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九十二年度訴字第三О號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訴字第三О號

公訴人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丁○○

被告

辰○○

右　二　人

選任辯護人　林世超律師

被　　　告　午○○

選任辯護人　李秋銘律師

黃金亮律師

被　　　告　戊○○

選任辯護人　林正欣律師

被　告　卯○○

未○○

右　二　人

選任辯護人　簡坤山律師

被　　　告　乙○○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丙○○

被　　　告　己○○

辛○○

右　二　人

選任辯護人　張玉希律師

被　　　告　癸○○

選任辯護人　吳振東律師

被　　　告　寅○○

選任辯護人　曾威龍律師

右列被告因貪污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五六七、二四六二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事實

一、定和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定和公司）受宜蘭縣三星鄉公所委託，承作三星鄉垃圾衛生掩埋場工程之規劃、設計與監造。己○○則係向力宏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力宏公司）借牌參與宜蘭縣三星鄉垃圾衛生掩埋場工程之得標廠商。宜蘭縣三星鄉公所與定和公司簽定委託書後，另於民國八十二年一月間將已規劃為前述垃圾衛生掩埋場用地上之砂石三萬立方米售予清石營造有限公司（下稱清石公司），且因三星鄉公所於清石公司在前述用地上挖取砂石時並未派員前往現場監管，致前揭垃圾衛生掩埋場用地範圍內之砂石遭挖掘一空。詎定和公司不察，仍規劃並編列合計新台幣（下同）七萬三千六百八十立方公尺之挖方（含運棄）預算，每立方公尺之費用為五十四元（嗣後經刪減為五二．九二元），並由三星鄉公所據以辦理招標。嗣己○○借用力宏公司牌照而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一日以總價六千零三十五萬元標取該項工程後，與實際承作該項工程土木部分之下包寅○○，在進場施作而實際鑑界測量後，發覺前述工地範圍內之砂石已遭挖空，己○○明知並無合約所載之挖方（含運棄）工程可資施作，且己○○亦明知本件工程係採實作實算規定，竟與不詳姓名之定和公司監工人員基於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違背委託人之任務之犯意聯絡，於分段完工報驗時，虛報共計施作四萬三千六百八十立方公尺之挖方工程，而致三星鄉公所受有被冒領共計二百三十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五元六角之工程款之損害。

二、卯○○於八十七年三月至八十八年八月間擔任宜蘭縣三星鄉清潔隊隊長乙職。因未○○所經營之慎岑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慎岑公司）於八十七年四月間與國聖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國聖公司）簽訂契約，以一千五百三十八萬八千五百元之代價，受託清運坐落台北縣汐止鎮○○○路茄苳腳段三─一、三─八、三─十、十七、十七─三、二一及二一─一等地號工地之建築廢棄土方合計三萬三千四百十立方公尺，經向宜蘭縣三星鄉公所申請免費供應前揭土方作為垃圾衛生掩埋場之覆土核准後，於八十七年七月二日簽立宜蘭縣三星鄉公所垃圾衛生掩埋場覆土供應合約書。嗣未○○將三星鄉公所所發而視同「廢棄土同意證明書」之相關契約書連同函文交予國盛公司，持向台北縣政府申請放樣勘驗而據以請領建築執照後，隨即委由石坤信找來車輛，從八十七年七月二日起，將國聖公司前述工地之建築廢棄土方運至三星鄉垃圾衛生掩埋場堆放。迨至八十七年十一月七日止，共運進合計九千立方米之廢棄土方時。嗣因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發現前開清運之覆土夾雜石頭及磚塊等建築廢棄物，與原申請同意進場之營建挖方廢土不符，乃於八十七年十一月九日發函三星鄉公所禁止土方繼續進場。惟未○○向國聖公司承包之範圍包括棄土證明（此部分之價格為四百五十一萬七千五百元）及土方挖運費與整地等項目，因依台北縣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改進措施規定，國聖公司需檢附「廢棄土完成證明書」，始得申報地下室底板（基礎）勘驗而申報完工，而未○○為向國聖公司請領棄土證明之款項，先繕打登載有「載土方三三四一○立方至宜蘭縣三星鄉垃圾衛生掩埋場，現場業已完成土方清運」等不實內容之「工程土方載運完成證明書」乙份，交由石坤信轉請宜達公司實際負責人何林易蓉蓋用宜達公司之印章，並於其上載明日期為八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後，再由慎岑公司於八十八年一月十一日行文宜蘭縣三星鄉公所，虛偽說明「本公司自汐止鎮○○○段三─一、三─八、三─十、一七─三、二一、二一─三（建築執照號碼八七汐建字第三四八號）提供貴鄉之覆蓋土，業已委託宜達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自八十七年七月二日至八十七年十月十二日止全數清運完畢」等事項。詎卯○○於八十八年一月十五日收文後，明知未○○經營之慎岑公司僅載運九千立方米之覆土進入三星鄉垃圾衛生掩埋場，前開函文內容虛偽不實，竟基於公文書上登載不實之犯意，於收文同日隨即辦稿載明：「（提供本鄉之覆蓋土業已委託宜達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自八十七年七月二日至八十七年十月十二日止全數清運完畢）乙案，本所同意備查」，並層送不知情之三星鄉公所秘書李炎樹批示決行後，於同（十五）日發文函復慎岑公司，而將明知為不實之事項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前開公文書上，並持以行使而將具有「廢棄土完成證明書」性質之前揭函文以副本抄送台北縣政府，致使台北縣政府受誤導而依據前開文件准許國聖公司申請地下室底板勘驗，足以生損害於行政機關管理建築業務之正確性，而未○○即因此向不知情之國聖公司領得前述棄土證明費。案經台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宜蘭縣調查站循線查獲上情。

三、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宜蘭縣調查站移送台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甲、有罪部分：

壹、被告己○○部分：

一、訊據被告己○○於本院審理時矢口否認有上開犯行，辯稱：當時標到時發現現場是坑坑洞洞，並非全部挖空，還有挖取四萬多立方公尺的土方，且驗收時亦經驗收人員核准始得領取該部分工程款。

二、惟查：

（一）三星鄉公所委託定和公司承作三星鄉垃圾衛生掩埋場工程之規劃、設計與監造，有垃圾場工程委託契約書為證。三星鄉公所曾於八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發函清石公司，同意該公司在垃圾場規劃用地上採取三萬立方公尺之土石，所得三十萬元則以雜項收入名義存入三星鄉公所公庫等情，有被告卯○○辦稿而層送鄉長丁○○批示決行之八二鄉秘字第七九○號函及三星鄉公所收入傳票影本各一紙在卷可參（調查局甲卷第九三至九五頁）。另清石公司挖取砂石時，三星鄉公所並未派員監管，且清石公司實際挖取之砂石不止三萬立方公尺等情，亦據斯時清潔隊長被告卯○○於偵審中供明在卷。又被告己○○、寅○○於標得前述工程而進場測量、鑑界後，發現工程範圍內之砂石已被挖掘一空，故僅將地表整平，而無挖方（含運棄）工程之施作等情，亦據被告己○○、寅○○於調查局及偵查中一致供明在卷。且被告己○○於調查站中明確陳稱：「（你曾供述三星鄉垃圾掩埋場工程於進場施作時發現已被挖掘一個大坑洞，你進場勘測，鑑界時發覺原標定之界線皆已更動，且坑洞範圍超過工程圖所標示之範圍等情，你有無向負責監工之定和公司與承辦人午○○反應此事？）我曾向定和公司現場監工（姓名不記得）及午○○反應此事，但渠等認為投標廠商應事先了解現況，我曾要求變更設計，但渠等均不同意。致使寅○○承作該工程擋土牆部分，尚須另外填土。．．．該項工程整地部分確實係其寅○○分包，但因現場已遭挖掘，故寅○○進場後只須施作整平部分。（既然工地已遭挖掘，為何仍請領整地工程款？）我是依照工程契約向三星鄉公所請款，我請款時負責監工之定和公司及午○○均未表示反對意見。」（偵卷五第一九七頁背面、偵卷五第一九九頁）」是本件垃圾掩埋場工程於施工前，因土石已遭挖空，並無挖方工程之需要，應堪認定。被告事後辯稱現場係坑坑洞洞云云，與其前開陳述不符，顯係事後卸責之詞。至被告己○○之辯護人辯稱：清石公司事實上僅依照合約挖取三萬多立方公尺，並以清石公司負責人壬○○之證述為據，惟查，證人壬○○並未實際至現場了解挖掘狀況，是其所稱挖取砂石之數量應該依照合約挖取三萬多立方公尺，僅係推測之詞，自不足採。

（二）依宜蘭縣三星鄉公所垃圾衛生掩埋場工程預算書明細表所載（調查局甲卷第九六頁），關於整地工程挖方數量原定六萬九千六百零九立方公尺，嗣後結算時，於三星鄉公所營繕工程結算明細表則載明挖方數量為三萬九千六百零九立方公尺，該明細表下方並載明：「因應三星鄉萬富一區農地重劃欠需土方，鄉長同意應急採取30,000方土石作為農路填方用。」據此可知，整地工程挖方數量所以縮減為三萬九千六百零九立方公尺，係將原預算書所載數量扣除清石公司所申請採取之數量而得出（69,609 -30,000=39,609），而非依實際挖取之數量計算。故被告己○○辯稱所請領者僅係預算書所編列數量之一半，足見並無不法利益之犯意云云，即不足採。

（三）被告寅○○進場施作時工程範圍內之砂石已被挖掘一空，甚至超出工程圖所標示之範圍，已如前述。而前述工程係採實作實算（即有實際施作方可報驗請款）規定，有工程合約書為證（見合約書第８─７頁八、工程結算部分）。則被告己○○明知此情，仍虛報不實之數量，而定和工程有限公司之監工未為實際監督審核，竟使己○○得以請領上開整地挖方之工程款二百零九萬六千一百零八元，顯係與己○○有共同犯意聯絡。

（四）至被告己○○之辯護人辯稱本件工程挖方即屬整地工作，將現場高低不平之土地整平，並非表示已無挖方。經查，清石公司所採取砂石，係供該公司工程所用，且有超挖情事，已如前述，是衡情應不可能適巧挖取垃圾掩埋場工程設計圖範圍內之土方，此據被告己○○與寅○○均稱：現場已挖超過合約規定之深度等語亦可佐證。又依上開工程結算書及工程估驗單所載，係分列挖方與填方，苟本件工程無挖方之需要而有填方之需要，自應實際估算填方金額若干，而以變更設計等合法方式請領工程款，乃被告己○○竟不為之，仍於工程估驗單簽認該單所計價值及估驗工作數量均實在（見工程估驗單包商簽認欄），顯有不法犯意，事證明確，被告己○○犯行應堪認定。

三、核被告己○○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一項之背信罪。被告己○○與不詳姓名之定和公司之監工人員間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為共同正犯。按貪污治罪條例第二條後段所稱「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除受公機關委託以外，其所承辦之「公務」，係應指公權力之執行，始足當之。至若僅受公務機關私經濟行為之民事上委任，或其他民事契約所發生之私法上權利義務關係，則所委任者並非機關權力範圍內之公務，受任之人亦不因而享有公法上之權力，自不能謂係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最高法院七十五年台上字第三一○五號判決參照）。查定和公司與三星鄉公所簽訂上開工程委託契約書，僅係單純之民事上委任關係，並非行使公權力之行為。至被告己○○與三星鄉公所間雖無上開民事委任關係，而係基於其所借牌投標之力宏公司與三星鄉公所之契約關係而從事工程，惟其與受三星鄉公所委託之定和公司監工人員共同實施上開犯罪，依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雖無該特定關係，仍論以共同正犯。是公訴意旨認應依貪污治罪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處斷，尚有未洽，惟起訴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爰審酌被告為請領工程款，罔顧並未實際施作挖方工程之事實，惟事前確有相關人員反應，僅因宥於公務機關預算僵化之制度，而改其初衷，虛報不實數量，然衡情應有施作相當之填方工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被告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茲因一時失慮而罹刑典，經此偵審程序應已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予宣告緩刑三年，以勵自新。

