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年度商訴字第27號｜智財：損害賠償等｜裁判日期：113 年 06 月 12 日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商訴字第27號原告金毓泰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黃希文訴訟代理人何宗霖律師江如蓉律師複代理人鄧輝鼎律師林禹維律師被告致昇實業有限公司兼法定代理人李瑞章上2 人共同訴訟代理人楊立行律師李文中律師複代理人方彥凱律師被告豪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兼法定代理人廖年毓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主文一、被告廖年毓、李瑞章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仟壹佰肆拾伍萬零伍佰伍拾伍元，及均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五月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二、被告廖年毓、李瑞章應各給付原告新臺幣柒仟貳佰玖拾萬壹仟壹佰壹拾元，及均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五月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三、被告致昇實業有限公司、李瑞章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柒仟貳佰玖拾萬壹仟壹佰壹拾元，及均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五月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四、被告致昇實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柒仟貳佰玖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五月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五、前四項之給付，如有一被告為給付，他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同免責任。六、原告其餘之訴駁回。七、訴訟費用由被告廖年毓、李瑞章、致昇實業有限公司連帶負擔。八、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仟肆佰叁拾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廖年毓、李瑞章、致昇實業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柒仟貳佰玖拾萬壹仟壹佰壹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九、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事實及理由壹、程序部分：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規定，於商業訴訟事件適用之。次按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59條規定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及提起反訴，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為之；未行準備程序者，應於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前為之，商業事件審理法第37條亦有規定。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億290萬1,1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商調卷第12頁）。嗣追加民法第184條第2項為請求權基礎（見商調卷第258-259頁），與廖年豐、廖年毅達成訴訟上和解後，具狀追加被告豪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豪昱公司）及變更聲明（見商訴卷一第249-253頁、商訴卷二第200-201、300頁），核其訴之變更及追加均係基於同一匯款予被告致昇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致昇公司）之基礎事實所生爭執，或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均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合於首揭規定，應予准許。至原告於審理時就第2項聲明請求被告豪昱公司、廖年毓、李瑞章（下均逕稱其名）應各負全部給付責任，核屬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之更正法律上之陳述，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商訴卷三第368-369頁），亦應准許。