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鄭文龍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5年度偵字第150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文龍於民國115年1月14日16時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至宜蘭縣宜蘭市黎霧橋附近後，徒步至黎霧橋宜蘭河右岸堤防下，見告訴人潘中和於該處搭建之紙箱屋無人看管，遂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翻動紙箱屋內之物品，以此方式竊取告訴人放置於紙箱屋內之現金新臺幣（下同）6萬元。嗣被告行竊完畢欲離去時，經告訴人發覺，被告遂騎乘上開機車逃逸，告訴人因而報警，經警循線調閱車行軌跡及路口監視錄影器畫面，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再被害人之陳述固得為證據資料，然被害人與被告係立於相反立場，其所述被害情形，難免不盡實而有虛偽性之危險；故被害人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尚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尚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竊盜犯行，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潘中和、證人徐欵之證述、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延平派出所公務電話紀錄表等證據方法，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於上開時間前往上開地點附近，並看見告訴人於該處搭建之紙箱屋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當天有騎機車載女友去宜蘭河右岸，並且去堤防下散步，我有看到橋下有紙箱屋，看起來是可以睡人，也看不到裡面有什麼東西，當時我有看到紙箱旁邊有睡一個男性遊民，但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碰到紙箱，我想說有人在那邊睡覺，我們就回去騎機車，我要走的時候在我的機車旁邊碰到不認識的2名男子，我跟他們打個招呼就走了。我當時也有工作，沒有必要去偷別人的東西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5年1月14日16時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至宜蘭縣宜蘭市黎霧橋附近後，徒步至黎霧橋宜蘭河右岸堤防下，見到告訴人於該處搭建之紙箱屋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5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潘中和、證人徐欵於警詢中之證述相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各1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供述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之事實，固堪認定。

㈡本件案發經過，固據證人即告訴人潘中和於警詢中證稱：我跟我老婆徐欵及2名子女居住在宜蘭河右岸堤防，就在黎霧橋下石墩後方，我們有用帆布做2房隔間，我跟徐欵、小兒子睡一間，大兒子睡隔壁間，家中重要物品放在我這間的紙箱內，115年1月14日某時我跟徐欵、小兒子在外面運動，只有大兒子在紙箱屋裡面睡覺，約5至10分鐘後，我於115年1月14日16時許返回紙箱屋跟大兒子聊天時，就有1男1女神情慌張從我房間倉皇跑出，我質問他們「你們來找我有什麼事情」等語，他們講不出來就騎乘機車離開現場，離開時我有記下機車車牌號碼是000-0000號，隨後我立刻查看紙箱屋內發現我放在紙箱內的6萬元遭竊，沒有其他物品遭竊或毀損等語（見警卷第2頁至第4頁）；於偵查中證稱：我出去在附近散步，把錢放在住的地方，我的手機被停話要去繳費，才發現錢不見了。案發當日我跟我其中1個兒子、徐欵散步回來，我在住處外面跟我兒子說話，我看到2個人神情緊張從我住處走出來，沒有跟我說話，掉頭就跑，我當下有記得機車車牌號碼等語（見偵卷第40頁），是觀告訴人上開證述，就其看見從紙箱屋出來之人時，係在紙箱屋外或內與其子聊天、如何發覺6萬元失竊之情節，均有不符；再觀證人徐欵於警詢中證稱：我於115年1月14日16時許，站在橋上見到1名男子搭載1名女子騎乘機車倉皇逃逸，行竊過程我沒有看到，只有看到逃逸過程等語（見警卷第8頁至第9頁）；於偵查中證稱：案發當日我跟告訴人、小兒子一起去散步，大兒子在住處旁邊睡覺，我們回來後看到1男1女從住處走出來，我聽到告訴人跟他們說「我有認識你嗎？你們來這裡幹嘛？」等語，他們看起來就很驚恐地跑走，我們進房間看，發現東西被翻得亂七八糟，我把錢包成一包，用棉被蓋起來，裡面的錢不見了等語（見偵卷第40頁至第41頁），是觀證人徐欵前後所述，就其在何處看見1男1女走出之情有所不符，亦與告訴人前開證稱大兒子在房間內睡覺等情不符，是告訴人與證人徐欵前開證述，已非無瑕疵可指。

㈢再者，參諸卷附現場街景照片、員警職務報告（見警卷第10頁、第20頁），可知告訴人與證人徐欵所居住地點為黎霧橋下方，以簡易防水帳棚與紙板搭建之處所，而黎霧橋下為開放空間，任何人均得自由出入，是被告所稱其於案發當時騎乘機車搭載女友前往該處散步之情，尚與常情無違。而告訴人、證人徐欵前開證述既有前述不合之處，依卷附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延平派出所公務電話紀錄表，亦僅能證明被告於案發當時確有前往案發地點之情，而無從證明被告竊取告訴人所有之6萬元等事實，自難遽認被告確實涉犯公訴意旨所指之竊盜犯行。

五、綜上，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竊盜罪嫌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依無罪推定原則，即難據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此外，卷內復無其他積極之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前揭被訴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前開說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庭瑜提起公訴，檢察官彭鈺婷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