業公司擔任行銷業務云云，其前後供述已有不一，而難盡信。是以，被告曾辯稱其於案發當時已從杏發紙業公司離職沒有工作云云，自屬無稽。（3）次以，被告於審理時自承：我擔任業務的工作內容，是要去各飯店拜訪客戶，都是先打電話洽談，再約地點見面、送樣品、談紙張的厚度，再約定價格等語；再參以被告所駕駛之車牌號碼 000-0000號租賃用小貨車，該車外觀印有「杏發」之字樣一情，有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可佐（見相字卷第 93頁），可徵被告並非僅係偶然利用該小貨車作為交通工具，而係於擔任行銷業務工作時，即會駕駛該小貨車載送與其業務工作有密切關聯之貨品或樣品等物；復參諸杏發紙業公司之工作內容，應有運送貨物或使用交通工具之需求，始會有專屬於該公司之車輛，並在車輛外觀上印有公司名稱之顯著字樣，應堪認定。準此，被告駕駛該租賃用小貨車，與其完成主要工作即行銷業務，具有直接、密切之關係，並具有反覆實施之性質，而為被告之附隨業務無訛。（4）至被告雖辯稱：我當天要去花蓮跟理想大地拿我自己的東西，是洗碗機的清潔劑樣品，杏發紙業公司只經營餐巾紙，拿清潔劑樣品是我的副業。車上的銷貨單是公司的單子，因為當天是星期六，各飯店的驗收單位星期六、日休息，所以不能送貨云云。惟被告於107年10月20日偵訊時已自承其當時係幫杏發紙業公司運送衛生紙至理想大地等語，本院認被告於警詢、偵訊中之陳述較為可採，誠如前述；甚且，本件事故發生日即107年10月19日為週五，並非週六或週日，此為本院職務上應知悉之事項，且為客觀存在不可爭之事實，故被告辯稱案發當天為星期六無法送貨云云，顯為臨訟卸責畏罪之詞，毫無可採之處。 2.又被告辯稱其沒有那麼多的過失，當時有做左切閃避之安全措施，也有跟前車保持安全距離，行駛過程中其根本看不到被害人，亦停不下車云云，然被告未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且未注意車前狀況，於看見被害人出現於車輛右側後，雖有偏左行駛，然未做任何煞停或減速措施，而直接撞及被害人，已如前述，故被告前開所辯，洵非可採。 3.第以，被告辯稱其於撞擊被害人後，下車查看被害人之傷勢，被害人當時還能講話，她有跟救護人員講話云云，惟被害人於遭撞擊後，躺在路邊無意識，經救護人員評估生命徵象及進行頸椎固定、上長背板，瞳孔對光無反應，體溫濕冷、膚色蒼白等節，有花蓮縣消防局救護紀錄表可佐（見相字卷第51頁），足徵於救護人員抵達事故現場時，被害人已無意識，且瞳孔亦對光源無反應，且救護人員抵達時間為當日16時28分許，距離本件事故發生時間不滿10分鐘，足以推論被害人遭撞擊後已失去意識，遑論有跟救護人員講話之情，故被告此部分所辯，要與事實未洽，礙難憑採。 4.另被告辯解其當時聞到被害人身上有酒氣，其行走時意識模糊云云，惟查，被害人送醫急救時檢出血液中酒精濃度6mg/L（換算成呼吸酒測值為 0.03mg/L），遠小於違規值，又並無積極事證證明被害人飲酒超過法定標準，更何況本件車禍發生原因係被告駕駛車輛有上開過失所致，與被害人有無飲酒無關，故被告之辯解，亦非可取。 5.末查，被告稱本件被害人有自殺念頭、詐領保險金之情云云，然本件卷內無任何證據可證被害人有自殺之徵兆及跡象，以詐領保險金，且被害人未投保任何保險一情，經被害人家屬乙○○、甲○○於警詢中陳述明確（見相字卷第23頁、第29頁），何來有詐領保險金之可能？況被害人之死亡係被告前述過失行為所造成，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告徒憑己見，毫無依憑即隨意指控被害人詐領保險金，實無可取。（五）綜上，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一）新舊法比較： 1.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 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二項標準定之。最重主刑相同者，參酌下列各款標準定其輕重：一、有選科主刑者與無選科主刑者，以無選科主刑者為重。二、有併科主刑者與無併科主刑者，以有併科主刑者為重。三、次重主刑同為選科刑或併科刑者，以次重主刑為準，依前二項標準定之，刑法第35條第1項、第3項規定明確。 2.