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年度刑智上易字第23號｜智財：違反著作權法｜裁判日期：111 年 11 月 30 日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刑智上易字第23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瑞芬被告三葉草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鄧豐杰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黃瑞芬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0年12月28日第一審判決（110年度智易字第19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373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黃瑞芬、三葉草國際有限公司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原審未就證人沈○○是否為經告訴人大器廣告有限公司（下稱大器公司）依法定程序委任並授權之經理人一節詳加調查，即率認沈○○為經大器公司授權之經理人而有民法第554條第1 項規定之權限，有調查未盡、理由不備之違法： ⒈告訴人大器公司係有限公司，其經理人之設置及委任，首應符合公司法第29條第1項第2款所定公司經理人之形式要件，亦即須依章程規定且至少需經全體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之決議，始足當之，倘其選任符合法定程序，即應再就章程規定或契約約定之授權範圍為實質之審認，若章程或契約規定授權，同時具有為公司管理事務之對內權限及為公司簽名之對外權限者，方可認定為公司經理人。從而，關於證人沈○○是否為大器公司經理人而有民法第554條第1項規定權限之認定，不得僅以沈○○之職稱「業務經理」中含有「經理」稱號一情，即推論其為經大器公司授權之經理人，而須就大器公司章程及大器公司與沈○○間簽訂契約內容為實質審認。 ⒉由證人沈○○於原審證述：其為大器公司業務經理，公司從來沒有要求簽立代理合約，只要業績拿得回來，有收到錢即可，一定要讓代理商或幫我們轉介紹的客戶知道我們的項目、成本及一些關於廣告的基本內容，所以我們會提供廣告單給這些代理商或幫我們轉介紹的客戶等語，由此可知，證人沈○○於大器公司擔任業務經理期間，其職務範圍雖包括洽談廣告代理合約，然沈○○從未代表大器公司與合作之下游廠商簽訂廣告代理合約或廣告代理授權合約，有關大器公司之代理合約均是由大器公司負責人徐瑋營簽立，則沈○○究竟有無經大器公司授權而有為該公司簽名之權限，殊值懷疑。 ⒊證人沈○○稱其職務內容包括「簽約」，且廣告代理商與客戶透過其與大器公司完成簽約等語，然其前既稱從未與廣告代理商簽訂廣告代理合約或廣告代理授權合約，則所稱廣告代理商透過其與大器公司簽立合約性質為何、是否確有簽立書面合約等節，均有不明。況綜觀沈○○證詞內容，可知廣告代理商僅係透過沈○○與大器公司簽約，且大器公司合約均由大器公司負責人簽訂等情，自難認沈○○有於大器公司與廣告代理商間之合約上代表大器公司簽名。準此，沈○○既未曾於大器公司與廣告代理商間之合約上簽名，實難僅憑沈○○證稱「簽約」亦為其負責之業務內容一節，即遽認沈○○為實質上有權為大器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 ⒋又由沈○○上開證述內容可知，其所從事之洽談廣告代理合約、將大器公司廣告單提供予下游廣告代理商等業務內容，乃係大器公司之所有業務人員均可為之，此節亦與被告黃瑞芬於110年12月7日審理時供稱：「在我任職大器公司的4年3個月中，我們業務去推廣媒體需要業績，也都是提供下游廠商資料、DM」、證人即時任大器公司業務助理吳雅婷偵查中證稱：「（這些DM檔案，一般業務會交給第三人嗎？）會」等語互核一致。是以沈○○ 雖係擔任大器公司之「業務經理」，然其所從事之職務內容與其他大器公司業務人員並無二致，則沈○○究竟與其他業務人員同為受大器公司依僱傭契約聘僱之員工，抑或是經大器公司授與經理權之經理人，自應就大器公司之章程及大器公司與沈○○間之契約規定為實質調查，方可確認。 ⒌原審未察，漏未依大器公司章程及契約規定而就沈○○是否為經大器公司依法定程序委任並授權之經理人等節詳加調查，竟僅憑沈○○之職稱為「業務經理」一情，即逕認沈○○為大器公司之經理人，進而錯誤認定沈○○有權本於大器公司經理人之地位而為著作權法第37條第1 項前段之授權等情，顯有應予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判決違背法令事由。㈡原判決僅憑證人沈○○基於與被告黃瑞芬洽談廣告代理合約之目的而將大器公司享有著作權之「大器光電LED」、「獨家代理！Ubus統聯客運」等廣告製圖（下稱系爭著作）提供予黃瑞芬一情，即率認沈○○於與黃瑞芬洽談廣告代理合約之同時，亦已將本案著作之著作權授權黃瑞芬及三葉草公司利用等語，顯與卷內證據資料不符，甚且將「著作權」及「著作物所有權」之概念相混淆，是原審判決之認事用法俱有錯誤： ⒈證人沈○○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廣告單放給代理商後，我們就不會管被告黃瑞芬要怎麼使用，因為她不是大器公司的員工，我們只是放代理權給他們，不會管代理商怎麼使用，我從來沒有看過代理合約，我們就是管有沒有客戶、錢收不收的進來；以前公司不會講著作權這種事情，我上班時從來也沒有講過著作權的事，應該不是我的業務範圍；我提供這些資料給代理商就是要給他們使用，我在公司任職期間，沒有討論過著作權的問題等語。