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年度刑智上訴字第73號｜智財：違反著作權法｜裁判日期：102 年 03 月 27 日

智慧財產法院刑事判決 101年度刑智上訴字第73號上訴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　林仲仁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一○一年度智訴字第二十號，中華民國一○一年九月四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一○○年度偵字第一六七○七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林仲仁擔任鴻龍資訊企業社（下稱鴻龍企業社）之名義負責人，實際負責人則為林國忠。林仲仁與林國忠均明知如附表一所示之歌曲，為豪記影視唱片有限公司（下稱豪記公司）及負責人吳東龍享有著作財產權之音樂著作，未經該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不得任意重製或出租，仍共同基於意圖出租之而擅自以重製、出租之方式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之犯意，於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前之不詳時間，未經該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將附表一所示之歌曲重製於記憶卡內，並搭載美華影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華公司）出品之型號「歐巴馬」電腦伴唱機六組後，於九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將該六組伴唱機含記憶卡出租予不知情之潘海瑛，供潘海瑛在其所經營之「花蝶KTV 」店內營業使用，而認林仲仁與林國忠共同犯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第二項之意圖出租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嫌。二、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涉犯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第二項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時之供述、證人潘海瑛於警偵時之證述、租賃契約，以及鴻龍企業社出租於證人潘海瑛之伴唱機內之記憶卡、點歌本內均有前揭告訴人享有著作權之歌曲等為其主要論據。而原審以本件出租伴唱機予「花蝶KTV 」以及在租賃契約上簽名之人並非被告林仲仁，且全程與證人潘海瑛接洽出租伴唱機情事及後續維修、收款者，亦非被告林仲仁，從而被告林仲仁辯稱僅係單純之名義負責人，未參與鴻龍企業社之業務經營，對於本件同案被告林國忠違反著作權之犯行並不知情等語，即非不可採信為由，判決被告林仲仁無罪。公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指稱：被告為年滿二十歲之成年人，且有正常之學歷智識，應足以判斷擔任獨資之鴻龍企業社負責人所應負擔之責任義務，其雖未實際介入鴻龍企業社之經營，並非其無犯罪故意，而係因其未對該企業社有任何實際之出資，反而因此可自同案被告林國忠獲得二千元之不法利益，被告既與林國忠有放任使用其名義之合意，且自九十九年四月十四日出名登記為上開企業社之負責人起，至同年七月十五日簽定上開伴唱機租賃契約前後歷經九十餘日，被告皆未請求退名，亦未實施檢查權，放任並出名佐助林國忠從事侵害他人著作權之犯行，自堪認被告與林國忠之間確有犯意聯絡，原審為無罪判決，自有違誤云云。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共同違反著作權法之犯行，辯稱：當初是林國忠說有欠稅金無法請領發票，伊才同意擔任鴻龍企業社之名義負責人讓其可以請領發票，但伊並未實際參與鴻龍企業社的事務，不清楚被告林國忠出租本件伴唱機或者非法重製告訴人享有著作權歌曲之事，本件租賃契約上的「林仲仁」不是伊簽的，伴唱機也不是伊出租的等語。四、經查：㈠程序方面： ⒈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審判程序到場，本院審酌傳票寄至被告之戶籍地址，皆已合法寄存送達於警察機關，詎其未提出任何無法行動或到庭之事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復經本院查詢被告在監在押全國記錄表，亦無被告在監在押資料，本院自得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一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先予敘明。 ⒉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定有明文。依前揭規定之反面解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得作為證據。本件證人潘海瑛於原審審判中，業經以證人身分具結（見原審卷㈡第一○三頁）而為陳述，並經檢察官之交互詰問，洵無妨害被告之防禦權之虞，本院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諸前揭規定，上開陳述應有證據能力。 ⒊至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本件卷證所有證據（文書證據），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均未主張排除前開書證之證據能力，且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見本院卷第一一三頁至第一二○頁），本院經審酌前開書證並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故上揭卷證證據（文書證據），均應有證據能力。㈡實體方面： 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定有明文。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則為同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所明定。次按認定犯罪事實須憑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犯罪嫌疑，經審理事實之法院，已盡其調查職責，仍不能發現確實之證據足資證明時，自應依法為無罪判決。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此有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意旨足資參照。且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二十年度上字第八九三號、四十年度台上字第八六號判例意旨參照）。至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五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一三○○號判例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本案公訴人並不否認被告林仲仁並未出資，僅係出名擔任公司登記負責人，公訴人主要爭執者，在於被告主觀上是否與同案被告林國忠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按所謂犯意聯絡者，必須行為人與同案被告間就犯罪事實有共同之認知，且有意促使犯罪事實發生，或其發生亦不違其本意者而言。經查，本案被告林仲仁固係出名擔任鴻龍企業社名義上負責人，惟出名擔任公司負責人之情形在我國民間商業活動中頗為常見，親友間相互借名登記之情形所在多有，而親友間出名登記為公司形式上負責人後從未參與公司經營者，亦非罕見，尚難僅以借用他人名義登記為公司負責人一節，即認該公司所營業務必屬非法事項，或謂出名者必然知悉該公司所營業務必然涉及不法，此與出借帳戶予素不相識者並脫離該帳戶之管領權限情況不同，若單純以借名成立公司即認為出名者必然知悉公司係從事不法行為云云，恐嫌速斷。 ⑵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林仲仁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林仲仁於警詢時之供述、證人潘海瑛於警偵時之證述、租賃契約，以及鴻龍企業社出租於證人潘海瑛之伴唱機內之記憶卡、點歌本內，均有前揭告訴人享有著作權之歌曲為主要論據。惟被告林仲仁於偵查、原審中均否認有何共同違反著作權法之犯行，辯稱係因被告林國忠說有欠稅金無法請領發票，伊始同意擔任鴻龍企業社之名義負責人以便其請領發票，並未實際參與鴻龍企業社事務，不清楚被告林國忠出租伴唱機或者非法重製告訴人享有著作權歌曲之事，且租賃契約上「林仲仁」名字非其所簽，伴唱機亦非其出租等語。是本案應予釐清者，乃被告主觀上是否明知鴻龍企業社以及同案被告即鴻龍企業社實際負責人林國忠係從事侵害他人著作權之非法犯行？客觀上有無參與非法侵害他人著作權之行為？ ⑶茲依同案被告林國忠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被告林仲仁是因為我當初要開公司要用到發票，而我之前有欠稅金無法自己請發票，所以請林仲仁擔任名義負責人，公司的業務林仲仁都沒有參與，也沒有在公司裡面工作」等語（見原審卷一第三十九頁）、於原審審理時復稱：「因為我欠稅金無法辦發票，所以透過一位朋友介紹林仲仁當負責人，才可以辦發票，公司的事情他都沒有在管。」等語（見原審卷二第七十一頁），可知同案被告林國忠所述內容與被告林仲仁上開辯述內容並無不符之處；再依證人即「花蝶KTV 」負責人潘海瑛於原審審理時結證稱：簽租賃契約時只有唐先生、林育成還有伊在場，唐先生是代表鴻龍公司來接洽，林育成是當時農蓉視聽歌唱的負責人，是伊的合夥人，後來退股... 對方的人（指鴻龍企業社）只有唐先生而已，....，伊確定在場的被告林仲仁不是唐先生。....伊在警詢時提到伴唱機是跟「林仲仁」租的，意思是指伊跟「鴻龍」簽約（租賃契約書上的鴻龍企業社負責人係登載林仲仁），不是指跟林仲仁這個人租的，當初伊是與唐先生、黃紹盛、林洛豪、林國忠這四個人談，後來維修跟收錢也是跟這四個人當中的人接洽等語（見原審卷二第八十九至九十一頁），並庭呈唐定豐等四人名片經原審影印附卷（見原審卷㈡第一○二頁），可知被告從未與本案犯罪事實遭查獲地之「花蝶KTV 」負責人潘海瑛有任何業務上接觸，則被告林仲仁客觀上是否確有參與鴻龍企業社之業務經營，顯然無從證明。另依被告前於警詢、偵查及原審準備程序中歷次筆錄中所為之簽名（參警卷第二頁、偵卷二第八十六頁、原審卷㈠第四十五頁）與本案租賃契約書上之「林仲仁」簽名（參警卷第十頁）比對，明顯可見兩者之筆畫勾勒、傾斜角度等特徵確有不同，由是益證租賃契約書上之「林仲仁」簽名應非被告林仲仁所簽。 ⑷公訴人上訴意旨雖又稱被告林仲仁自承出名擔任負責人時曾收取林國忠新臺幣（下同）二千元，於前往高雄開庭時曾收取林國忠一、二千元費用，足徵被告林仲仁擔任公司名義上負責人並非從未收取報酬云云。查公訴人上開指摘，無非意指被告係有償擔任鴻龍企業社負責人，並非對公司業務完全不知云云。惟查，一般親友出借名義擔任公司負責人，或基於情誼，或占有乾股，或領有若干酬庸，單以領有報酬一節作為是否參與公司營業判斷依據，並非允洽。本案被告縱使確有領取被告林國忠給付之借名費二千元，其價值亦極低，被告林仲仁是否有必要為貪圖此二千元在「明知」該企業社係從事非法業務時仍出名登記為形式上負責人？至出庭費一、二千元部分，亦符合人情之常，蓋被告林仲仁係因借名予林國忠使用後因林國忠之違法行為而遭一併調查，林國忠因此補貼被告林仲仁之精神及物質上勞費，尚屬人情之常，不能因此即認為足證被告林仲仁與林國忠「共犯」侵害他人著作權之犯行。 ⑸是綜觀上情，本案被告既未曾出面與「花蝶KTV 」負責人潘海瑛洽簽租賃契約，復未曾在租賃契約上簽名，而全程與證人潘海瑛接洽出租伴唱機情事及後續維修、收款者均另有其人，非被告林仲仁，則被告林仲仁是否曾參與鴻龍企業社之經營，確非無疑，又被告借名供林國忠登記為鴻龍企業社名義上負責人，是否知悉林國忠係從事侵害他人著作權之不法行為，亦有未明，而被告林仲仁辯稱其僅係單純之名義負責人，未參與鴻龍企業社之業務經營，對於本件被告林國忠違反著作權之犯行並不知情云云，縱有可疑之處，然依公訴人所提證據，亦無法使本院確信被告林仲仁於借名供林國忠登記為鴻龍企業社名義負責人之外，「明知」被告林國忠從事非法侵害他人著作權犯行，亦無法證明被告林仲仁參與鴻龍企業社業務經營，依罪證有疑，利歸被告法理，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㈢原審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經核尚無違誤。公訴人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自承係有償幫助共同被告林國忠擔任鴻龍企業社之負責人，前往開庭時亦曾收取共同被告林國忠新臺幣一、二千元，復於警詢時供稱，鴻龍企業社係向弘音公司購買伴唱機及其內之歌曲，並以每月三萬元將六臺伴唱機出租予花蝶KTV 等語，足證被告並非單純之名義負責人，對鴻龍企業社之經營情形有一定程度之瞭解，雖未實際介入經營，然並非無犯罪之故意，且與共同被告林國忠間有放任使用其名義之合意，實勘信與共同被告林國忠有違反著作權法之犯意聯絡云云，所述情節，佐以卷內客觀證據資料，均尚不足以使本院獲有被告有為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確信，是公訴人猶執上開理由指稱被告有違反著作權法之罪嫌云云，指摘原判決不當而提起本件上訴，核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第三百七十一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鍾鳳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02　年　　3　　月　　27　　日智慧財產法院第三庭審判長法官　汪漢卿法官　蔡惠如法官　陳容正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案除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 條第1 項之規定為理由，不得上訴。如提起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02 　年　　3 　　月　　29 　日書記官邱于婷附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 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附表一 ┌──┬──────┬──────┐ │編號│歌曲名稱 │著作財產權人│ ├──┼──────┼──────┤ │ 1 │不能講的秘密│豪記公司 │ ├──┼──────┼──────┤ │ 2 │夜市人生 │豪記公司 │ ├──┼──────┼──────┤ │ 3 │香水 │豪記公司 │ ├──┼──────┼──────┤ │ 4 │異鄉的城市 │豪記公司 │ ├──┼──────┼──────┤ │ 5 │明天 │豪記公司 │ ├──┼──────┼──────┤ │ 6 │美麗的錯誤 │吳東龍 │ ├──┼──────┼──────┤ │ 7 │人在他鄉 │豪記公司 │ └──┴──────┴──────┘ 附表二 ┌──┬────────────┬─────────┐ │編號│物品名稱 │數量 │ ├──┼────────────┼─────────┤ │1 │點歌本（已扣案） │壹本 │ ├──┼────────────┼─────────┤ │2 │記憶卡（已扣案） │壹片 │ ├──┼────────────┼─────────┤ │3 │伴唱機（未扣案） │陸台 │ ├──┼────────────┼─────────┤ │4 │點歌本（未扣案） │伍本 │ ├──┼────────────┼─────────┤ │5 │記憶卡（未扣案） │伍片 │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01年度刑智上訴字第7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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