二、被告豪昱公司、廖年毓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貳、實體部分：一、原告主張：豪昱公司於民國106年至109年4月間持有原告高達9成股份，乃指派代表人廖年毓、廖年豐擔任原告董事，廖年毓並擔任董事長，豪昱公司對於原告具有完全且實質之人事、財務控制權，為原告之實質董事。廖年毅為廖年毓胞弟，經訴外人互立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互立公司）指派擔任原告董事，李瑞章則擔任原告執行長，且實質上執行原告之董事業務及控制原告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並擔任致昇公司之代表人及唯一董事。渠等明知原告與致昇公司間並無業務關係存在，亦無支付款項予致昇公司之義務，詎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共同意圖為致昇公司不法利益及損害原告權利，於106年至109年間，將原告所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6共計1億0,290萬元匯至致昇公司帳戶（下稱系爭6筆匯款）及支出匯費1,110元，致生損害於原告之財產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28條、第227條、第544條、第179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2項規定，分別請求豪昱公司、廖年毓、致昇公司、李瑞章（廖年豐、廖年毅於112年7月20日和解，詳後述）連帶、不真正連帶給付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並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二、被告則辯以：㈠李瑞章、致昇公司部分：李瑞章雖掛名擔任原告執行長，惟非屬公司法第8條第1、2項之公司負責人，其僅辦理招商、機關往來等事務，並無決定或執行財務權限，亦未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控制原告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自非實質董事。況原告之財務係由廖年毓控制管理，李瑞章、致昇公司就系爭6筆匯款並無決定權限，亦無配合挪用原告資產之故意或過失，原告未具體指明李瑞章、致昇公司有何違反法令之侵權事實。至於致昇公司僅係被動接收系爭6筆匯款，並未違反法令。原告主張系爭6筆匯款係致昇公司侵害原告權利所得之款項，自應由原告舉證證明該權益變動係受益人致昇公司之行為所致，致昇公司始需證明其可保有權益之法律上原因；惟致昇公司僅係被動收受匯款，系爭6筆匯款無可能係致昇公司所為，本件屬給付型不當得利，致昇公司無庸就收受系爭6筆匯款之原因，負擔舉證責任。並聲明：⑴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㈡廖年毓、豪昱公司部分：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商訴卷三第228-229頁）：㈠臺北市政府為促進市有土地活化利用、提升使用效率、促進產業經濟發展及增加就業機會，於106年間由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將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1、15-1、15-2、15-3、15-8、16、17、18、19、20、20-1、21、21-1地號等13筆市有土地（下稱系爭13筆土地）以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公開招標，由豪昱公司、互立公司及海悦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組成合作聯盟參與投標，並由豪昱公司為合作聯盟之授權代表公司於106年9月1日得標，其後籌組專案公司即原告公司，並由原告與臺北市政府於106年10月25日簽訂系爭13筆土地之設定地上權契約，約定原告於系爭13筆土地上興建臺北城博物館及其他文化觀光設施（下稱系爭地上權開發案），有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回函及投標須知在卷可佐（見商訴卷三第135-173頁）。㈡廖年毓於106年11月至109年4月間，以豪昱公司法人代表董事身分擔任原告之董事長，同時亦擔任豪昱公司董事長。廖年毓另於109年4月間至110年1月間續任原告之董事長，此有原告及豪昱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參（見商調卷第27-40頁）。廖年毓於107、108、109年度各自原告受領類別為薪資之給付額75萬元、45萬元及25萬元，有綜合所得稅給付清單、申報單位各類所得清冊足稽（見商調卷第307-309頁）。㈢李瑞章曾擔任原告、豪昱公司、互立公司之執行長，但未登記為經理人。其並自101年迄今擔任致昇公司之代表人及唯一董事，有另案筆錄、致昇公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及公司變更登記表可佐（見商調卷第41-42、43-44頁、商訴卷二第61頁）。