由沈○○之證述可知，其職務範圍僅包括與下游廠商洽談廣告代理事宜而已，至於著作權授權事宜則不包括在內。基此，縱認沈○○任公司業務經理，著作權亦非屬其負責管理之業務範疇，是其根本無從依民法第554 條第1項、著作權法第37條第1項規定將本案著作之著作權授權被告黃瑞芬及三葉草公司利用。從而，原判決竟錯誤認定沈○○有權本於大器公司經理人之地位而為著作權法第37條第1 項前段之授權等語，顯與上開證人沈○○ 之證述內容不符，而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之違背法令之處。 ⒉證人沈○○既稱其將大器公司廣告單提供予廣告代理商後，並無限制廣告代理商如何使用廣告單，亦從未與廣告代理商提及著作權授權事宜等語，足認沈○○將本案著作提供予被告黃瑞芬使用時，根本未與黃瑞芬約定本案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利用態樣、授權期間、授權範圍、是否為專屬授權等節，則於上開關於著作權授權必要之點均屬不明之情況下，原審判決竟率認證人沈○○於將本案著作提供予被告黃瑞芬，即已同步將本案著作之著作財產權授權被告黃瑞芬及三葉草公司利用等語，實已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且亦與前揭著作權法第37條第1項有關著作權授權「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規定意旨不符。 ⒊原審判決雖謂證人沈○○將本案著作提供給被告黃瑞芬使用，讓被告黃瑞芬得藉此與客戶說明產品內容，此應解釋為雙方廣告代理合約內容之一部，而無由切割認定等語，然證人沈○○提供予被告黃瑞芬之大器公司廣告單，不論其提供之形式是紙本或電磁紀錄檔案，均僅是本案著作附著之媒介物而已，被告黃瑞芬縱使經由證人沈○○交付而取得該著作物之所有權，充其量亦僅得在符合廣告代理合約目的之範圍內使用該廣告單，而無從在未經大器公司授權同意之情況下，將本案著作為重製、公開傳輸、公開展示或改作等利用行為，否則即係侵害大器公司就系爭著作之著作財產權無疑。原判決未察，徒以證人沈○○將含有系爭著作之廣告單提供予被告黃瑞芬一情，即率認沈○○亦已將系爭著作之著作財產權授權被告黃瑞芬及三葉草公司利用等語，則原審判決就廣告代理合約之解釋，顯己逸脫沈○○提供該廣告單所欲達成之拓展客源、業績達標等廣告代理合約目的，而與契約當事人真意不符，且亦有將「著作權」與「著作物所有權」概念相混淆，洵有違誤。㈢原判決認事用法尚有違誤，告訴人亦具狀請求檢察官上訴，經核其請求上訴所具理由尚非無據，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其以情況證據（即間接證據）斷罪時，尤須基於該證據在直接關係上所可證明之他項情況事實，本乎推理作用足以確證被告有罪，方為合法，不得徒憑主觀上之推想，將一般經驗上有利被告之其他合理情況逕予排除（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32年上字第67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且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及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四、訊據被告黃瑞芬坦承起訴書所載關於曾任職大器公司，由證人沈○○處取得系爭著作，將著作部分內容重製在代理客戶上洋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報價單上之行為；惟辯稱伊與證人沈○○ 談合作時候，向其取得系爭著作DM文件資料，其從未提及著作權或其職權範圍內相關敘述，而認為證人沈○○當時有授權伊重製，伊無違反著作權犯意等語（見本院卷第106-107頁）。五、按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權罪之成立，以行為人具有故意為其構成要件；所謂故意係指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對於客觀不法構成要件所描述之行為主體、行為客體、行為、行為時之特別情狀、行為結果等，均有所認識，始可謂具備認知要素；並須進而具有實現不法構成要件之全部客觀行為情狀之決意，始具故意之決意要素，行為人必須兼具認知要素及決意要素，始可認為具有犯罪之故意。若所提證據並無法證明有關著作權人著作權之授權事宜，而行為人主觀上亦無侵害著作權人之著作權之犯意，又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行為人有何違反著作權之犯行，即不能科以上開規定之罪責。