經查，被告於案發時係擔任行銷業務，駕駛車輛為其附隨之業務，為從事業務之人，惟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76條於10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5月31日施行，而修正前刑法第 276條第2項原規定：「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 3,000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基於刑罰平等原則，不區分普通過失或業務過失責任，刪除上開條項關於業務過失致死之罪名規定，而回歸適用過失致死罪之規定，並提高原普通過失致死之法定刑，是修正後同法第276條規定：「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則於比較修正前、後規定刑之輕重時，應依刑法第 35條規定定之，而因上開修正前、後之規定，最重主刑均同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自應依同條第 3項後段規定，參酌同項各款標準以定刑之輕重，基此，修正前之規定有併科罰金之規定，修正後則無，參酌同條項第2款「有併科主刑者與無併科主刑者，以有併科主刑者為重」之規定，應以修正前之業務過失致死罪為重。此外，修正前之業務過失致死罪，其主刑僅能選科「有期徒刑或拘役」，但修正後過失致死罪之主刑則可選科「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在最重主刑相同下，依刑法第 35條第3項第1款，以無從選科罰金刑之舊法為重。故經比較結果，行為時之修正前規定顯非有利於被告，揆諸前揭規定之意旨，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適用修正後最有利於被告之裁判時法處斷。（二）論罪： 1.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關於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酒醉駕車、吸食毒品或迷幻藥駕車、行駛人行道或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之規定，係就修正後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之基本犯罪類型，對於加害人於駕駛汽車時有為上開特定行為，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予以加重處罰，已就上述犯罪類型予以變更加重，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查被告之普通小客車駕照於 107年1月10日即因酒駕而遭吊扣至108年1月9日，有證號查詢汽車駕駛人資料存卷可證（見相字卷第 71頁），從而，被告於上揭時、地駕駛租賃用小貨車上路時，係屬無駕駛執照之人無誤。 2.至被告雖辯稱係因行政人員之疏失導致其無駕照，已提起訴訟救濟云云，並向本院提出行政訴訟起訴狀為據（見本院卷第 25頁至29頁），然而，被告於案發當時，因駕駛執照遭吊扣而無照駕駛，已如前述，其縱使對於主管機關吊扣其駕照之行政處分不服，於後續提出救濟，並不影響其無照駕駛之事實認定；甚且，觀之該行政訴訟起訴狀之撰狀日期，為107年12月10日，有該書狀狀尾可查（見本院卷第29頁），而被告駕照遭吊扣之日期為 107年1月10日，被告卻於被吊扣駕照後長達11個月，亦為本件事故發生近2個月後，始委託律師提出訴訟，若被告不服吊扣駕照之行政處分，為何未於處分後短時間內提起救濟，而係於 11個月後，且係吊扣駕照處分將屆滿之前夕提起救濟？故被告就其吊扣駕照處分提起行政訴訟之情，非無疑竇，實難執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3.是核被告所為，係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修正後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並應依前開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三）被告不符合自首之要件： 1.