貳、被告卯○○部分：

一、訊據被告卯○○矢口否認有上開犯行，辯稱：伊所簽具之上開公文均經上級長官知悉，並無矇騙上級長官，亦無不實之記載。伊不知該份公文可以做為棄土完成證明，伊過去未曾承辦此等業務。且伊至汐止工地出差，確定未○○確實已將土方清運完畢，故准予備查云云。

二、惟查：

（一）被告卯○○係於八十七年三月間接任三星鄉清潔隊長職務，為其所供明在卷，並有三星鄉公所九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鄉人字第○九二○○○五三九一號函所附卯○○職務經歷資料表為證。又被告未○○所經營之慎岑公司因與國聖公司訂約承包土方挖運棄等工程，乃向三星鄉公所申請免費供應三萬三千四百十立方米土方作為三星鄉垃圾衛生掩埋場之覆土等情，亦據被告未○○供述在卷，並有慎岑公司與國聖公司簽訂之工程合約書影本一份在卷可參。

（二）又慎岑公司向國聖公司承包之項目，包括棄土證明四百五十一萬七千五百元，土方挖運費九百五十七萬二千五百元，整地一百二十九萬八千五百元，合計總價一千五百三十八萬八千五百元，有國聖公司工程明細表影本一紙存卷可參。又慎岑公司須取得「廢棄土同意證明書」及「廢棄土完成證明書」等文件，始可向國聖公司請領棄土證明項目之費用等情，亦據國聖公司負責人呂友熾於偵查中證述在卷。再者，國聖公司向台北縣政府申報地下室底板（基礎）勘驗，須檢附廢棄土完成證明書等資料，有台北縣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改進措施影本一份在卷可憑。又台北縣政府曾以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八七北工建字第Ｍ五五四五號函三星鄉公所，主旨係以：「慎岑工程公司免費提供本縣汐止鎮○○○段三─一等地號．．．剩餘土方三三、四一○立方公尺供貴鄉垃圾掩埋場覆土使用乙案，業經據貴公所八十七年七月二日（八七）鄉民字第七八四七號同意函予以備查，倘有欠符尚請見復」等語，被告卯○○則簽擬：函詢內容符合，文存」等語，有上開函文在卷可證（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二四六二號偵卷第二六頁），足見被告卯○○應知上開覆土之清運處所與台北縣政府之工程有關。

（三）慎岑公司雇工運至三星鄉垃圾衛生掩埋場之覆土，迄至八十七年十一月七日止，約有九千立方米，嗣因宜蘭縣政府發現前述覆土中夾雜有石頭及磚塊等建築廢棄物，與原申請同意進場之營建挖方廢土不符，乃於八十七年十一月九日發文三星鄉公所，勒令即日起暫停垃圾衛生掩埋場覆土進場等情，亦有宜蘭縣政府八七府環三字第一六五六四號函影本一份在卷可考。慎岑公司從國聖公司汐止工地載運廢棄土方進入三星鄉公所之實際數量約為九千立方米，其中以宜達公司之車輛載運者，僅石坤信所有而靠行宜達公司一輛大貨車，其他均是叫外面之車輛載運等情，亦為證人石坤信於偵查中述明在卷。再者，卷附「工程土方載運完成證明書」乃被告未○○繕打後交由石坤信轉請宜達公司實際負責人何林易蓉蓋用宜達公司之印信等情，亦據證人石坤信、何林易蓉於偵查中一致供明在卷，故宜達公司於八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出具之「工程土方載運完成證明書」之內容乃被告未○○串通石坤信所捏造。而慎岑公司根據宜達公司出具之「工程土方載運完成證明書」而於八十八年一月十一日函報三星鄉公所，偽稱：「本公司自汐止茄苳腳段三─一、三─八、三─十、十七─三、二一、二一─一（建築執照號碼八七汐建字第三四八號）提供貴鄉之覆蓋土，業已委託宜達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自八十七年七月二日起至八十七年十月十二日止，全數清運完畢」等語，其目的係為取得三星鄉公所准予核備之公函，以資作為「廢棄土完成證明」，要甚明顯。

（四）三星鄉公所係於八十七年一月十五日收到慎岑公司前開函文，有三星鄉公所收文登錄簿影本在卷可稽。又被告卯○○係於收文同日即辦稿函復慎岑公司，並將副本抄送台北縣政府等情，此有前揭函稿影本在卷可佐。另三星鄉垃圾場覆土工程為被告卯○○主辦之業務，且其明知慎岑公司進場之覆土僅有九千立方米等情，亦據證人即三星鄉公所民政課長潘冠豐及秘書李炎樹於偵查中一致結證在卷。證人潘冠豐及李炎樹對於上開函文之內容均認有不符實情之處，並曾執以詢問被告卯○○，被告卯○○則答以伊已至工地現場看過，土方已清運完畢，未運入宜蘭縣的部分暫放置於中途堆放場等語，復經證人潘冠豐於偵查中證述在卷（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二四六二號卷第五六頁）。而被告卯○○既係主辦上開業務，於收受慎岑公司之申請函時，對於申請函文後附之「工程土方載運完成證明書」內容應知之甚詳，則對該證明書上明確載明汐止茄苳腳段三─

一、三─八、三─十、十七─三、二一、二一─一（建築執照號碼八七汐建字第三四八號）土方去處係三星鄉公所，並載明清運日期係自八十七年七月二日起至八十七年十月十二日止等不實內容，焉能視而不見。然伊明知慎岑公司進場之覆土僅有九千立方米，尚有二萬四千四百立方米左右之棄土並未運進三星垃圾衛生掩埋場，竟於慎岑公司申報業已全數清運完畢之函文到所同日，即擬辦同意備查，並託言已至現場查看等語，致使上級長官不察其中玄機而同意發文。且依慎岑公司之申請函內容，並無申請以副本抄送台北縣政府，惟被告卯○○辦稿時竟主動將副本抄送台北縣政府，顯見係應未○○之要求而為之，其有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所製作之公文書，並持以行使之犯行，至為灼然。

（五）又國聖公司係依據三星鄉公所准予備查之公文及宜達公司所開立之工程土方載運完成證明書等文件而向台北縣政府申請地下室底版勘驗，並據以申報完工等情，亦據國聖公司負責人呂友熾結證在卷。再者，三星公所前開「准予備查」之公文可以當成棄土完成證明而申請底板勘驗等情，復經台北縣政府工務局技正林茂盛於偵查中證述在卷。證人林茂盛於八十九年十一月十日偵查中固證稱：「（上開三星鄉公所八八三鄉民字第五三八號函）可以當成棄土完成證明，但需再查證，因為沒有寫明土方數量。可以申請底版勘驗。」惟亦說明詳情再回去查。嗣於九十年二月十九日偵查中即明確陳述：「（五三八號函可否代表那個地方已全部弄好完成清運廢土？）縣政府收到此函，可相信已廢土清運完成」等語。再參以，慎岑公司申請函中既已附有「工程土方載運完成證明書」，再配合三星鄉公所上開五三八號函文，確足使台北縣政府信土方已全部清運至三星鄉公所，是證人林茂盛所證核屬有據。被告卯○○辯稱台北縣政府應再查明確認土方數量云云，為諉過之詞，顯不足採。

（六）至被告卯○○辯稱，苟伊確有利用職權簽辦不實公文，當不至於其後復函知慎岑公司應再就剩餘土石等候通知運入三星鄉公所，而自露犯罪證據云云。惟查：被告卯○○於前開同意備查函發函不久後，又以三星鄉公所八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八八三鄉民字第九五八號函慎岑公司，表示剩餘土方仍須運入宜蘭縣三星鄉，有該函在卷為證（本院卷一第一六二頁）。又該函即未以副本未抄送台北縣政府，從而台北縣政府無從得知上開土方並未完全運入三星鄉公所垃圾掩埋場。惟被告卯○○既知本件覆土清運始未，且第一份函文中就註明尚有土方未運進三星鄉公所並無任何困難，而故意分二次發文方式，以使慎岑公司得以三星鄉公所八十八年一月十五日三鄉民字第五三號函無條件准予備查之函文向台北縣政府表示已取得棄土完成證明，再以另函保留三星鄉公所對慎岑公司之剩餘土石之請求，該另函所示，應係事後彌縫之舉。被告卯○○上開辯詞，不足採信。

（七）被告卯○○又辯稱：伊曾至汐止工地現場勘驗，確認土地現場之土方已清運完畢云云。惟查，被告卯○○既擔任三星鄉公所之清潔隊長，所負責管制之事項係上開土方是否運入三星鄉公所垃圾掩埋場，並非汐止工地之土方是否清運完畢。且工程上所以要求提出棄土證明與棄土完成證明，所管制者亦係棄土所存放之位置是否合法，與產生棄土之工地是否清運無關，此為當然之理。被告上開辯解，為飾過之詞，不足採信。綜上以觀，被告卯○○利用職權簽辦內容不實之公文，並持以行使，致使未○○得交由國聖公司持向台北縣政府申報地下室底板勘驗而取得完工證明，足以生損害於行政機關管理建築業務之正確性，事證明確，其犯行應堪認定。

三、核被告卯○○所為，係犯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三條行使登載不實之公文書罪。爰審酌被告卯○○身為公務員，不知循規蹈矩遵循法令，反以機巧之方法於職務上所掌之文書上故意登載不實，足生損害於行政機關管理建築業務之正確性、其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及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乙、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係以：

一、被告丁○○於民國七十九年一月至八十四年八月一日間，任職宜蘭縣三星鄉鄉長，旋因案遭停職，迄至八十七年一月復職後，於八十七年三月一日卸任。被告卯○○於八十年六月起，迄至八十三年七月止，任職宜蘭縣三星鄉公所清潔隊隊長。旋因故調職，於八十七年三月至八十八年八月間再度接任清潔隊長乙職。午○○於八十三年七月一日至八十六年五月間，擔任宜蘭縣三星鄉公所清潔隊隊長乙職。被告戊○○於八十三年三月至八十七年三月間，任職宜蘭縣三星鄉公所清潔隊臨時職員，負責行政業務。被告丁○○、卯○○、午○○及戊○○均係依據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

二、被告甲○○（通緝中）係定和公司之負責人，定和公司受三星鄉公所委託，承作三星鄉垃圾衛生掩埋場工程之規劃、設計與監造；被告辰○○以定和公司職員之身分，負責三星鄉垃圾衛生掩埋場工程第二、三次招標之審標工作。被告癸○○係聯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強公司）負責人，受三星鄉公所委託，承作三星鄉綜合運動場整建工程之規劃、設計與監造工作；被告未○○係慎岑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受聯強公司委託，負責三星鄉綜合運動場整建工程第二次開標時之審標工作。被告甲○○、辰○○、癸○○、未○○四人均係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員。

三、被告己○○係向力宏公司借牌參予宜蘭縣三星鄉垃圾衛生掩埋場工程及三星鄉綜合運動場整建工程之得標廠商。被告辛○○係臺灣鼎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鼎磊公司）負責人，與被告己○○合作，承作三星鄉垃圾衛生掩埋場之污水處理設備工程。被告寅○○為王記企業社負責人，係被告己○○承包前揭兩項公用工程之土木下包。被告乙○○為弘亞樹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弘亞公司）負責人，向被告己○○分包承作三星鄉綜合運動場整建工程之人工ＰＵ跑道及亞克力球場等部分之工程。

