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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判決書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九十年度易字第一八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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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年度易字第一八四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右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年度偵字第七二號），本院判決如左 ︰ 主 文 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明知伊所簽發以花蓮市農會為付款人，帳號一七二八 一號，票號ＦＡ0000000號，面額新台幣（下同）一萬元，到期日為民國 （下同）八十八年十一月二日之支票，業於同年十月十二日之前，借予其員工丙 ○○使用，並未遺失，嗣因丙○○於同年十月三十日離職，畏懼求償無門，乃於 八十八年十一月二日，填具遺失票據申報書，偽以該支票於同年十月三十日，在 花蓮市○○路與民禮路口遺失，而向花蓮市農會信用部申請掛失止付，未指定犯 人而轉請花蓮縣警察局協助偵查侵占遺失物罪嫌者。嗣同日系爭支票之持票人丁 ○○屆期提示付款遭退票，始為票據交換所發現，而報警查獲上情，因認被告甲 ○○涉犯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之未指定犯人誣告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 者，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 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 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 號判例參照）。再者，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 為不利於被告事實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而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 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 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 例參照）。此外，按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所稱「誣告」，乃指「以犯人明 知所訴虛偽為構成要件，若誤認有此事實，或以為有此嫌疑，自不得遽指為誣告 」、「以告訴人所訴被訴人之事實必須完全出於虛構為要件，若有出於誤會或懷 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以致不能證明其所訴之事實為真實，縱被訴人不負刑責， 而告訴人本缺乏誣告之故意，亦難成立誣告罪名」，分別為最高法院二十年上字 第七一七號、四十四年台上字第八九二號及五十九年台上字第五八一號判例著有 明文。 三、公訴人認被告甲○○涉犯上揭犯行所憑之證據無非係被告甲○○於警訊及該署偵 查時之供述、證人丁○○、乙○○於警訊及該署偵查時之證詞及票據交換所退票 理由單、上開支票影本、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掛失票據申報書各一 份附卷可稽為其論據。訊據被告甲○○則堅詞否認涉犯上開犯行，辯稱：那張支 票是伊借給員工丙○○說要去買機車，伊在八十八年十月初開三張支票日期分別 為八十八年十一月二日、十二月二日、八十九年一月二日面額均為一萬元的支票 三張借給他，伊在八十八年十月底問他既然不繼續工作了，應該把三張支票還伊 才對，當時是丙○○向伊表示該三張支票於八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在花蓮市○○路 與民禮路口遺失，伊就在八十八年十一月二日去掛失十一月二日到期的那張支票 ，伊並沒有誣告等語。經查： （一）、被告甲○○於警訊時並未坦承有於上揭時、地謊稱上開支票遺失而請花蓮縣 警察局協助偵查侵占遺失物罪嫌者之事實，業經本院核閱警訊卷查明屬實。 