按刑法第62條所定自首減刑，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之前，向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坦承犯行，並接受法院之裁判而言。至其方式雖不限於自行投案，即託人代理自首或向非偵查機關請其轉送，亦無不可，但須向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自承犯罪且有受裁判之事實，始生效力。苟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嫌疑人後，犯罪嫌疑人始向之坦承犯行者，為自白，而非自首（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75號、97年度台上字第5969號判決意旨參照）。2.查被告於107年10月19日事故發生當天第一次警詢時（筆錄製作時間：21時許至22時20分許），員警詢問：「（問：警方於107年10月19日16時20分許接獲110報案稱和平208-12號有交通事故，發生當時是否為你發生車禍？）答：我是看到黑影飛過來撞到我所駕駛的車輛後視鏡。」、「（問：請你將當時車禍情形詳述之？）答：我是沿臺九線由北往南行駛，行經花蓮縣○○鄉○○ 村000000號前，看到飛影飛過來撞到我車右前方後照鏡部位後我就立即停車查看，發現是1名婦人躺在銀色自小客車下方，他面部朝上。」、「（問：你稱行駛該處時看到黑影飛過來撞到你車右前方後照鏡部位，有看到他是為何飛向你的車嗎？）答：她是從我左前方方向飛過來的，是如何被撞飛的我不知道。」、「（問：你車上是否有裝設行車紀錄器？）答：有裝沒有在使用，警方有檢視記憶體沒有紀錄，亦沒有影像。」等語（見相字卷第 11頁至 13頁）；又員警於同日第二次詢問被告（筆錄製作時間：22時36分許至23時6分許）：「（問：經警方第一次調閱你車內行車紀錄器時並未發現有任何檔案，你做何解釋？）答：是我刪除的。」、「（問：你為何要刪除行車紀錄器畫面？）答：因為我擔心以及恐懼我的肇事責任。」、「（問：為何你不知道行車紀錄器有在使用，卻又將行車紀錄器畫面刪除？）答：我為了以防萬一怕裡面還是有畫面所以我還是做了刪除的動作。」、「（問：警方於第一次筆錄中詢問你車禍情形時，你稱對方婦人是飛過來撞到你車右前方後照鏡部位，但經警方調閱畫面後發現並不是你所稱之用飛的，你做何解釋？）答：我確定當時我只有看到黑影，但我是用猜他是飛過來的。」、「（問：經警方詢問你是否有其他可能婦人才會撞上你的車，你當時如何回答？）答：我說可能是前方車輛撞擊後飛起來的。」、「（問：經警方調閱你行車紀錄畫面後，你是否就是這次與林昭惠發生交通事故之人？）答：是，我承認，我看過畫面就承認了，因為我當時就是只有看到黑影。」、「（問：為何你上述許多事情並不是在第一時間告知警方，而是在警方還原你行車紀錄器畫面後你才承認？）答：因為我會怕，我怕真的是我撞到的。」等語（見相字卷第 17頁至19頁），由上開被告歷次之警詢筆錄內容可見，被告於第一次警詢時，未向警方坦承係其駕駛前開車輛撞擊被害人，反而向警方稱係被害人「飛過來」撞及其車輛之右方後視鏡，或係前方車輛所撞擊，又稱其車上之行車紀錄器未使用，然於第二次警詢時，始向員警坦承其因畏懼擔負相關法律責任，將行車紀錄器中本件事故經過之影像檔案刪除，嗣經警方將影像檔案還原，並提示予被告觀看後，被告復改稱承認其為肇事者，應可認定。 3.復參以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書記載：還原被告之肇事車輛行車紀錄器（影像原已刪除）後，明確發現肇事車輛駕駛人為被告，而非有其所稱他車先撞擊死者後再撞擊其車輛之情事，被告才坦承為規避責任而刪除還原之影像，且坦承此肇事確為其與死者直接撞擊造成之交通事故等節，有上開報驗書足參（見相字卷第7頁）；及於事故現場時，被告發生車禍後有下車對被害人進行簡單救治直到救護人員到場，但警方到場時，被告未告知警方其為肇事者身分，直到警方調閱監視器後始承認等情，亦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表可佐（見相字卷第 65頁），上述各情，均與前開之警詢筆錄記載內容、過程相符，足證被告於警方還原其所刪除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後，始坦承自己為肇事者，是以，偵查員警在被告坦承肇事前，早因調閱、還原行車紀錄器影像，而已知悉犯罪嫌疑人及犯罪事實，被告自無自首之情形可言，故本案被告坦承犯罪部分與前揭自首要件未符，即不得適用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4.