四、被告丁○○、卯○○於八十年分別任職宜蘭縣三星鄉鄉長及清潔隊長期間，結識定和公司之負責人被告甲○○後，因被告甲○○向被告丁○○表明與臺灣省政府環保處等環保機關人員之關係良好，可幫忙爭取垃圾衛生掩埋場之預算，三人乃基於共同舞弊之犯意聯絡，未經合法之遴選程序，且在臺灣省政府環境保護處尚未審定定和公司符合「委託民營技術顧問機構承辦都市垃圾處理計畫規劃、設計、監造工作應行注意事項」規定之資格前，即由被告丁○○指示卯○○辦理前開工程委外事宜，並於八十一年八月一日逕與定和公司簽訂工程委託契約書，將宜蘭縣三星鄉垃圾衛生掩埋場工程之規劃、設計及監造工作委託定和公司承包。旋其等隨即就前述公用工程分別與被告午○○、辰○○、辛○○、己○○及寅○○等人為下列之共同舞弊行為：

（一）宜蘭縣三星鄉公所與定和公司簽定委託書後，另於八十二年一月間將已規劃為前述垃圾衛生掩埋場用地上之砂石三萬立方米售予清石公司，且因三星鄉公所於清石公司在前述用地上挖取砂石時並未派員前往現場監管，致前揭垃圾衛生掩埋場用地範圍內之砂石遭挖掘一空。詎被告丁○○、卯○○、甲○○明知前述垃圾衛生掩埋場已無土方可資挖除運棄，竟於八十二年二月間修訂前揭工程預算書時，仍編列合計七萬三千六百八十立方米之挖方（含運棄）預算，每立方米之費用為五十四元，共計三百九十七萬八千七百二十元，並由承辦該項公用工程之清潔隊長被告卯○○據以辦理第一、二次之發包，冀圖使得標廠商獲取前述不法之利益。而被告午○○於八十三年七月一日繼任清潔隊長而接辦前述公用工程後，曾至前述垃圾衛生掩埋場規劃用地察看，亦明知用地上之砂石已遭挖空，竟不依職權提請修改前述工程預算，而仍編列七萬三千六百八十立方米之挖方費用據以辦理第三次之招標。嗣被告己○○借用力宏公司牌照而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一日以總價六千零三十五萬元標取該項工程後，與實際承作該項工程土木部分之下包被告寅○○，在進場施作而實際鑑界測量後，發覺前述工地範圍內之砂石已遭挖空，並無合約所載之挖方（含運棄）工程可資施作，且其等亦明知本件工程係採實作實算規定，竟與被告丁○○、午○○及甲○○等公務員及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員基於共同舞弊之犯意聯絡，於分段完工報驗時，虛列共計施作四萬三千六百八十立方米之挖方工程，而冒領共計二百三十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五元六角之工程款。

（二）被告甲○○於八十一年八月一日與三星鄉公所簽約而取得三星鄉垃圾衛生掩埋場工程之規劃、設計與監造工作後，隨即與本已熟識之鼎磊公司負責人被告辛○○基於共同舞弊之犯意聯絡，由被告辛○○提供滲出廢污水處理設備器材規格與單價，做為甲○○規劃、設計前述工程之規範與預算明細，再由被告辛○○向周文星（涉犯公平交易法等罪嫌已另為不起訴之處分）借用力宏公司之牌照，於八十三年六月十二日第二次招標時參予競標；而被告甲○○、辛○○為達確實綁標之目的，由被告甲○○找來與其二人具有共同犯意聯絡之被告辰○○，佯裝定和公司之總工程師，而於八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及八十三年六月十二日第一、二次招標時，代表定和公司負責審查參標公司之規格，冀圖藉由工程規格部分之審查排除其他參標公司得標。旋前述工程第一、二次開標，均因故而未完成發包，在第三次招標前，改由被告己○○向周文星借用力宏公司牌照參標，而被告己○○並與被告辛○○達成合作協議，由被告辛○○提供工程單價及設備器材規格等資料供被告己○○參標，而滲出廢污水處理設備部分之工程則約定得標後分由被告辛○○承作；嗣被告丁○○、午○○、甲○○、辰○○為確保被告己○○、辛○○標取該項工程，乃於投標須知補充說明書第四─十七頁增列投標廠商資格不當之限制，要求得標廠商檢附無法取得之機械設備圖說，再搭配被告辰○○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一日第三次招標時作不實之審核，澈底阻卻其他廠商之競標，而讓力宏公司以六千零三十五萬元之價格得標。旋被告己○○依約將前述工程中滲出廢污水處理設備部分之工程交予被告辛○○分包後，被告辛○○隨即於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及同年月二十五日，分別支付被告甲○○二百四十萬元及被告辰○○二十二萬零四百三十元之報酬。

（三）被告己○○向力宏公司借牌參標前，即與被告寅○○基於共同之犯意聯絡，由被告己○○、寅○○分別找來東煌營造有限公司及旭盛營造有限公司等廠商陪標，旋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一日標得該項工程後，被告己○○將部分土建工程分予被告寅○○承作。又被告己○○在得標後，將力宏公司為領取工程款而依規定在三星鄉農會開設帳戶之領款印鑑、存摺交予被告午○○保管，並由被告午○○代為領款及分配工程款。而被告午○○曾多次著由與之具有共同犯意聯絡之清潔隊行政助理被告戊○○代力宏公司領取工程款（支票）並存入三星鄉農會之力宏公司帳戶後，復於八十四年五月十五日指使被告戊○○持力宏公司之印鑑及存摺前往三星鄉農會領出二百六十萬元，其中一百萬元轉匯至被告己○○借用其弟林榮濱在中國信託銀行雙和分行開設之帳戶內，另一百六十萬元則是提領現金，翌（十六）日，被告午○○又再度指使被告戊○○前去提領六百二十萬元，其中二百二十萬元轉匯至煒盛廢水處理公司在台北區中小企業銀行所開設之帳戶，另四百萬元現金及前一日提領之一百六十萬元現金（合計五百六十萬元）則是交由被告午○○分配予共同舞弊之相關人員。又被告己○○則在領取工程款後，另行簽發付款人中國信託銀行雙和分行、發票人林榮濱、票號ＢＧ三一五○六五號、票載發票日八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金額一百五十萬元之支票一紙予被告丁○○做為報酬，旋被告丁○○將前述支票交由不知情之友人朱焜章代為提示兌領。

五、被告丁○○與午○○復基於經辦公用工程共同舞弊之概括犯意，於民國八十四年二月間，與被告丁○○之友人被告未○○及經未○○介紹而認識之聯強公司負責人被告癸○○（曾於八十三年間承作三星鄉公共造產砂石廠工程規劃工作）基於共同舞弊之犯意聯絡，由被告丁○○指示被告午○○辦理虛偽之遴選程序後，於八十四年五月間簽定委託契約書，將三星鄉綜合運動場整建工程之規劃、設計及監造等工作交予聯強公司承包。旋被告癸○○與弘亞公司負責人被告乙○○基於共同之犯意聯絡，於設計ＰＵ跑道之材料時，以指定使用「ＤＥＳＣＯＬ」、「ＲＥＧＵＰＯＬ」、「ＵＮＩＴＵＲＦ」等三家國外廠牌，並於該工程施工說明書中規定參標廠商須於投標時檢附所使用ＰＵ材料之「國外授權書」、「供料同意書」等，另於ＰＵ材料進場時須檢附「國外廠商針對該工程所開具之出廠證明書」等資料，而以上開方法綁標；另由被告乙○○與被告癸○○將特立亞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特立亞公司）、惠北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惠北公司）及新昌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新昌公司）冠上捏造之聯絡人及不實之電話號碼等資料（例如以被告乙○○之配偶許玉琴冒稱新昌公司聯絡人，所載新昌公司之聯絡電話亦為被告乙○○、許玉琴所使用之電話）後，冒充為代理ＰＵ材料國外廠商之資料，而交由承辦該項工程之被告午○○用以應付有意參標之廠商，使詢問廠商因無從尋商、訪價並取得國外授權書而無法參標。嗣被告己○○、寅○○、乙○○三人即與被告丁○○、午○○、癸○○、未○○等公務員及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員基於共同之犯意聯絡，由被告己○○、寅○○再度借用力宏公司之牌照參標，並與被告乙○○約妥得標後將ＰＵ跑道及壓克力球場部分之工程分包予其承作，而被告癸○○等人除採取前述之綁標作為外，另將工程預算書洩漏予被告己○○、寅○○，並著由被告未○○代表聯強公司負責審查規格標及投標廠商應檢附之文件，俾以確保力宏公司得能順利得標。嗣於八十四年六月十二日第一次招標後雖因前述預算書內容涉有綁標情形，違反審計法施行細則及內政部相關規定，而於八十四年六月二十日遭宜蘭縣政府指示應停止招標，然被告丁○○、午○○仍無視於宜蘭縣政府之指示，而強行於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舉行第二次開標，並在被告己○○所參標之力宏公司未檢附ＰＵ材料「國外授權書」之情形下，由被告未○○作不實之審核，違反工程施工說明書之規定而認定力宏公司資格相符，遂使力宏公司以總價四千五百六十七萬元標得該項工程；而被告癸○○、未○○嗣於被告乙○○承作之ＰＵ材料進場施作時，明知其未提出國外廠商針對該項工程所開具之出廠證明書，有違施工說明書之規定，亦故予審核通過。被告己○○則在領得該項工程之估驗款後，透過被告辛○○簽發付款人華南商業銀行、發票人被告辛○○、票載發票日八十五年五月一日、金額一百五十萬元之支票一紙，交予被告未○○提示兌領，做為對被告未○○之報酬。

貳、惟按：

一、「無罪推定」及「罪疑惟輕」原則為刑事訴訟制度之主要基礎。即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積極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須依證據，而所謂證據，係指合法之積極證據就犯罪事實能為具體之證明者而言；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著有判例。再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此觀同院七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意旨自明。換言之，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意旨參照）。其以情況證據（即間接證據）斷罪時，尤須基於該證據在直接關係上所可證明之他項情況事實，本乎推理作用足以確證被告有罪，方為合法，不得徒憑主觀上之推想，將一般經驗上有利被告之其他合理情況逕予排除，此觀諸最高法院三十二年度上字第六七號判例意旨亦甚彰明。

二、又按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購辦公用物品共同舞弊罪，須以行為人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為要件，而行為人於決意犯罪前，必有犯罪之動機，而行為人有犯罪之動機後，方有可能令行為人進而決意犯罪，更遂行舞弊之客觀行為。又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謂購辦公用物品共同舞弊罪，除行為人所為之行為，於客觀上有該款所指之情形外，另須行為人於主觀上具有該款所示行為之犯罪故意，始與該罪之構成要件相當。且上開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行為態樣係「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故其犯罪態樣有四，一為「浮報價額」，二為「浮報數量」，三為「收取回扣」，四為「其他舞弊情事」。而經辦公用工程浮報價額、數量罪之所謂「浮報價額」或「浮報數量」，係指就原價格或數量故為提高，以少報多，從中圖利而言（最高法院七十五年台上字第五一三六號判決意旨參照）。另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之所謂「回扣」，係指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就應付給之建築材料費或工程價款，向對方要約，提取一定比率，或扣取其中一部分，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至於所謂「其他舞弊情事」，參諸本條款既屬公務員之重大貪污行為，且所指之其他舞弊情事係屬概括規定，自應與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等獲取不正當利益者有等同的危害性方可相提併論。

