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09年度易字第340號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易字第340號

公訴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陳得利

上列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09年度毒偵字第5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108年11月26日9時11分許為警採尿時起回溯96小時內之某時，在停放於宜蘭縣○○鎮○○巷00號住處附近之車內，以將甲基安非他命置於吸食器內以火燒烤吸食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於108年11月25日20時52分許，為警在宜蘭縣蘇澳鎮界東路與頂寮路口查獲，並接受採尿，鑑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第10條第2項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規定，案件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此所稱之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係指檢察官提起公訴之訴訟行為於程序上有違法律之規定而言。而提起公訴之訴訟行為是否於程序上有違法律規定，原則上，固是以起訴時所存在之事項及法律規定為判斷。但學說上認為：同條第2款至第7款所列舉之應為不受理判決之法定事由，亦屬起訴程序違背規定，僅係法律明定列舉之（即皆為訴追條件或形式的訴訟條件欠缺），若合於各該款之情形者，應先適用各該款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必也不屬於該條第2款至第7款之程序違背規定者，始有上開第1款規定適用之見解，由於至少同條第3款「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其告訴、請求經撤回…」、第5款「被告死亡或為被告之法人已不存續者」，皆包括檢察官起訴後始發生之情事變更事由，致法院不能為實體審理及判決之情形，則「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解釋上即不僅限於起訴時其程序已違背法律規定，尚包括起訴後因情事變更，致檢察官起訴違背法律規定，法院不能為實體上之審理進而為實體判決之情形。而此情事變更，自應包括因法律修正而致追訴條件變更之情形，先此敘明。