六、經查：㈠系爭著作係以圖繪柴犬卡通圖案，配以遊覽車背後廣告圖案，原判決已認定其內容包含兩則廣告，就編號一部分（他字卷第7 頁）其中穿插三張統聯客運實際車背廣告示意圖，從畫面編排與圖片選擇上，可認定屬該著作具有一定程度創意，足以展現創作人個人之精神作用，就編號二部分（他字卷第9-10頁），其中有不同色塊之選擇、安排及各大小、字體不一之文字編排，可認具有一定之創意，符合著作權對於「創作性」要求；且大器公司並提出其受僱人同意職務上完成上述廣告著作權屬於告訴人，有告訴人提出著作權約定書二份可證（見他字卷第55、57頁）；檢察官復主張系爭著作屬於著作權法第5 條所示之美術著作，被告黃瑞芬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6頁），是告訴人大器公司為系爭著作之著作權人，應堪認定。㈡檢察官上訴意旨雖稱：原判決漏未依大器公司章程及契約約定，僅憑證人沈○○之職稱為「業務經理」，錯誤認定其有權本於大器公司經理人地位而為著作權法第37條第1項前段授權，有應調查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又證人沈○○提供予被告黃瑞芬之大器公司廣告單，不論提供形式為紙本或電磁紀錄，均僅是系爭著作附著之媒介物，原判決將著作權與著作物所有權概念相混淆云云，大器公司負責人徐瑋營亦出具聲明謂證人沈○○雖為大器公司業務經理，其未經授予權力決策可授權系爭著作等語（見本院卷第59頁）。惟證人沈○○於偵查中證述：被告黃瑞芬取得之系爭著作相關圖片檔，係其交付，因為當時任大器公司業務經理，而公司是統聯客運公司車後廣告代理商，所以要找其他客戶或透過其他廣告代理商找客戶，因此把系爭著作提供給客戶或其他廣告代理商等語（見他字卷第88頁），其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大器公司從來沒有要求簽立代理合約，只要業績拿的回來就可以，有收到錢即可，比如說這東西是市價4500元，通常的話，我們是總代理，會給代理商3000元，就是我們跟他收3000元，剩下的1500元就是代理商利潤；代理商去找客戶一定要讓代理商或幫我們轉介紹客戶知道我們的項目、成本及一些關於廣告的基本內容，所以提供上開廣告單給這些代理商或幫我們轉介紹的客戶；系爭著作放給代理商後，我們就不會管她要怎麼使用；以前公司不會講到著作權這種事情，這不是其業務範內的事等語（見原審卷第66至77頁）。㈢依證人證言可知，其係依往例未要求代理商簽立代理合約，只要招攬到客戶，代理商從中取得利潤，剩餘的就屬於大器公司，其從未認識到系爭著作為公司資產，其職務範圍亦無著作權授權的權限；而大器公司就業務經理可否授權公司所有之著作權，並未提出公司相關規定證明，依負責人徐瑋營提出之大器公司經營團隊介紹並無規定，僅說明「此部門的職責主要是跟客戶聯絡、溝通、了解客戶的產品及該品牌有關資料，然後與公司各部門的同事溝通」等語（見本院卷第61頁），是由證人沈○○將系爭著作提供予包括被告黃瑞芬在內的代理商使用，應無疑義。因之，證人沈○○推廣告訴人大器公司業務，自始不知其無授權代理商使用系爭著作權限即提供予代理商使用，則從其手中取得系爭著作的代理商，亦難期待彼等均必知悉證人沈○○無此權限，況其訂約時是以大器公司業務經理身分訂立，是以告訴人大器公司縱未授予證人沈○○代表公司授權他人使用系爭著作權限，但該公司亦不能以無此授權，主張業務經理即證人沈○○授權使用系爭著作之行為無效，即推認包括被告黃瑞芬在內代理商皆會知悉系爭著作未經合法授權而不得使用。故無證據證明被告黃瑞芬重製系爭著作係屬明知未經授權，進而有意使重製系爭著作行為發生或發生不違背其本意，是其無形成侵害系爭著作之犯意。公訴人或告訴人未提出其他證據以釐清該等爭執，依罪疑為輕，有利被告之原則，上開證據自不足以為不利被告等事實之認定，自難據以為被告有罪之認定。七、綜上所述，原審依檢察官所舉證據調查之結果，以無法證明被告黃瑞芬有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之行為，而其未該當上開規定之構成要件，則被告三葉草公司毋庸依同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為其受雇人之違法行為而負監督義務違反之責任，均為無罪諭知，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仍執前詞指摘原審判決違法或不當，請求本院予以撤銷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八、據上論斷，應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 條，刑事訴訟法第373 條、第368 條規定，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洪福臨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秀晴提起上訴，檢察官朱帥俊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30　　日智慧財產第五庭審判長法官　李維心法官　蕭文學法官　蔡慧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1　　日書記官　周其祥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刑智上易字第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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