㈣106年10月31日至109年6月22日原告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銀行帳戶匯款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金額至致昇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中崙分行帳戶，金額共計1億0,290萬元，含手續費為1 億0,290萬1,110元，有匯款申請書、取款條為證（見商調卷第45-53、471-493頁、商卷一第39-41頁）。上開款項之資金流向如附表一所示（見商訴卷三第123-125頁）。㈤原告原起訴請求給付1億0,290萬1,110元，與廖年豐、廖年毅和解後，減縮請求金額如附表二所示。四、本件爭點（見商訴卷三第229、368-369頁）：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項、民法第28 條規定，請求廖年毓、李瑞章、豪昱公司、致昇公司連帶給付6,860萬0,740元，有無理由？㈡李瑞章、豪昱公司是否為原告之公司負責人？原告依民法第2 27條、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廖年毓、李瑞章、豪昱公司各給付7,290萬1,110元，有無理由？㈢原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規定，請求李瑞章、致昇公司連帶給付7,290萬1,110元，有無理由？㈣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致昇公司返還7,290萬元，有無理由？五、本院之判斷：㈠廖年毓、李瑞章部分：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董事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即令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應與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此觀公司法第8條第1、3項、第23條第1、2項規定即明。 2.查原告為系爭6筆匯款時，廖年毓為原告之負責人，李瑞章則擔任原告之執行長，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參不爭執事項第㈡㈢點）。惟原告主張李瑞章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並管理原告之財務，則為李瑞章所否認，辯稱只是掛名執行長，實際所有事務均由廖年毓處理云云（見商訴卷三第57頁）。經查： ⑴證人即豪昱公司副總經理陳炤任（原名陳俊宏）於本院結證：金毓泰標到後，李瑞章就跟我說金毓泰他要自己找會計另外作帳。李瑞章雖然找人記帳，但記帳的人不會幫忙跑腿，所以要匯款時他還是會叫張素華、王清芝去做。應該只有李瑞章指示張素華、王清芝處理金毓泰公司與豪昱、互立、東青、千誠、國瑞興、致昇公司間之資金往來。廖年毓是原告董事長，李瑞章是原告執行長，金毓泰大小事務決策都由李瑞章決定，但他有無跟廖年毓討論我就不知道。李瑞章是整個互立集團的執行長…，我的認知支票章誰保管，誰就有最終決定權限，所以財務事項廖年毓有最終決定權限。（問：既然最終決定權是廖年毓，為何由李瑞章指示匯款）執行長李瑞章負責這些工作，執行長覺得必須要付這些錢，我們當然送老闆廖年毓簽，因為廖年毓決定最後要不要付等語在卷（見商訴卷二第372-375頁）。 ⑵證人即豪昱公司會計主管張素華於本院結證：豪昱得標系爭地上權案後，所有金毓泰的業務由李瑞章全權處理，他是互立集團即廖年毓旗下的所有公司（包括原告、豪昱、互立公司）的執行長，互立集團的工務計價流程、人事發文、財務調度都由李瑞章、廖年毓簽認才可以認可，李瑞章簽了之後我們會給廖年毓，或者沒有給廖年毓簽，也會讓他知道。因為是同一老闆廖年毓，所以金毓泰的提款單、匯款單我們一定要幫忙寫，金毓泰的部分我們只會紀錄，但不會幫金毓泰作帳，除了提款單、匯款單外，我們還會寫支付單，讓廖年毓或李瑞章簽名，其他作帳交給記帳業者…，所有的匯款都是執行長李瑞章指示我們才會作業，我是當時王清芝的小主管，王清芝是會計兼出納，所以當然要請她作業（見商訴卷二第361-363頁）。附表一編號5所示匯款單代理人欄位填寫「張素華」，係由我處理匯款作業，但我不會有原始憑證，與方才回答一樣，就是李瑞章指示辦理，沒有任何參考的憑證；會計師發給原告的詢證函我會去問李瑞章後再回覆。（問：記帳不是你們記帳，你要如何確認）所以要問李瑞章，我們不會問記帳士邵瓊慧、廖年毓…（問：你方稱金毓泰的事由李瑞章全權處理，是何意思？）所有大小事都要問李瑞章，因為廖年毓不太會指示我們做金毓泰的事，他通常是指示我們做豪昱的事，或他會說叫我們去找李瑞章處理互立集團所屬公司的事等語在卷（見商訴卷二第366-369頁）。 ⑶證人即豪昱公司出納人員王清芝亦於本院證稱：廖年毓帶李瑞章來豪昱公司，叫我們稱李瑞章為豪昱、互立、金毓泰公司的執行長；廖年毓說執行長交代作何事就要聽他的，財務上李瑞章會交代張素華或陳俊宏，業務上我就不知道；豪昱、金毓泰財務有互相支援，業務也會相互支援，例如我去銀行辦理豪昱的事情就會順便辦金毓泰的事；我的工作是受我直屬主管張素華的指示，她只跟我說從這個帳號轉到那個帳號，用途未說明，但她有說是李瑞章要求她指示辦理；李瑞章應該是以執行長的身分指示張素華，因為他是3家公司的執行長；豪昱公司在地上權開發案還沒開工就倒閉，所以我沒有看到估驗計價，我也沒有處理到地上權開發案的前期規劃之估驗計價事務等語在卷（見商訴卷三第375-385頁）。 ⑷證人即原告之記帳士邵瓊慧則證稱：是李瑞章委託我為金毓泰、金毓陞、金毓通、致昇、國瑞興、東青公司記帳，金毓泰是106年開始記帳，李瑞章在109年時叫我把這3家金毓泰、金毓陞、金毓通公司的資料拿回去，我帳務資料是拿回去交給李瑞章。金毓泰、金毓陞、金毓通、國瑞興、致昇、東青公司之間有借貸，我們做成同業往來，他們錢都匯來匯去，我不知道他們匯款的緣由，我都記成同業往來。