三、次按犯毒品條例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觀察、勒戒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據勒戒處所之陳報，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應即釋放，並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認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年。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適用前2項之規定，毒品條例第20條第1項至第3項亦有明文。上開毒品條例第20條第3項於108年12月17日修正，109年1月15日公布，並於同年7月15日生效施行，同條例第35條之1第1、2款並規定，不論被告行為係在新法施行生效前或施行生效後所為，均應適用修正後（即應先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規定。而上開毒品條例第20條第3項規定之修正，雖僅將原條文之再犯期間由「5年」改為「3年」，惟鑑於將施用毒品者監禁於監獄內，僅能短期間防止其接觸毒品，因慣用毒品產生之「心癮」根本無法根除，並慮及毒品條例施行多年累積之戒毒經驗及實效，暨逐步擴充之醫療、戒癮機構、專業人力、社區支援系統等資源，尤以本次毒品條例第24條修正，擴大檢察官對施用毒品者附條件緩起訴處分之範圍，使其能視個案具體情形給予適當多元社區處遇。本次修正後對於施用毒品者之思維，自應與時俱進，擺脫以往側重於「犯人」身分之處罰，著重其為「病患」之特質，並以「治療」疾病為出發點，重新評價前揭所謂「3年後再犯」之意義。施用毒品者既被視為「病患性犯人」，最佳處遇方式即為治療，期能逐漸減少毒品施用之頻率及數量，進而達到戒除毒癮的完全治癒目標。對於施用毒品者之治療方式，有機構外之處遇（如自行赴醫院戒癮、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等），或機構內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至對施用毒品者科以刑罰，無非在運用刑罰之一般預防功能以嚇阻毒品之施用。監獄為執行場所而非戒癮專責機構，針對施用毒品者及其再犯之特性，法務部於106年12月5日頒訂之「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計畫」內容，將監所內毒癮犯人輔導策略區分為「新收評估」、「在監輔導」及「出監輔導」3階段，目的即是積極引進地區醫療體系之協助，提供毒癮戒治，落實社區追蹤輔導及治療之銜接，俾修復創傷、預防再犯。惟刑罰因涉及人身自由及基本權，故於施用毒品初犯時皆以傳統之機構外或機構內處遇方式治療，如再施用毒品時，始科以刑事責任，一則懲罰其未具悔悟之心，再則以刑罰方式形成施用者之心理強制，以減少其毒品之施用，遏止其一犯再犯。而當刑罰處遇仍不能有效幫助施用毒品者改善惡習時，即表示無法以此方式發揮治療效果，若繼續施以刑罰只具懲罰功能，不僅無法戒除其毒癮，更漸趨與社區隔離，有礙其復歸社會。基於憲法保障人民之生存權，及根據每個國民生存照顧需要提供基本給付之理念，為協助施用毒品者戒除毒癮復歸社會，對於經監獄監禁處遇後仍再犯之施用毒品者，更應恢復以機構內、外之治療協助其戒除毒癮。此即本次修正毒品條例第20條第3項關於施用毒品者所謂「3年後再犯」係何所指之立法真諦。是對於毒品條例第20條第3項及第23條第2項所謂「3年後（內）再犯」，應跳脫以往窠臼，以「3年」為期，建立「定期治療」之模式。其規定中所謂「3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不論修正施行前、後）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826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本次修正毒品條例對於施用毒品者，既強調「治療勝於處罰」、「醫療先於司法」之刑事政策，強化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命附條件緩起訴處遇措施與監禁刑罰間之交替運用，使之相互輔助補充，剛柔並濟，力助施用毒品者重生。又機構外之命附條件緩起訴處遇相較於機構內之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而言，前者乃結合醫師、觀護人、社工心理諮商等不同領域之專業人員參與之治療措施，目的除在戒除施用毒品者身癮、心癮外，並使其能經由於機構外之社會參與及接觸，重新塑造生活紀律，改變病態行為，以達治療「病患性犯人」之效果，較諸勒戒、戒治處所內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而言，後者仍不失為監禁治療，且其管理人員均為監所矯正人員，各處所之資源多寡、專業人才比例又不盡相同，未能跳脫「收容」功能大於「戒治」之刑罰樣貌。縱為屢犯施用毒品罪之成癮慣犯，倘其本次再犯後已自行赴醫療機構為戒癮或替代治療，並顯具成效，無論此次距最近一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是否已逾3年，於本次修正毒品條例第24條尚未施行前，檢察官仍非不得視個案情形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無庸逕向法院聲請觀察、勒戒，甚而追訴處罰之必要，俾節省有用資源。準此，多方面之機構外處遇顯然優於機構內處遇，是在毒品未除罪化之前提下，自應落實「除刑不除罪」之各項政策，以司法監督施用毒品者機構外之社區戒癮治療為主，機構內之戒癮治療為輔，只有不願參與社區治療或治療無效者，始以監禁為最後手段。又本於權力分立原則，法院對檢察官職權之行使，自應予以尊重，雖非謂不得為適度之司法審查，惟對於施用毒品者本次所犯如距最近一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已逾3年者，檢察官既得本於立法者所賦與之職權裁量是否聲請法院裁定觀察、勒戒或為命附條件緩起訴處分之多元化處遇，即聲請法院裁定機構內之觀察、勒戒，並非檢察官所得採取之唯一途徑，法院自不應僭越檢察官之職權，逕對施用毒品者裁定應予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而揆諸本次修正毒品條例第35條之1第2款後段規定「依修正後規定應為不起訴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者，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為免刑之判決或不付審理之裁定」之文義，所謂法院應為「免刑之判決」，係以檢察官有應為不起訴處分之情形為前提，法院始能為免刑之判決。職此，在檢察官尚未本於職權就具體個案斟酌、裁量後，決定聲請法院裁定觀察、勒戒或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前，法院無從審查檢察官是否為合義務性之裁量，自不宜逕依同條例第35條之1第2款後段規定，遽予認定有應為不起訴處分之情形，而依職權裁定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畢後為被告免刑之判決。至該條之立法理由固謂「若該等案件於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者，為求程序之經濟，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依修正施行後之規定處理，即應依職權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裁定。依修正施行後之規定，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傾向者或強制戒治期滿後，應為不起訴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者，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為免刑之判決或不付審理之裁定」，似欲透過立法理由說明法院依職權裁定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以替代第20條第1項、第2項所定應由檢察官提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聲請。惟若檢察官「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法院當不能「為求程序之經濟」便宜行事，反應嚴守程序上之正義，尊重檢察官之裁量權限，並保障施用毒品者能獲得妥適並完善治療或其他有利戒毒途徑處遇之機會。矧立法者於立法理由所為之指示，固為法律解釋方法之一種，然「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同」，憲法第80條、刑法第1條各有明定，是法院於裁判時，首應依憑現行有效之法律，參酌法律規定之文義、目的、整體法律規範之體系為綜合判斷，尚非可單憑立法理由說明為據。再者，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遇，本具有限制人身自由之性質，若欲要求法院依職權為之，依法律保留原則，自應以形式意義之法律為之。又偵查中與審判中案件同為「3年後再犯」施用毒品之被告，其差別僅在於已否起訴，而其等具有病患性犯人之特質並無不同，倘僅因檢察官偵查終結時間先後，而就相同事物為不同之處理，在法律上本無為此差別待遇之正當理由，更何況前揭無法律拘束力，且顯違平等原則之立法理由說明。綜此，只要本次再犯（不論修正施行前、後）距最近一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者，即屬起訴後因法律修正之情事變更事由，致本案訴訟條件欠缺，且無從補正，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規定，逕為公訴不受理之判決。

五、查被告前於89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89年度毒聲字第1658號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復經本院以90年度毒聲字第702號裁定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嗣認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於90年6月13日停止戒治釋放出所，並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90年度戒毒偵字第96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被告其後雖有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及執行完畢之情形，但此後被告未曾再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執行等情，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憑。檢察官起訴被告本案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行為時均係於108年11月間，距被告最近一次強制戒治執行完畢（90年10月21日）後已逾3年，揆諸前揭說明，應依本次修正毒品條例第20條第3項等規定，由檢察官基於一次性之整體規劃而重啟處遇程序，視被告個案情形，是否適合聲請「觀察、勒戒」或給予「命附條件緩起訴處分」之機會。是以，檢察官逕予提起公訴，本院無從替代檢察官為上開合義務性之裁量處遇，應認本件因法律修正之情事變更，致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