參、經查：

一、起訴之犯罪事實四垃圾場工程規劃設計委託案部分：

（一）被告丁○○、卯○○均矢口否認上開犯行，被告丁○○辯稱：環保處並沒有規定遴選辦法，且八十三年以前不需經過遴選，八十三年以後始有規定必須遴選。當初係依環保處之合格廠商名冊中之名單選定定和公司。又廠商之選定並非鄉公所所能自行決定，要經過環保處的核定。且伊未曾見過「應行注意事項」云云。被告卯○○則辯稱：本件遴選係由總務丑○○辦理云云。

（二）依行政院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78）台孝授字第一四四四八號函修正之「各機關委託技術顧問機構技術服務處理要點」（八十六年度偵字第八○號卷五第四一頁）第二條規定：「本要點所稱之本國技術顧問機構，係指政府推動以財團法人方式組設，不以營利為目的，受各該主管機關督導考核之技術顧問機構，或經委託機關審查合格，受經濟部督導考核之民營顧問機構」。茲查定和公司是否得擔任本件工程之委外設計規劃，端賴其是否符合該要點之條件。依卷附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七十七年一月十一日環署廢字第○○○八六號函「委託民營技術僱問承辦都市垃圾處理計劃規劃、設計堅造工作應行注意事項」第二條固有規定承辦垃圾處理場之民營技術顧問機構所應具備之資格，第三條則規定：「工程經費在新台幣四千萬元以下者，逕報台灣省政府環境保護處核定辦理。」（同上卷第四○頁）又宜蘭縣三星鄉公所於九十一年七月十五日以八一鄉字第八四六七號函檢送定和公司資格資料，請宜蘭縣環境保護局轉送省環保處審核（同上卷第四四頁），經台灣省環境保護處以八十一年八月六日八一環四字第二八一九三號函覆：定和公司符合委託民營技術顧問承辦都市垃圾處理計畫規劃、設計、監造工作應行注意事項之規定等語（同上卷第四九頁），是定和公司應屬經委託機關審理合格之民營顧問機構，殆無疑義。

（三）惟查，被告丁○○因被告甲○○自稱與臺灣省環保處人員熟識，可幫三星鄉爭取預算經費，乃答應將垃圾場工程交予甲○○規劃等情，業據被告丁○○於宜蘭縣調查站訊問時供認在卷（八十六年度偵字第八○號卷五第二八六至二八六之一頁）。又定和公司獲得三星鄉公所委託規劃、設計、監造三星鄉垃圾衛生掩埋場前，並未提出任何服務計劃或建議書等情，亦據被告甲○○於調查站及偵查中供認在卷（調查局甲卷第七頁、八十六年度偵字第八○號卷五第一六二頁、同上卷四第七八頁）。再者，委託定和公司辦理前述工程之規劃、設計、監造業務，並未經過遴選程序等情，亦據被告丁○○、卯○○供認在卷，並有當時任職三星鄉公所總務之丑○○於偵查中證述可參（八十六年度偵字第八○號卷四第一三一頁）。且證人丑○○又於八十九年十月九日偵查中亦證稱：「該工程是清潔隊規劃要興建，卯○○當隊長，他有簽出來，要測量、設計。該案會我後給鄉長批示，鄉長如何批我不知道，公文後來又回至清潔隊，卯○○拿公文給我，說不用經過遴選，設計監造公司是如何產生的我根本不知道，我被完全撇開。甲○○至鄉公所，不是找鄉長就是找卯○○。他根本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等語綦詳（同上卷卷五第三一九頁背面）。足見被告丁○○、卯○○辯稱遴選程序由總務科丑○○辦理云云，為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四）依前揭「各機關委託顧問機構承辦技術服務處理要點」規定，除因專利權或專業關係，僅有一家具有此服務項目及承辦能力，或與採購之主要設施具有技術關聯，或其他特殊理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得逕行議價辦理外，應以邀請兩家以上之技術顧問機構予以評審比較選定為原則，經選定後，再行議價委辦。本件定和公司並無符合上開特殊專業性及技術性之例外規定，宜蘭縣三星鄉公所亦未曾向上級機關表示有何特殊理由並經上級機關核定，自應依上開要點邀請二家以上之技術顧問公司辦理遴選，乃被告丁○○竟未為之，而仍自行將工程私相授受與甲○○，其處理之行政程序顯有不當。

（五）被告丁○○之選任辯護人固為被告辯稱：台灣省政府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七二府一五二字第一四○六四九號函釋，依上級機關之行政授權關於委託技術服務費在一百萬元以下者，主辦單位得自行決定招商辦法，是本件應屬行政裁量權之行使範圍。惟查，本件工程之合約金額為六千零三十五萬元。依兩造合約書第六條規定，服務經費及付款辦法係依據「各機關委託技術顧問公機構承辦技術服務處理要點」第十條建造費用決算金額百分比法有關規定辦理。而依「各機關委託技術顧問公機構承辦技術服務處理要點」第十條規定，於五千萬元以上未滿一億元者，工程設計督察與指導費以建造費用之百分之三．

九、工程監造以建造費用之百分之三以下酌定。據此，當可推定本件技術服務費應在一百萬元以上〔00000000× (3.9%＋3%)=0000000〕，是上開辯詞， 亦不足採。

（六）至於被告丁○○與卯○○均辯稱臺灣省環境保護處則於八十一年八月六日始函覆宜蘭縣政府及三星鄉公所，認定和公司符合「委託民營技術顧問機構承辦都市垃圾處理計畫、規劃、設計、監造工作應行注意事項」規定，得接受三星鄉公所委託辦理垃圾處理場工程規劃工作等情，足見簽約之日期不可能為如契約書上所載之八十一年八月一日，且簽約之人為丑○○等語。經查，臺灣省政府環境保護處以八十一年八月六日八一環四字第二八一九三號函認定和公司符合規定，有該函文影本一紙存卷可參，此部分之辯解固屬有據。惟簽約日期為何，因乏證據證明，無法查知，惟被告丁○○、卯○○二人未經合法遴選程序即指定定和公司規劃設計監造垃圾場工程，事證已明，是簽約日期為何，並不影響此部分事實之認定。又簽約人確係丑○○，有上開契約書在卷可按。惟丑○○僅係代表三星鄉公所簽立上開契約，與遴選過程無關，已如前述，是被告丁○○、卯○○上開辯詞，不足為渠等有利之認定。

（七）據上以觀，被告丁○○、卯○○二人在定和公司未曾提出服務計劃（或建議書）及未經臺灣省政府環保處審定資格前，不經法定之遴選程序而逕與被告甲○○經營之定和公司簽約委其測量、規劃、設計、監造三星鄉垃圾衛生掩埋場工程，其行政上確有重大不當，惟是否有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舞弊情節，仍應有其他事證相佐（詳後述），尚難據此即認被告丁○○、卯○○此部分所為即符合貪污罪之法定構成要件。

二、起訴之犯罪事實四（一）即虛列垃圾場砂石挖方預算部分：

（一）被告丁○○、午○○、卯○○、寅○○均堅決否認上開犯行，被告丁○○辯稱：工程已委託設計公司辦理，不知土方挖取情況等語。被告卯○○辯稱：預算中僅編列七萬多立方公尺之挖方費用，所以已經扣除挖除之三萬立方公尺，伊未至現場查看，不知土方挖掘情形。且預算書伊無權更改。被告午○○辯稱：伊至現場看時，有一坑洞，但伊不知該坑洞有多少立方公尺，伊到職時，預算書已編列挖方費用，不知是否已扣除已挖掉的土方。又驗收是鄉長指派建設課的技士前去驗收等語。被告寅○○辯稱：工程是總價承攬，只有說好整地範圍，並沒有具體把挖方費用表明。依照現場的坑洞，高高低低地，要整平預估就要二百多萬元等語。

（二）經查，三星鄉公所於八十二年一月間將已規劃為前述垃圾衛生掩埋場用地上之砂石三萬立方米售予清石公司，且因三星鄉公所於清石公司在前述用地上挖取砂石時並未派員前往現場監管，致前揭垃圾衛生掩埋場用地範圍內之砂石遭挖掘一空。定和公司仍編列合計七萬三千六百八十立方公尺之挖方（含運棄）預算，每立方公尺之費用為五十四元（嗣後經刪減為五二．九二元），並由三星鄉公所據以辦理招標。嗣己○○借用力宏公司牌照而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一日以總價六千零三十五萬元標取該項工程後，與實際承作該項工程土木部分之下包寅○○，在進場施作而實際鑑界測量後，發覺前述工地範圍內之砂石已遭挖空，並無合約所載之挖方（含運棄）工程可資施作，且己○○亦明知本件工程係採實作實算規定，竟與不知名之定和公司監工人員基於共同之犯意聯絡，於分段完工報驗時，虛報共計施作四萬三千六百八十立方米之挖方工程，而冒領共計二百三十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五元六角之工程款等情，均已如前述（見本判決書理由欄甲、壹、一、二部分）。是關於被告己○○否認領取未實際挖取土方之工程款犯行部分，固不可採。

（三）惟查，本件公訴人起訴本件有虛列垃圾場砂石挖方預算，首應審酌預算書由何人編列。經查，定和公司負責人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經傳拘未到，業經本院發佈通緝中。惟據其於調查局中之陳述，定和公司規劃設計三星鄉垃圾掩埋場工程係聘請林玉璽擔任主任技師（調查局甲卷第六頁背面）、三星鄉垃圾掩埋場工程預算書編製及規劃設計係由林玉璽、葉丁福等人負責（八六年度偵字第八○卷四第三五頁背面）。又據其自述，伊於泰北高中畢業後，曾開設機車修理店，經營日本彩色水泥經銷商，開設理髮廳，在姐夫葉定芳開設定和貿易公司服務，約於七十八年間，開設定和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擔任實際負責人（調查局甲卷第五頁背面）、曾開設過和捷貿易有限公司，並從事過營造業工作（八六年度偵字第八○卷四第三四頁背面），則依被告甲○○之經歷，尚難認有能力編製工程預算書及規劃設計工程，是其於調查局中之上開陳述尚非無據。

（四）次應審酌編製預算書時，是否有明知不實之挖方數量而為編製情形。經查，三星鄉公所曾於八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發函清石公司，同意該公司在垃圾場規劃用地上採取三萬立方米之土石，所得三十萬元係於八十二年二月八日存入三星鄉公所，有被告卯○○辦稿而層送鄉長被告丁○○批示決行之八二鄉秘字第七九○號函及三星鄉公所收入傳票影本各一紙在卷可參。衡諸常情，上開砂石遭挖取至被告己○○及寅○○所見程度，應經歷一段時日。公訴人認八十二年二月間修訂工程預算書時，仍編列合計七萬三千六百八十立方公尺之挖方預算等語，惟斯時距三星鄉公所同意清石公司挖取土方之日期，約一個月之譜，斯時土方是否已遭挖空，尚乏證據可佐。又被告己○○及寅○○係於標取工程進場施作後始發覺土方挖空，已如前述（本判決第七頁）。而該工程係八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得標，是進場施作時應係已至八十四年初。綜上，尚乏積極證據證明於八十二年二月間修訂工程預算書時，被告丁○○、卯○○及甲○○已明知挖方數量編列不實。