李瑞章收到會計師函證後會跟我討論一下，有可能跟我記帳不一樣，李瑞章會叫我怎麼做（見商訴卷二第427-430頁）。（問：李瑞章提供匯款憑證給你都會跟你說如何記錄？或你會自主作業？）李瑞章沒很詳細跟我講，只說記這筆帳是誰的錢進來而已，我會問他是貨款或同業往來，他就會跟我說是哪個會計科目，不會跟我講細節，沒有講交易原因的話都是用同業往來，李瑞章連記載的交易對象都會跟我講，因為有時候是A公司匯給B公司，他會叫我記成A公司跟C公司的同業往來，因為這些公司負責人都是廖年毓，帳很亂…。我是聽從李瑞章指示做紀錄，李瑞章都叫我記同業往來，也都只有匯款單，不會有其他文件等語在卷（見商訴卷二第434-435、438頁）。 ⑸由上開證人之證詞可知，廖年毓執有原告銀行存款帳戶大小章，故原告匯出款項之提款單、匯款單、支付單會送請廖年毓簽核用印，惟其多未親自指揮處理原告事務，而係由李瑞章全權指示下屬辦理，尤其原告之財務會計事項，並非由互立集團之財會部門兼辦，而係在設立之初，即由李瑞章自行委託並指示邵瓊慧如何記帳，在會計師詢證事項與邵瓊慧記帳內容不符時，張素華、邵瓊慧均聽從李瑞章決定因應，原告所屬互立集團於109年間發生財務危機時，邵瓊慧亦係將各家公司之帳務資料交還予李瑞章。此由李瑞章以原告執行長身分出席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下稱臺企銀）東林口分行開業活動以及原告之45億元聯合授信案簽約典禮（見商訴卷一第433-437頁）、廖年毓出具之聲明書記載「本人廖年毓在此聲明，互立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豪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以上兩家公司有關之企業均為本人廖年毓與李瑞章所經營管理」等語（見商訴卷三第390頁），足堪認定李瑞章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其與廖年毓2人實際經營管理原告之業務及財務。 3.原告主張其所有系爭6筆款項遭挪用匯給致昇公司，業據提出匯款申請書、取款條影本為憑（見商調卷第45-53頁），並經本院向臺企銀、彰化商業銀行長安東路分行、第一商業銀行華山分行函查屬實（見商調卷第471-493頁、商訴卷一第39-41頁）。李瑞章雖否認挪用原告資金，然查： ⑴原告106年至108年之簽證會計師黃沛晶函覆附表一編號1至 5（即附件編號1至5）匯款查核結果為：106年10月31日至12月31日自金毓泰公司匯入致昇公司款項共計5,575萬元（即附件編號1、2之匯款），經由查核時獲取之資訊，係致昇公司預收金毓泰公司之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案前期規劃之款項，並向致昇公司發函詢證，尚無不符，106年度於財務報表以「預付款項」科目列示之。107年查核時，並未取得關於上開前期規劃之相關資料及憑證，由於前期規劃工作並未執行，又金毓泰公司將金額轉入同業往來科目項下，經金毓泰公司會計人員表示，106年度之金額已轉為公司間資金融通之用途，故將前期金額5,575萬元及107年度新增之匯款金額1,020萬元（即附件編號3、4之匯款），共計6,595萬元，於財務報表以「同業往來」科目列示之，並向致昇公司發函詢證，尚無不符。金毓泰公司於108年1月29日匯入致昇公司之3,000萬元（即附件編號5之匯款）亦為公司間之資金融通需求，金毓泰公司原帳列同業往來科目項下，係因致昇公司於108年度為該公司之關係人，故將其科目重分類至「其他應收款-關係人」，並於財務報表之附註揭露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金額共計9,595萬元（見商訴卷一第51頁）。證人黃沛晶復到院證述：106年10月左右金毓泰公司剛設立，有取得政府標案，當時有詢問會計張素華及執行長李瑞章，他們有提到還沒確定用途，但與標案有相關性，因當時很單純，沒有資金匯入、匯出的紀錄，又是與標案有業務相關的公司，我們就會先把它放在其他「預付款」…。我認定國瑞興、致昇為金毓泰的關係人，是因為我當時判斷國瑞興負責人李聿修、致昇負責人李瑞章是親屬關係，加上李瑞章本身又與互立、豪昱、金毓泰、金毓通有僱傭關係，所以會分類在「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因為查核的證據只有匯款單，沒有契約等外部憑證的佐證，無法適當歸類到其他科目，所以我覺得放在「同業往來」比較合理。（問：如何認定前期規劃工作並未執行）開始執行會產生相關交易事項，例如會有費用的發生，但我們除了匯款單，沒有看到其他證據顯示有其他前期規劃工作的跡象。我有詢問張素華，但沒有得到前期規劃工作的回覆。張素華沒有告知我同業往來科目背後的原因或用途，我印象中她不是講借貸就是講資金往來等語（見商訴卷二第485-486、490、496、501、503-504頁）。另附件編號6匯款，亦經原告109 年簽證會計師鄧治萍函覆針對致昇公司之「其他應收款」，因未能取得相關查核憑證，發詢證函亦未收到回函，故對該筆帳款已提列100%損失（見商訴卷一第91頁）。 ⑵依前揭會計師回函及證人黃沛晶、張素華、邵瓊慧之證詞可知，李瑞章指示張素華親自或交辦王清芝至銀行辦理系爭6筆匯款時，並未告知匯款緣由，李瑞章委託及指示邵瓊慧記帳時，亦僅交付匯款單，而無其他諸如契約、發票、收據、議事錄等交易憑證，致邵瓊慧僅能記為「同業往來」項目；黃沛晶接受委任查核之初，亦因查無附件編號1、2匯款單以外之交易憑證，僅能在106年間將之歸類為「預付款項」，翌年查核時仍只有匯款單而無交易憑證顯示已執行系爭地上權開發案之前期規劃工作，故將附件編號1、2及107年新增之編號3、4款項，重分類為「同業往來」會計項目，迄至108年查核時仍僅有原告匯出款項之匯款單而無任何交易憑證，惟發現致昇公司與原告為關係人，而重分類為「其他應收款-關係人」會計項目。