至被告雖辯稱係因出於員警之逼問與語言霸凌，始於警詢筆錄中有上述回答云云，惟被告於偵訊時亦坦承：「（檢察官問：你為何把你自己的行車紀錄器畫面刪掉？）這是我的錯，我會怕，我一直覺得怎麼會有人在我車子前面，車陣中怎麼會突然有一個行人，我也不知道是我撞到她，還是有誰撞到她，我不是要逃避責任。」等語（見相字卷第135頁），益見被告於檢察官訊問時，再次坦認其曾刪除行車紀錄器畫面，並表示因為害怕而刪除，又稱不知道是否為自己撞到被害人，而有規避責任之閃爍言詞，倘被告在警詢時有遭警方逼問、霸凌之情，豈會於偵訊時復又承認將檔案刪除之可能，且未否認其於警詢中之陳述？是被告確曾將行車紀錄器檔案刪除以掩蓋自己為肇事者乙情，即堪認定。被告此部分辯解，與事實背道而馳，無可信實。（四）爰審酌駕駛小貨車為被告之附隨業務，被告自應小心謹慎，以維護自身及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安全，並應遵守行車相關規定，提高注意義務，而案發當時不論路況、視距均屬良好，被告行車時，疏未注意前揭交通規則規定，未注意車前狀況，亦未與前車保持安全之適當距離，撞及被害人而釀成本件事故，為肇事原因，又被害人因本件車禍而死亡，致被害人家屬沈痛至極，身心嚴重受創，其犯罪所生之損害為被害人生命之喪失，無可回復，損害甚大，且被告犯後於偵訊時曾坦承犯行，嗣於本院審理中復又改口否認犯行，猶飾詞狡辯，未見任何悔意，不啻對於自己種種之過失未予深刻反省、檢討，反而不斷指責被害人之不是及過失，空言指摘被害人失去生命係不惜為詐領保險金，枉顧被害人家屬對於失去至親內心難以承受之痛，亦未對死去之被害人表達應有之尊重，更於案發後將行車紀錄器檔案刪除，試圖逃避責任，復於本院審理時改稱因警方言語霸凌始在警詢中坦承將行車紀錄器檔案刪除，屢次以各種說詞推卸責任，故被告所為實應嚴懲，不容寬貸，其犯後態度自無從對其為有利之認定。另被告雖表達與被害人家屬調解意願，因求償金額及被告支付能力等因素，致未能達成損害賠償調解，惟被告名下投資捷情紙業有限公司、丞憶貿易有限公司，投資金額財產總額共達新臺幣（下同）120萬元，有其上揭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明細表可查，可見被告非全無資力之人，卻於本院調解庭中表示無資力而無法調解，有本院調解結果報告書可憑（見本院卷第53頁），難認被告有願意賠償被害人家屬之誠意與決心，自非可取；並兼衡被告案發時年齡為37歲，自述其教育程度為專科畢業、從事業務工作、月收入約 2萬多元、經濟狀況不好、須扶養1名子女與太太（見本院卷第 74頁反面），及被害人亦為肇事原因之過失情節及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第276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曹智恒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6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黃英豪法官許芳瑜法官林思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7 日書記官陳政嘉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修正後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酒醉駕車、吸食毒品或迷幻藥駕車、行駛人行道或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汽車駕駛人，在快車道依規定駕車行駛，因行人或慢車不依規定，擅自進入快車道，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減輕其刑。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8年度交訴字第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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