（五）再者，清石公司挖取土方，是由清潔隊監督執行。當時隊長是卯○○，固有證人丑○○證述在卷（同上偵卷第三二○頁背面），且有上開會簽公文影本及清石公司申請函在卷可參。又被告卯○○確曾依職權刪改預算，業據其於本院調查時陳述在卷。是否所辯無權刪改預算云云，原無足採。惟因工程採實作實算，有工程合約書在卷可按（見工程合約書第8-7頁八、工程結算部分），實際所得請領工程款項仍須待估價後始得付款，是故此分雖未刪改預算，亦不能決定日後款項之撥付，是難遽認被告卯○○與被告丁○○、甲○○於預算書修正時有何犯意聯絡，遑論事後得標廠商請領工程款之被告己○○。

（六）公訴人認被告午○○於八十三年七月一日接任清潔隊長乙職後，曾至垃圾場察看，亦知前揭工程規劃用地之砂石已遭清石公司挖掘等情，固為被告午○○於偵審中供認在卷。惟被告午○○所見砂石已遭挖掘之情形如何，未據明確供述，是被告午○○是否知悉所挖取土方已超出設計圖之範圍，尚難遽斷。公訴人又認被告午○○竟不依職權提請修改工程預算，顯與被告丁○○、卯○○及甲○○有共同舞弊之犯意聯絡。惟查，前述工程係採實作實算規定，且依一般情形，工程既有指派監工人員，關於工程施作數量，自應係監工人員始知之甚詳。又被告丁○○復陳稱本件已委託設計公司監工，公所所指派之監工人員應為建設課之技士等語在卷，參以工程估驗單所載，監工部分為定和公司之人員，被告午○○、技士江淳銘與主計室主任巳○○為估驗監驗，依一般工程實務，監工人員始應對工程施作過程詳為明瞭，估驗監驗之人則未必實際參與工程施作過程及熟知工程施作數量。是本件工程既採實作實算，被告午○○是否依職權提請修改工程預算，初與被告己○○是否得領取工程款無涉。

（七）至被告己○○於調查站證稱：「（你曾供述三星鄉垃圾掩埋場工程於進場施作時發現已被挖掘一個大坑洞，你進場勘測，鑑界時發覺原標定之界線皆已動，且坑洞範圍超過工程圖所標示之範圍等情，你有無向負責監工之定和公司、承辦人午○○反應此事？）我曾向定和公司現場監工（姓名不記得）及午○○反應此事，但渠等認為投標廠商應事先了解現況，我曾要求變更設計，但渠等均不同意。致使寅○○承作該工程擋土牆部分，尚須另外填土。該項工程整地部分確實係其寅○○分包，但因現場已遭挖掘，故寅○○進場後只須施作整平部分。（既然工地已遭挖掘，為何仍請領整地工程款？）我是依照工程契約向三星鄉公所請款，我請款時負責監工之定和公司及午○○均未表示反對意見。」（八十六年度偵字第八○號卷五第一九七、一九九頁）於偵查中亦為相同之陳述（同上卷五第二○六頁）。依被告己○○所述，被告午○○與定和公司監工均應知悉土方業經挖掘情形，惟本件既應依實作實算數量請領工程款，被告午○○縱使知悉上情，而未為處理變更設計事宜，仍係行政上之怠忽職守，難遽認係故意使被告己○○得以請領工程款。

（八）至本件工程係被告寅○○以總價承攬，業據被告己○○及寅○○一致供述在卷。被告寅○○係依其與己○○之合約，對被告己○○負有義務，而本件向三星鄉公所請領工程款者為被告己○○，其中公訴人所稱舞弊情節，顯與被告寅○○無涉。

三、起訴之犯罪事實四（二）即垃圾場工程招標綁標部分：

（一）被告丁○○、午○○、辰○○、辛○○、己○○均堅決否認上開犯行。被告丁○○、午○○辯稱：工程招標情形均依法辦理。被告辛○○辯稱：伊僅提供滲出廢污水處理設備之資料與定和公司參考，但定和公司應仍會詢問其他產品、設備之資料。至該二十二萬零四百三十元係伊請辰○○設計坪林污水處理廠整個處理工程之報酬等語。被告辰○○辯稱：伊僅參加第二次及第三次招標，第二次招標因故流標，故未實際審標。第三次招標時伊確有如實審標，並無違法情事。又該二十二萬零四百三十元係鼎磊公司委託設計坪林污水處理場技術資料之勞務報酬等語。被告己○○辯稱：因為伊為營造廠商，對污水處理設備方面之專業不熟，故投標時向辛○○所營鼎磊公司索取資料，本屬合於常情等語。

（二）經查，被告甲○○因之前承包垃圾衛生掩埋場工程，有關滲出廢污水處理設備大都是交由鼎磊公司規劃、設計，故定和公司承包之三星鄉垃圾衛生掩埋場有關滲出廢污水處理設備係向鼎磊公司辛○○詢價，並以鼎磊公司所訂之規格做為規劃設計之依據等情，固據被告甲○○於宜蘭縣調查站訊問時供述甚明（見八十五年十月十五日調查筆錄）。惟設計公司向廠商詢價，資以做為設計規劃之依據，本係合乎工程實務。又被告甲○○雖承認定和公司雖以鼎磊公司所訂之規格做為規劃設計之依據，惟亦辯稱該等規格很多家廠商均可買到等語（八十六年度偵八○卷四第三八頁背面）。而公訴人就鼎磊公司所訂之規格，是否係特殊規格，致一般廠商無法取得，未據提出證據可佐。

（三）公訴人雖認：被告辰○○原非定和公司職員，而是被告甲○○請其以定和公司總工程師名義參予審標工作，在垃圾衛生掩埋場工程開標時負責審查規格標，事後，定和公司並未支付辰○○薪資等情，業據被告辰○○、甲○○一致供認在卷。惟被告辰○○為定和公司所聘總工程師，且於八十三年五月一日申報職業登記，有被告辰○○身分證職業欄所載「定和工程顧問公司總工程師」及戶籍謄本為證。又被告辰○○是否為定和公司職員與未實際支領薪資乙節，究與其是否與被告甲○○有不法犯意之聯絡要屬二事，其是否有舞弊行為，應就是否有審標不實為認定。經查：公訴人所舉辰○○審標不實之證據，固舉審計部八十五年四月五日台審部伍字第八五○二六○八號函文為證，該函載明三星鄉公所垃圾掩埋場工程有：「㈠提供招標之廠商投標資格限制過當，有偏袒特定材料廠商之嫌。㈡協助主辦單位審標不盡確實，致有不合或待澄清事項。㈢設計錯誤或不切實際，復未辦理變更設計補救，領取大部份設計監造費後撒手不管」之缺失。其中就如何有「審標不盡確實」之情節，並未具體特定。經本院向審計部函查該認定之依據，答稱：斯時係全省性通案調查垃圾處理、興建焚化爐及區域性垃圾衛生掩埋場之執行情形，所得資料係由各縣市審計室提供等語，有本院九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時四十分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按。又經審計部台灣省宜蘭審計室提供該案審核通知等資料，其中八十四年八月八日審基三字第八四○三四二號函載明：「三星鄉公所垃圾衛生掩埋場工程（一）查明處理事項：審標人員未具法定資格：本案規格審查由該公所委由顧問公司人員負責審核施用規範第十一章所列設備器材之產品型錄及規格，而委託服務範圍並無此項工作，該公司自無代主辦單位審標之權利與義務，且未具任何法定地位，其審標應不具效力。主持人應負完全責任，應請查明處理。（二）注意事項：１、所定投標廠商資格限制過當：本工程投標須知補充說明書第二條規定投標廠商資格為甲級以上營造廠商，持有各項證件並具備本工程相關規定要求者。又第七條：將招標附件施工規範第十一章所列設備器材之產品型錄及規格一併列入審查等規定，對投標廠商資格訂定表面上為一般甲級營造廠商，其內則另有多重限制規定，並影射分包對象之特約列為主要招標條件，核有欠當。２、審核紀錄欠完整：本工程投標廠商規格審查表由該公所委託之顧問公司人員審查，其紀錄表僅記載不合格項目之審查意見，未能將逐項審查全部記載於內，其作業欠妥」等語。其中僅認定和公司人員不得審標、及審標紀錄欠完整，並未有被告辰○○如何審標不實之證據。至公訴人所舉工程參標廠商審查表影本，則僅係證明被告辰○○參與審標事宜，尚難認被告辰○○有何審標不實。

（四）公訴人又認本件有於投標須知補充說明書第四─十七頁增列投標廠商資格不當之限制，要求得標廠商檢附無法取得之機械設備圖說之綁標情節，經查：１、公訴人主張之事實，固有上開審計部八十五年四月五日台審部伍字第八五○二六○八號函文、審計部台灣省宜蘭審計室提供該案審核通知等資料及其中八十四年八月八日審基三字第八四○三四二號函所載內容為據。

２、惟經本院將宜蘭縣三星鄉垃圾衛生掩埋場投標須知補充說明書分送台灣省環境工程技師公會、台灣區環境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函詢該等規定是否對投標資格不當限制，台灣區環境工程工業同業公會以九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台環工（九二註發字第○一三五號函稱：「．．．四、為確保施工品質及篩選有履約能力廠商，故政府機關於辦理採購時，除訂定有投標資格外，尚有「規格審查」。即採用兩段式投標、開標程序，其於公告之投標須知（或投標須知補充說明書中明定投標時需檢附規格標文件（如設備器材之產品型錄、技術資料圖說等供審查，經審查規格標後就符合規格之投標廠商方可參加「價格標」開標，此種兩段式投標、開標方式已廣用於府機關辦理採購案件中，因此就貴院查詢之案件並無不當限制之情事。五、政府機關辦理招標時，於施工說明書或工程規範書中明訂承包廠商於一定期限內及送審次數提送「技術文件」（如設備器材、電氣儀控設備、器材設備基礎、管線等產品型錄、構造材質圖、尺寸圖、安裝詳圖或施工圖、計算書、接線圖相關技術資料圖說文件）供審核，其目的在於確認設備器材產品之廠牌、品質，以做為驗收之依據，同時亦可確認所提送之設備器材品質是否符合規範書中所規定之規格，以確保施工品質，避免不必要之工程糾紛，因此政府機關辦理「污水處理設備工程」時皆會明訂承包廠商需提送機械設備圖說等相關技術資料供審核，並無不符常情，對投標資格亦無不當之限制」等語。台灣省環境工程技師公會亦以九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九二）省環技字第一一七五號函稱：「三、依貴院提供宜蘭縣三星鄉垃圾衛生掩埋場投標須知補充說明書內容而言，均屬決標後請得標廠商提送機械設備設計圖說進行審查，依「政府採購法」第六十三條及第七十條之規定，係屬適法範疇。」其答覆與審計部所認定之結論不同，足使本院就「投標資格有不當限制」乙節，產生合理之懷疑。

３、公訴人雖認：依一般正常情形，機械製造圖係屬商業機密資料，機械設備生產廠商不可能提供產品之製造圖予客戶，固有三錦機械有限公司經理子○○及功原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庚○○於調查局之證述在卷（見宜蘭縣調查站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調查筆錄）可參。惟查，三錦機械有限公司主要業務係製造幫浦，並無污水處理工程之設計，業據證人子○○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又功原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係製作傳動、齒輪機械，關於該等機械之製造圖係產業機密，不能外洩。但如果客戶需要攪拌機、污泥處理機或刮泥機等，可以提供設計圖與客戶等情，亦據證人庚○○於本院證述在卷。是證人子○○、庚○○所稱機械製造圖係屬商業機密資料，不可能提供產品之製造圖予客戶等語，應均係針對其所生產之完整機器，與本件污水處理設備係整套機器並不相同，被告辰○○所辯尚非無據。