而被告於偵查時亦否認有上揭未指定犯人誣告之罪嫌（被告係辯稱：「遺失 的那一萬元支票，是我離職的員工丙○○告訴我支票他遺失了，叫我去報遺 失的」等語，見偵查卷第十八頁背面），顯見被告就上揭犯罪事實，未曾為 坦承不諱之自白，且被告於本院調查、審理時亦堅詞否認涉犯上揭犯行，故 檢察官憑此理由為其認定被告涉犯上揭罪名其中之一證據，容有未洽。 （二）、卷內所附之票據交換所退票理由單、上開支票影本、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 料查報表、掛失票據申報書等資料，充其量僅能證明被告確實有向花蓮市農 會信用部申報上開支票遺失之事實，就此亦為被告所自承在卷，惟難遽為被 告即有未指定犯人誣告行為之不利證據，合先敘明。 （三）、證人丁○○於警訊、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僅結證稱：丙○○曾於八十八年十月 十二日約下午六、七點前往伊所經營之宏偉機車行購買機車交付上開支票與 伊，後來伊拿該支票去提示遭到退票，隨後伊有去找過丙○○，但未遇上， 之後由丙○○的妹妹另外開了一張支票來換回該張跳票的支票云云（見偵查 卷第十頁、本院卷第二十七頁），就上開證人丁○○證詞內容觀之，證人丁 ○○僅能證明丙○○確實曾持上開支票向伊購買機車以為車款之支付，而上 開支票於到期後提示遭到退票，嗣後再向丙○○之妹妹另外取得他張支票換 回此遭退票之支票之事實而已，亦難作為不利於被告有未指定犯人誣告之證 據。 （四）、另證人即丙○○之妹乙○○於偵查及本院調查、審理時亦僅結證稱：伊哥哥 丙○○向被告借三張支票，其中一張準備買機車，另外二張是丙○○還欠伊 的錢。‧‧‧‧‧‧退票的那一張支票是丙○○在八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向鄧 先生買機車就已經先交給他了，後來丙○○向伊說不想在被告那裡工作了， 那三張支票的事，丙○○要伊與被告解決，因丙○○已經拿一張支票買機車 ，就要伊拿另外一張同額支票去向鄧先生換回該張退票支票，到期後（十一 月二日）沒幾天，伊以公用電話和被告聯絡說三張支票要還給被告，被告就 請他店內的師父來伊店內取回該三張支票等語（見偵查卷第二六、二七頁； 本院卷第二五至二八頁），觀諸上揭證人乙○○之證詞，可知被告係在辦理 上開支票止付後始取回三張支票，據此，亦不足以證明被告在辦理上開支票 掛失止付時，即已知悉該支票並未遺失而故意向警察機關謊報遺失請求偵辦 侵占遺失物之未指定犯人誣告罪行。 （五）、另訊據證人陳文龍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在被告的店內送瓦斯，‧‧‧，丙 ○○於八十八年十月底離職。丙○○向被告借三張支票的事伊知道，伊大約 於八十八年九月份在店內療養時有看到丙○○跟甲○○借三張支票，說要買 機車使用，後來丙○○沒有還這三張支票。丙○○於八十八年十月份在店內 有跟甲○○說他不想做了，甲○○有跟他說這三張票如何處理，甲○○還跟 他說這三張票要拿來還，丙○○就跟甲○○說那三張支票在民國路那邊搞丟 了，甲○○後來就去報遺失，他們對話時伊在店內確實有聽到。伊後來有去 丙○○妹妹的店內拿回支票等語（見本院九十年五月三十日審判筆錄）。顯 見被告實係因丙○○提供虛偽事實（即向伊謊稱該三張支票業經遺失）致誤 認上開支票業已遺失始向花蓮市農會申請掛失止付，則被告應缺乏未指定犯 人誣告之故意，稽諸上揭所述，即難遽以該罪相繩。 （六）、雖丙○○乃為本案最重要關鍵之證人，惟經本院依法囑託台灣板橋地方法院 訊問丙○○有關本案之相關實情，經該法院合法傳喚結果，丙○○業已不知 去向，無從訊問，此有台灣板橋地方法院函文附卷可稽，揆諸上揭所述，本 案並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涉犯上開犯行，況徵諸證人陳文龍之證詞， 應可證明被告係因丙○○之謊稱支票遺失始向花蓮市農會申請掛失止付，故 被告所辯之詞，堪足採信。 四、綜上所述，本件被告甲○○被訴之未指定犯人誣告犯行，並無任何積極證據可證 明其所為之指訴為真實。稽諸前述，尚難僅憑卷內所附之票據交換所退票理由單 、支票影本、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掛失票據申報書各一份附卷可稽 為其論據。此外，再經本院依職權調查結果後，亦無其他積極確切之證據足認被 告甲○○有未指定犯人誣告之犯行，自應對被告遭檢察官起訴之犯行為無罪之諭 知，俾免冤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子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十二 月 十九 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庭 法 官 林 國 泰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附繕本） 法院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十二 月 十九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