（五）至被告辛○○曾向周文星借用力宏公司牌照參予該項工程第二次之招標，第三次招標則係被告己○○向周文星借用力宏公司牌照標取垃圾衛生掩埋場工程，另被告己○○參標垃圾衛生掩埋場工程，其中污水處理設備器材規格及工程單價明細等資料係由辛○○所提供，二人並約定得標後有關滲出廢污水設備部分由辛○○之鼎磊公司承作等情，固均為被告辛○○、己○○坦承不諱，且有證人周文星於偵查中之證述可參。惟上開事實與辛○○、己○○涉嫌舞弊有何關連，未據公訴人舉證以實之。

（六）至被告辛○○於力宏公司標得前述工程後，曾於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及一月二十五日，分別支付甲○○二百四十萬元及辰○○二十二萬零四百三十元等情，固有被告辛○○簽發之華南銀行新店分行支票正反面影本二張及存款往來明細表影本二紙在卷可憑。上開證據僅足以證明有該等資金之往來，尚難遽認係不法行為之報酬。又本件既不能證明有綁標情事，則上開金額是否確為綁標及不實審標之代價，自屬有疑。再者，被告辰○○辯稱上開報酬係八十四年一月初受鼎磊公司委託設計坪林污水處理場技術資料之勞務報酬，核由被告辛○○陳稱伊請辰○○設計坪林污水處理廠整個處理工程，時間在八十四年初，價金是照工程款比例百分之○‧一計算務報酬，後來雖未標取該工程，惟因辰○○已完成設計，故支付上開費用等語相符。綜上，公訴人就此部分起訴事實之舉證，尚難使本院達於確信被告等為有罪之心證。

四、起訴之犯罪事實四（三）即收受垃圾場工程回扣部分：

（一）被告丁○○、午○○、戊○○、己○○、寅○○均堅決否認上開犯行。被告丁○○辯稱：伊未收取任何回扣，朱焜章所受領之一百五十萬元與伊無關。被告午○○辯稱：伊僅係受被告己○○之託，請被告戊○○與寅○○至銀行領取工程款，並無收受分文。被告戊○○辯稱：伊僅係依被告午○○之指示，以力宏公司之存摺及印章領取工程款，金額分別匯入被告午○○所指示之帳戶，其餘現金則由被告寅○○領取，並未收取分文。被告己○○辯稱：因伊於八十五年五月十三日請領工程款時，當日僅工作半日，三星鄉公所作業不及，無法核發。而伊住台北，必須北返，仍委託被告午○○代為領取，其中五百六十萬元係支付寅○○之工程款等語。被告寅○○辯稱：伊有領取之五百六十萬元，該款係工程款等語。

（二）經查，力宏公司為領取工程款而依規定在三星鄉農會開設帳戶後，力宏公司實際負責人周文星便將前述帳戶之領款印鑑及存摺交予被告己○○使用，此業據證人周文星於偵查中陳明在卷。又被告戊○○曾經在三星鄉公所清潔隊長午○○之辦公桌抽屜內看到前述力宏公司及負責人領款印鑑章及存摺等物，且被告午○○亦曾交待戊○○代向三星鄉公所出納領取力宏公司之工程款（支票）並存入前述帳戶等情，迭據被告戊○○於宜蘭縣調查站訊問及偵查中供明在卷，惟上開證據僅足以證明被告己○○曾將力宏公司領款所用之印鑑章及存摺等物交予被告午○○保管並代領工程款。

（三）又被告戊○○曾於八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及五月十六日持力宏公司之領款印鑑章及存摺至三星鄉農會分別領取存款（工程款）二百六十萬元及六百二十萬元，其中一百萬元於八十四年五月十五日轉匯至林榮濱在中國信託銀行雙和分行之帳戶（己○○向其弟林榮濱借用之帳戶），另二百萬元於八十四年五月十六日轉匯至煒盛廢水處理公司在台北區中小企業銀行帳戶等情，復有三星地區農會八十四年五月十五日、五月十六日之傳票（取款憑條）、匯款申請書及大額提款登記簿影本各二紙在卷可稽。而前揭款項係被告午○○指示戊○○前往提領等情，亦據被告戊○○一再供明於卷。至其中五百六十萬元現金之流向，經查，被告戊○○所提領合計五百六十萬元之現金，係由被告寅○○於八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及五月十六日分別領取一百六十萬元及四百萬元等情，業據被告戊○○於調查站及偵審時均一致供述在卷，復有被告寅○○之陳述可參。又上開款項係被告己○○囑託交付被告寅○○，被告午○○即指示被告戊○○辦理等情，並據被告午○○供述在卷。至被告寅○○雖於八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調查站及同日於偵查中陳稱未與戊○○同去領款等語，惟其後又改稱時間經過太久，應該有去領款，惟金額多少忘記了等語。衡諸被告寅○○為被告己○○之下包，且斯時正係工程進行中，上開五百六十萬元為被告寅○○所領取之工程款，尚非無稽。公訴人徒以該五百六十萬元現金下落不明，即謂應係交由被告午○○處理，而推測被告午○○係將前揭現金分配予共同舞弊之相關人員，尚乏證據相佐。

（四）再者，被告己○○曾簽發付款人中國信託銀行雙和分行、發票人林榮濱、票載發票日期八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金額一百五十萬元之支票一紙，而前開支票係於同日被告丁○○之友人朱焜章提示兌領等情，固有前述支票影本一紙存卷可參。而被告己○○與朱焜章之間並無任何金錢往來等情，亦據被告己○○及證人朱焜章於偵查中一致供明在卷。惟該一百五十萬元是否確係交付被告丁○○，即乏證據可佐。至於被告丁○○因案遭停職後，曾於八十五、六年間之某日，打電話至三星鄉公所清潔隊給被告午○○，向被告午○○談論「講好要給他的錢，廠商沒有給足」等情，固據被告戊○○於偵查及審理中均供述在卷。惟上情係被告戊○○據被告午○○之陳述所得知，亦據被告戊○○供述在卷，則就被告丁○○是否收受回扣乙節，被告戊○○所見聞者僅係被告午○○之陳述，屬傳聞證據，難認有證據能力。

（五）被告戊○○在接受法務部調查局測謊時，就「四百萬現金係交予寅○○」、「四百萬未交給午○○」及「未得到好處」等供稱應係說謊，及被告寅○○在接受測謊時，就「其未與戊○○一同去農會領現金」、「其未給午○○好處」、「其未給丁○○好處」等問題之供述應係說謊等情，固有法務部調查局鑑定通知書影本二紙存卷可參。惟測謊係利用一般人在說謊時會產生遲疑、緊張、恐懼、不安等心理波動現象，再經由儀器將該波動現象記錄，藉由其生理反應之異常現象以分析有無說謊，即就受測人對於相關事項之詢答，依其神經、呼吸、心跳等反應而判斷，則受測人之生理、心理因素亦影響其測謊結果，故測謊結果並不能如一般自然科學之解讀有其絕對性及必然性，此方法固足以做為偵查之方法，然依目前科學之普遍見解，尚難做為認定事實之證據。綜觀上開各節，難認被告丁○○、午○○、卯○○、戊○○及辰○○等公務員及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員，就垃圾衛生掩埋場工程有與辛○○、己○○及寅○○等廠商有收取回扣之犯行。

五、起訴之犯罪事實五即綜合運動場工程圍標綁標部分：

（一）被告丁○○、午○○、乙○○、癸○○、未○○、己○○、寅○○均堅決否認有上開犯行。被告丁○○辯稱：遴選程序係依法選定三家廠商，並無不法。又本件運動場工程經費爭取不易，苟不於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舉行開標，預算將遭收回，且宜蘭縣政府並未明確指示停標等語。被告午○○辯稱：伊係依被告丁○○之指示，通知三家廠商前來參加遴選，不知其中三家公司係同一家公司等語。被告癸○○辯稱：伊係依法參加遴選，原不認識漢霖公司與磊藝公司之負責人。又伊就設計書之規範係依法為之，並無指定廠牌或綁標。再者，伊所提出之與被告午○○之名單，係整理其所蒐集之資料而來，因資料眾多，可能在抄錄時有誤載，並非故意捏造不實之聯絡人及電話號碼。另伊未於招標前工程預算書洩露與被告己○○等語。被告乙○○辯稱：伊係新亞樹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亞公司）之業務員、弘亞樹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弘亞公司）之名義上負責人，伊原不認識同案被告癸○○等人，係被告癸○○為設計三星鄉運動場，向新亞、弘亞公司索取產品資料，故曾提供工程所需由弘亞公司所生產之壓克力面層之相關資料予癸○○，並留下配偶許玉琴之電話，方便被告癸○○聯繫。不知被告癸○○將許玉琴及新昌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新昌公司）之資料混淆，提供予被告午○○。其後被告己○○向伊索取弘亞公司有關壓克力面層之資料，伊為爭取業績向被告己○○表示可透過貿易商進口ＰＵ人工跑道材料，價格較代理商之報價便宜，被告己○○因此亦將ＰＵ人工跑道工程交由被告之新亞公司承作。而所用之材料亦符合招標文件中指定之ＲＥＧＵＰＯＬ之廠牌，一切工程均按規定辦理等語。被告己○○辯稱：伊與癸○○事前並不認識，不可能共謀綁標情事。在被告寅○○家中搜獲之工程預算書，係伊得標後為依預算單價來調整工程合約單價，乃向顧問公司索取預算書後轉交被告寅○○。又伊投標時確有檢附ＰＵ材料之「國外授權書」。另伊無必要亦未曾向被告辛○○借票簽發與未○○等語。被告寅○○辯稱：工程預算書係得標後向力宏公司索取，用以調整請款單價等語。被告未○○辯稱：只要投標時應具備之文件有一欠缺，即遭之三星鄉公所之審標人員廢標，輪不到伊來審查。且力宏公司參與投標時確有檢附ＰＵ材料之國外授權書，伊並無審標不實等語。

（二）被告午○○係依被告丁○○之指示而通知磊藝設計工程事業有限公司（下稱磊藝公司）、漢霖設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漢霖公司）及聯強公司進行遴選作業等情，為被告丁○○自白不諱，並經被告午○○供明在卷。又三星鄉公所確就上開三家公司進行遴選作業，其後於辦理遴選時，宜蘭縣三星鄉公所亦聘請地方人士陳吳焜前鄉長、三星國中陳錦煌主任、文化中心陳清松、代表會主席及宜蘭縣三星鄉公所建設、財政課長、主計、政風室主任及民政課課長等九人組成評審委員會，於八十四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十時，在宜蘭縣三星鄉公所二樓會議室舉行評審會議，由被告丁○○主持，會中就三家顧問公司所提出之服務建議書及簡報並由委員提問後評分，九位評審委員中，聯強公司獲評第一名者六位，第二名者三位，而以總點數量最優，經評審會決議並由被告丁○○當場宣佈由該公司承辦是項工程之委託設計監造工作，此有會議紀錄及評審結果表各一件可稽（本院卷二第三二至三四頁）。依評審結果表所示，聯強公司與漢霖公司就評選點數互為一、二名，且所差距點數僅係三點，參以所參與評審人數眾多，衡情應非被告丁○○、午○○二人所得左右，且亦乏證據證明上開評審結果係被告丁○○、午○○二人舞弊之結果，是公訴人認上開遴選程序係虛偽，尚屬無據。至公訴人認選商過程並未對外公告等語，惟查，依據行政院函頒：「各機關委託技術顧問機構承辦技術服務處理要點」第十八點條規定：「各機關委託技術顧問機構承辦技術服務者，除因專利權或專業關係，僅有一家具此服務項目及承辦能力，或與採購之主要設施具有技術關聯，或其他特殊理由經其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得逕行議價辦理外，應以邀請兩家以上技術顧問機構予以評審比較選定，經選定後，再行議價或比價委辦。其在十七點所列金額以上之案件，在議價、比價時應請上級主管機關派員監辦」。故依上開規定，關於委託技術顧問機構承辦技術服務，應以邀請兩家以上技術顧問機構予以評審比較選定，經選定後，再行議價或比價委辦即可，依該要點之規定，並無須採用公開招標之方式辦理，故本件並未對外公告，難認有違法情事。

（三）經查，漢霖公司及磊藝公司係吳雲漢及林真真夫婦所經營，此有公司登記資料影本存卷可參，且磊藝公司及聯強公司參予選商所送服務建議書等資料經送法務部調查局鑑驗結果，認兩者之打字字跡係同一部印表機所列印，有法務部調查局八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八九）陸二字第八九一二九六三二號鑑定通知書影本一紙可憑。惟查，該二公司既係分別由夫婦二人經營，上開服務建議書之打字字跡係同一部印表機所列印，尚非意外。惟本件選商既有經合法評審選定，已如前述，尚難徒據上開證據即認其中弊情。是公訴人指稱被告丁○○、午○○以不實之遴選程序而將三星鄉綜合運動場整建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案交予被告癸○○經營之聯強公司承作，尚屬有疑。

（四）被告癸○○設計前述工程ＰＵ跑道材料時，係規定使用「ＤＥＳＣＯＬ、ＲＥＧＵＰＯＬ、ＵＮＩＴＵＲＦ，或同等品」，有工程設計圖為證（本院卷二第三六頁」。其下更註明：「本工程項目中若使用同等品時，同等品之使用應事前提出申請並依省公報74台內營字第357438號函辦理。」而依內政部七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七十四台內營字第三五七四三八號函示：「建材之選用除已有國家標準或可訂定規範者，不應指定廠牌外，為確保工程品質及便於工程驗收時有其標準依據之需要，可依本部71.4.3七十一台內營字第七七六七九號函規定，選定數種規格、品質、價格相當之廠牌及型號，並加註『或同等品』字樣」，有該函一件可稽（本院卷二第三五頁）。故本件工程之上開規定，符合內政部之上開函示意旨辦理，其目的應係確保工程品質及便於工程驗收時有其標準依據之需要。公訴人認有指定廠牌綁標情事，容有誤會。至規定投標廠商須於投標時檢附上列廠牌之代理證明書及供料同意書，並非僅三星鄉綜合運動場整建工程ＰＵ跑道材料施工說明書有此規定，八十四年度台北市○設○○○道第九組聯合招標投標須知補充說明（八十六年度偵字八○卷三第一一一頁）、台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投標須知補充說明（同上卷第一一四頁）、台北市大安區公館國民小學舖設人工跑道工程投標須知補充說明（同上卷第一一五頁背面）、國立台灣大學新建工程投標須知（同上卷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頁）亦有相同規定。是被告癸○○辯稱係因要求品質，且經費許可而規定須使用符合國際田徑場標準之進口材料，並要求提供授權書及供料同意書以避免工程發包失敗云云，應屬可採。至於工程材料進場時須檢附原廠針對本工程開立之出廠證明書及進口證明，既係得標後始須提供之資料，自與綁標之設計無關。公訴人認此部分亦係綁標之設計應有誤解。

（五）又被告癸○○交予承辦人被告午○○之ＰＵ跑道指定廠牌總代理廠商之資料，載明「一、ＤＥＳＣＯＬ─特立亞股份有限公司（○二）0000000、蔡明琦」、「二、ＲＥＧＵＰＯＬ─惠北企業有限公司（○四）0000000、李佰廷」、「三、ＵＮＩＴＵＲＦ─新昌工程有限公司（○二）0000000號、許玉琴小姐」等內容之字條，確為被告午○○依被告癸○○所示而記下，據以提供有意參標而加以詢問之廠商等情，亦據被告午○○及癸○○供明在卷，並有字條一紙扣案足佐。其中李佰廷係被告乙○○之友人，許玉琴係被告乙○○之配偶等情，為被告乙○○所供認在卷。又許玉琴並非新昌公司職員，且○二─0000000號亦非新昌公司之電話等情，業經新昌公司負責人何武明述明在卷（見八十九年三月二十日調查筆錄）；而前揭電話乃被告乙○○及許玉琴使用之電話等情，亦為被告乙○○所供認不諱。又證人簡進貴因有意參標，曾向三星鄉公所清潔隊長午○○詢問前述指定廠牌之代理商資料時，因午○○係提供前述不實之代理商資料，致因無從尋商、訪價並取得國外授權書而無法參標等情，亦據證人簡進貴於於調查站訊問時供認在卷。惟被告癸○○辯稱因當時業務繁忙、資料眾多，曾請小姐幫忙整理重新繕打，可能繕打時發生錯誤，或因讀取資料時告知錯誤資料等語，經查：

１、證人何武明即新昌公司實際負責人，雖於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接受法務部調查局訪談時陳述：「本公司自八十四年起即專業代理英國ＵＮＩＴＵＲＦ公司所生產之人工跑道、人工草皮、球場地板材料等項目並提供本公司之供料及施工配合同意書予營造廠商進行運動場工程投標使用，（問：你是否認識許玉琴其人？）就我記憶所及，在四、五年前曾有自稱許玉琴者向本公司索取ＵＮＩＴＵＲＦ公司之人工ＰＵ跑道供料及施工配合同意書，但事後許玉琴並未再與本公司聯絡。許女是其主動與本公司聯絡，本公司並未留下其基本資料及聯絡地址、電話。」但向工程公司索取資料目錄之人眾多，經常是打電話留下地址索取書面資料，公司即將資料寄出，一般情形並不會留意何公司何人索取，證人何武明證稱記得四、五年前索取資料之人的姓名，不無疑問。又被告乙○○之所屬新亞、弘亞公司即是製造ＰＵ跑道相關產品之公司，衡情亦無須向新昌公司索取供料同意書。是實難依此認定被告乙○○及被告之妻許玉琴與新昌公司有任何關係，進而推論被告乙○○與癸○○有共同犯意聯絡。

２、證人李應富於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調查局訪談時陳述：伊於七十二年獨資經營惠北企業公司，並任負責人，該公司曾代理德國Berleburger Schaumstoffwerk公司所產製ＰＵ跑道材料在台之經銷權利，迄八十五年二月間，因本國相關公司仍有透過平行輸入方式進口德國該公司產製之ＰＵ跑道材料在代理期間，曾因德國公司之要求開具代理證明書十餘張，予國內相關廠商向相關機關投標ＰＵ跑道舖設工程時，作為投標證明文件等語，而其所留聯絡電話為（○四）0000000，與被告午○○所寫之電話相同，亦可證實此部分資料並無不實之情形。

３、證人洪南祝係特立亞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義上負責人，於八十九年四月接受法務部調查局訪談，亦陳述：「（問：特立亞公司設址於何處？）原設於台北市○○路（詳細地址不清楚），後遷至台北市○○○路（詳細地址我記不清楚）。（問：是否認識蔡明琦小姐？）認識，他係特立亞公司會計」證人王士華於八十九年四月十一日調查站訪談時陳述：「我本名為王榮華，曾任特立亞公司顧問，八十四年間特立亞公司曾取得ＲＥＧＵＰＯＬ廠牌之國內代理權，係惠北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李伯廷以特立亞公司之名義所取得之代理權。我曾聽李伯廷提過擬承作三星鄉綜合運動場跑道工程，（問：蔡明琦是否為特立亞公司之職員？）是，他負責會計業務。我聽過新亞公司，但不認識乙○○，李伯廷曾要求我聯繫荷蘭ＤＥＳＣＯＬ廠牌ＰＵ材料廠商，並取得代理權，但李伯廷係以何公司名義取得ＤＥＳＣＯＬ代理權我不清楚。ＲＥＧＵＰＯＬ產品曾獲一九八四洛城奧運會使用，該生產廠商為維護其信譽，均要求代理商於進口其產品施工後，說明於何工程施作，始由其開具針對該工程之保固證明。」則依上開證人所述，被告午○○所寫之資料，確有其上所寫之三家進口ＰＵ跑道之廠牌。且特立亞公司、惠北公司及新昌公司皆有代理進口ＰＵ人工跑道材料，惟實際代理廠牌與書寫內容稍有不同（惠北及特立亞皆代理ＲＥＧＵＰＯＬ，而新昌確係代理ＵＮＩＴＵＲＦ）。李伯廷係惠北公司之經理，且其書寫之聯絡電話正確，而蔡明琦確任職於特立亞公司，由卷內資料雖無法得知特立亞公司之電話，但其位於台北市○○路，電話亦為（○二）七六九開頭，且此部分之資料亦難認有錯誤。是主要不實之記載僅係許玉琴並非新昌公司職員，則紙條上內容並非完全虛偽不實。又衡諸常情，若被告癸○○欲使用特定廠牌綁標，則應提供不實之公司名稱、電話聯絡人等資料予被告午○○，使有意投標之廠商無從查詢。再者，若被告午○○明知此係不實之資料，於工程開標後理應丟棄銷毀，似無可能仍將之留存。

４、至簡進貴於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宜蘭縣調查站訪談時陳述：「（問：你於八十四年有無參與三星鄉運動場整建工程之投標？）沒有，但我有請購該工程發包之標單，因該工程有關ＰＵ跑道材料部分，係指定三家外國廠牌，而投標說明書又註明需取得所指定ＰＵ跑道廠牌之代理權證明文件、施工配合同意書等資料，乃能投標，而我無法取得前揭證明文件，施工配合同意書等資料，故無法投標。我向三星鄉公所詢問該工程設計公司之電話後，向該公司詢問前揭廠牌代理商之電話，並據以向該等代理商詢問可否提供其所代理ＰＵ跑道材料之代理權證明文件，施工配合同意書等資料，但該等代理商均於電話中表示不能提供，隨即將電話掛斷，亦未報價。」八十九年十二月七日偵查中陳述：「（問：該工程你有否參與投標？）有領標單，有找一股東有去投標，當時我有向聯強公司索取ＰＵ跑道材料廠商電話，他給我三家電話，我問了二家，但二家說沒辦法開給我供料同意書，（問：有否問為何無法開出供料同意書？）沒有問。（問：【提示特立亞、惠北、新昌資料】當時聯強是否提供此三家廠商？）忘了，但在工程設計書上好像有此三家廠商資料。」依證人簡進貴所述，其係向聯強公司詢問ＰＵ跑道廠商資料，並非向被告午○○查詢，且其向二家公司訪價但不願提供供料同意書等，惟尚難認聯強公司亦提供不實之資料予欲投標廠商。且依被告午○○於九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庭訊時陳述：「（問：對證人簡進貴於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於調查筆錄之證述有何意見？）我有接過電話詢問設計公司的電話，至於接獲電話次數沒有印象，但至少有一次。簡進貴就是戊○○的先生，我印象中他沒有問過我關於這個工程的事。據我所知，簡進貴都是承作小額幾十萬的小工程，這是我平常跟戊○○接觸所瞭解到的。」則證人簡進貴雖陳述其有意投標，而以電話查詢，但對方不願意提供授權書等因而放棄，但是否因其他因素如資金問題等而放棄投標不無疑問，且ＰＵ人工跑道材料之進口商不超過十家，若有心投標，翻閱相關雜誌或向業界查詢應可查得資料。此參以證人江清池（永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於八十五年七月四日宜蘭縣調查站詢問時陳述：「ＰＵ跑道及運動器材部份則係向台北某家專做ＰＵ跑道公司詢價，我有請該公司提供ＰＵ產品證明書，公司名稱我不記得，我係參考有關材料產品之公司目錄，乃以電話向該公司詢價，（問：你有無請三星鄉公所本工程承辦人提供相關工程ＰＵ跑道廠商之資料？）沒有。前述工程ＰＵ跑道指定ＤＥＳＣＯＬ、ＲＥＧＵＰＯＬ、ＵＮＩＴＵＲＦ三種廠牌係本公司連淑悅打電話至台北詢問取得國內代理廠資料。」證人連淑悅於八十六年三月五日偵查中陳述：「（問：永合公司參與三星運動場整建工程投標資料何人寫的？）大部份都是我寫的。（問：估價依據何種資料寫的？）舊資料、問老板、問廠商。」則由上開證人二人所述，其等詢問ＰＵ跑道代理廠時並無阻礙，可查得資料，另此案除力宏公司外尚有五家廠商投標，可證實投標廠商並未受被告午○○筆記之影響而無法投標。從而，被告癸○○上開辯詞，並非全無足採。

（六）公訴人又認被告寅○○經營之王記企業社曾為調查人員搜獲綜合運動場之工程預算書等資料，足見被告癸○○應有將工程預算書洩漏予向力宏公司借牌參標之己○○、寅○○二人。惟查，經搜獲扣押之工程預算書資料即三星鄉公所單價分析表僅有一紙（八十六年度偵字第八○號卷一第五八至五九頁），且係於事後八十五年十月四日查獲。斯時工程業經決標施作，是僅依上開查獲之資料不能證明係得標前即交付，從而即難據此認定係由被告癸○○洩露與被告己○○及寅○○。

（七）公訴人指訴被告丁○○、午○○無視宜蘭縣政府停標指示，而強行於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如期開標，並讓力宏公司得標部分，經查：

１、宜蘭縣三星鄉綜合運動場整建工程係執行行政院頒「加速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興建體育場計劃」所興建之體育場，該筆預算係屬八十三年會計年度台灣省政府列管之預算，依規定最遲應於八十四年六月底以前發包施工，逾期如未執行，此一計劃之經費將遭收回。宜蘭縣政府為此曾於八十四年三月十四日以八四府教體字第二八三四一號函宜蘭縣三星鄉公所謂：「貴所辦理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使用及建設計劃興建體育場，因本案為省府列管案件，如執行不力，經費恐遭收回，請把握工程進度，並在八十四年四月底前發包施工，請查照。」，此有宜蘭縣政府函一件可參（本院卷二第三七頁）。是被告丁○○辯稱因之三星鄉綜合運動場之整建工程發包，確有時間上之急迫性，如未依規定於時程內完成，該等預算將遭收回等語，應堪採信。

２、三星鄉綜合運動場整建工程之第一次開標係八十四年六月十二日，於第一次開標之前，宜蘭縣政府教育局曾於八十四年六月十日上午十點二十分來電指示預算書內容有誤，被告乃請示是否作成電話紀錄以停止發包作業，其後被告午○○依指示作成電話紀錄，並將電話紀錄簽會發包單位及相關課室後陳被告丁○○批示，經被告丁○○核可即通知聯強顧問公司修正預算書。其後聯強公司於八十四年六月十二日以八四聯顧字第○一三號函函送修正後預算書及修正內容說明至宜蘭縣三星鄉公所。被告午○○乃依據顧問公司之意見，於八十四年六月十三日以八十四鄉民字第七九○二號函檢送修正後之預算書函送宜蘭縣政府，其上並敘明：「有關補充說明第一條第七款規定係為確保本工程跑道材料品質及工程實際須要，便於施工及驗收時有其標準依據，為明品質及責任，仍需予以規範。」，此有宜蘭縣三星鄉公所函一件可稽（本院卷第四○頁）。是關於預算書內容是否有限制廠商資格之規定，宜蘭縣政府與三星鄉公所有不同之意見。

３、嗣三星鄉公所訂於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再行辦理第二次公開招標。而於招標前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宜蘭縣政府承辦人員來電表示宜蘭縣三星鄉公所所陳報之預算書仍有部分問題，此有宜蘭縣政府事後所發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以八四府教體字第○六三三○三六號函示：「．．．二、本預算書內⑴植栽樹種單價偏高。⑵補充說明第一項第七款規定與審計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三條規定不符，另依內政部六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台內營字第五四四三六號函略以：『各主辦工程機關不得任意限制投標資格規定』，建請貴所參辦，餘本權責自行負責。三、為求時效，本府有關意見已先於八十四年六月二十日上午電話連繫，請參照辦理。」依上開函文內容，難認宜蘭縣政府有指示暫停招標之要求。又宜蘭縣政府既係指示「建請貴所參辦」、「請參照辦理」，足見三星鄉公所仍有行政上裁量之權限，是宜蘭縣三星鄉公所仍依決定繼續辦理招標，並無違法之處。公訴人謂被告無視宜蘭縣政府之停標指示，而強行於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如期開標云云，即有所誤會。

（八）公訴人指稱：被告未○○違反工程說明書之規定，在力宏公司未檢附ＰＵ材料之國外授權書之情形下，仍認定之力宏公司資格相符等情，經查：

１、被告未○○並非聯強公司之職員，曾於三星鄉綜合運動場整建工程招標時，曾代表聯強公司負責審查規格標及投標廠商應檢附之文件等事項，固據被告未○○、癸○○一致供明在卷。

２、公訴人認力宏公司參予前揭工程之競標時，並未檢附ＰＵ材料之「國外授權書」等情，係據被告己○○於調查站中之供述為據。經查，被告己○○於八十五年十月九日調查局約談時陳稱：「（問：你有無將前揭周姓男子出示之代理權書影本並同前揭配合同意書附於標封內參與投標？）沒有，但我確實有將配合同意書附於標封內參與投標。」於八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調查局約談時亦陳述：「（問：競標時有否檢附規定廠商之出廠證明及供料同意書？）我記得乙○○有出具配合同意書而已」等語。惟被告己○○於本院審理中則改稱確有附具投標所須文件，在調查局詢問時，係將ＰＵ與壓克力都混為一談，因為ＰＵ要附代理授權書，壓克力不用等語。然苟認被告己○○於調查局中之陳述為真實，亦難據該自白為認定事實之惟一證據，仍應有其他證據相佐。然此部分除被告己○○之供述外，並無其他證據相佐。況且，宜蘭縣調查站於八十五年十月九日訊問周文星時，即曾提示力宏公司參與投標所檢附之ＲＥＧＵＰＯＬ代理商授權書及惠北企業有限公司配合同意書，此由周文星該日筆錄記載「問：（提示．．．ＲＥＧＵＰＯＬ代理商授權書．．．惠北企業有限公司配合同意書各乙份）前述資料是否由力宏公司提供給三星鄉公所？是由何人提供？答：前述資料是由己○○準備作為投標之用。」（八十六年偵字第八十號卷一第一三二頁）顯見ＲＥＧＵＰＯＬ代理商授權書及惠北企業有限公司配合同意書確係存在於檔案資料中，並曾由調查人員提示與證人周文星，惟事後未據扣案。而證人周文星所證國外授權書係由惠北公司所提供乙節，適與被告己○○於調查站供稱乙○○並未提供國外授權書相符。足見被告己○○所辯應有出具ＲＥＧＵＰＯＬ代理商授權書及惠北企業有限公司配合同意書參與投標，應可採信，從而，被告未○○應亦無明知力宏公司未提供上開資料而故為不實之審標之情節。

（九）公訴人認被告乙○○所營弘亞公司承作前述工程之ＰＵ跑道部分，因價格問題，並未從國外進口上開指定廠牌之ＰＵ材料，而是使用新亞公司生產之材料，且前開工程之ＰＵ材料進場時，亦未檢附國外廠商針對該工程所開具之出廠證明書，已據被告乙○○供承在卷云云。惟被告乙○○於偵查中係陳稱：事後所使用並不是伊原來代理之「ＤＥＳＣＯＬ」廠牌，而係用新亞公司的材料等語，惟伊於偵查中就所使用之材料並未有說明。於本院審理時即說明ＰＵ跑道所改用之規格係「ＲＥＧＵＰＯＬ」廠牌，仍合於工程之規定。經查，證人林慧玲即三星鄉公所主計主任於本院審理時已庭呈本件工程結算時所提供之資料，其中確有「ＲＥＧＵＰＯＬ」廠牌出廠證明、原廠證明、保固證明及進口報單（本院卷三第五七至六一頁），被告乙○○所辯，即屬有據。公訴人認被告乙○○未使用規定之廠牌，並據此推認癸○○未依施工說明書之規定監工，尚屬率斷。

（十）辛○○曾簽發付款人華南商業銀行、發票人辛○○、票載發票日八十五年五月一日、金額一百五十萬元之支票一紙，交予被告未○○提示兌領等情，固有前開支票影本一紙在卷可佐。惟公訴人指稱系爭支票係被告己○○向被告借用，業據被告己○○所否認，公訴人就借用之事實並未舉證相佐，即難遽斷。又己○○係於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標得系爭工程，八十五年三月五日完工，有工程合約可參，而系爭支票之發票日為八十五年五月一日，距審標日已隔近一年，若謂一年後始支付公訴人所稱不法行為之報酬，亦有違常情。且證人劉新傳於偵查中已證稱此部分係作為投資劉新傳之棄土場之部分款項等語（八十六年偵字第八十號卷五第三七四頁）。是公訴人上開指訴，尚乏確切依據。綜上以觀，公訴人指稱被告丁○○、午○○、癸○○、未○○、乙○○、己○○、寅○○就三星鄉綜合運動場整建工程涉有共同舞弊之罪嫌，亦屬有疑。

六、綜上，本院認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公訴人就被告丁○○、午○○、卯○○、戊○○、辰○○、乙○○、辛○○、癸○○、未○○、己○○、寅○○所犯「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有與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等獲取不正當利益者有等同的危害性之其他舞弊情事」之舉證，仍有合理之懷疑，而不足以形成被告等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等之認定，此外，復無其他證據證明足以證明上開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犯行，不能證明被告丁○○、午○○、戊○○、卯○○、辰○○、乙○○、辛○○、癸○○、未○○、寅○○犯罪，爰依法為無罪之諭知。至被告己○○部分，就其有罪部分業經本院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已如前述，又除論罪科刑部分外之其他行為，既不能證明被告己○○犯罪，惟與論罪科則部分為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即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參、卯○○所為關於起訴犯罪事實六行使不實公文書圖利他人部分：

一、公訴人起訴認被告卯○○就本判決事實欄二部分，另有對於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仍以登載不實之公文書直接圖他人不法利益之行為，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之罪嫌。

二、惟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於九十年十一月七日修正公布後施行。關於上開條文，修正後為結果犯，以「因而獲得利益」為要件。公務員有圖利他人之行為，惟並無因而獲得利益者，即難以上開罪名相繩。

三、被告卯○○為上開行為之時點，係八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參見本判決書理由壹、二）。惟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係於九十年十一月七日修正公布後施行，該條修正後為結果犯，以「因而獲得利益」為要件。而本件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比較新舊法之結果，自應適用上開修正後條文。惟公訴人並未指稱及舉證被告卯○○有獲得利益，即難以上開罪名相繩。然公訴人既認被告卯○○此部分之犯行與前開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論罪科刑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三百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刑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三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七十四條第一款，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台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