109年由鄧治萍會計師查核時同未能取得查核憑證，發詢證函亦未獲回覆終提列為損失。 ⑶審酌廖年毓、李瑞章身為原告之實際經營者，李瑞章併為致昇公司之負責人（參不爭執事項第㈢點），其等明知原告係因系爭地上權開發案而設立之專案公司，其款項當應使用於興建臺北城博物館及其他文化觀光設施（參不爭執事項第㈠點），而系爭地上權開發案迄109年7月廖年毓出境前均未開工進行估驗計價，已據證人王清芝結證在卷，並有廖年毓之入出境紀錄、原告現經營團隊於110年12月21日取得之雜項執照可參（見商調卷第317-320頁、商訴卷三第385、391頁）。該案雖曾進行地質鑽探、設計規劃、樹木移植等工作，然地質鑽探係委由開泰工程有限公司辦理，設計規劃、樹木移植事項之花費由原告向臺企銀申貸、經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眾建經公司）查核估驗後動撥周轉金予陳光雄設計規劃有限公司、樹花園股份有限公司，致昇公司並非參與上開工作之公司，有臺北市政府檢送之地質鑽探工程報告書、合眾建經公司回函及檢送之專款撥款聯絡單、動撥金額明細表可憑（見商訴卷三第394-405、408-417頁）。廖年毓、李瑞章2人竟將原告所有系爭6筆款項匯予致昇公司挪用，且未簽訂任何借據或交易憑證，雖李瑞章辯稱：廖年毓的7家公司欠錢，跟我調錢，這6筆款項都是廖年毓還我錢的資金往來云云（見商訴卷三第58頁），惟未提出廖年毓所屬公司向其個人或經營管理公司借貸之事證，復與證人黃沛晶查核後因無外部憑證而將之歸類為前述會計項目不符，空言抗辯，自不可採。其與廖年毓挪用原告所有款項，共同侵害原告財產權，要堪認定。 ⑷又原告108年財務報告附註六關係人交易部分，雖顯示原告對致昇公司之「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年度最高金額為9,595萬元、期末餘額為6,595萬元（見商調卷第381頁）。惟黃沛晶會計師證稱：此部分公司帳上有沖銷3,000萬，所以108年的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餘額從9,595萬元變成6,595萬元。但這筆我沒有查核紀錄，因為我沒有抽查到這筆等語在卷（見商訴卷二第506頁）。足徵此部分僅係原告當年度提供之帳載記錄，並未有沖銷3,000萬元之匯款單或內外部憑證可資佐證，被告復未抗辯及提出證據證明致昇公司已返還原告該3,000萬元，故難為有利被告之認定，附此敘明。 4.綜上，廖年毓自106年至109年間為原告之董事長，指派李瑞章擔任原告之執行長，2人實際經營管理原告之財務業務，在未簽訂任何交易契約或借據等外部憑證情況下，於附表一所示時間，由李瑞章（亦為致昇公司負責人）指示張素華親自或交辦王清芝、鍾宜珊填寫匯款申請書（支出匯費1,110 元，見商調卷第45-53頁）將原告所有之系爭6筆款項匯給致昇公司，並經廖年毓簽核，致事後無法收回而全數提列為損失，足認其2人未盡忠實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共同侵害原告之財產權，並使原告受有1億0,290萬1,110元損害至明。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廖年毓、李瑞章賠償，另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李瑞章賠償，為有理由。㈡致昇公司部分：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及「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在「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型不當得利」乃侵害歸屬他人權益之行為，本身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主張依此類型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即受損人），固無庸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惟仍須先舉證受益人取得利益，係基於受益人之「侵害行為」而來，必待受損人舉證後，受益人始須就其有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方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90號民事判決參照）。另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28條亦有規定。 2.原告主張本件為權益侵害型不當得利，為被告否認，並抗辯縱為權益侵害型不當得利，原告亦應舉證致昇公司受利益係基於致昇公司之侵害行為而來。查李瑞章為致昇公司之負責人，其與廖年毓共同侵害原告之財產權，已認定如前，堪認原告已證明致昇公司取得系爭6筆匯款，係基於致昇公司負責人李瑞章之侵害行為而來，依民法第28條規定，致昇公司應與李瑞章負連帶責任。又李瑞章抗辯：廖年毓經營之7家公司欠錢，跟伊調錢，系爭6筆匯款都是廖年毓還伊錢的資金往來云云（見商訴卷三第58頁），惟此與原告提供予黃沛晶會計師之帳載記錄，以及查核後因無交易憑證而認列為原告「預付款項」、「同業往來」、「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項目不同，更與卷附致昇公司回覆黃沛晶會計師確認為預收原告款項、應付原告同業往來款項之詢證回件不符（見商訴卷一第61、63頁），故難認李瑞章之抗辯屬實。縱認本件為給付型不當得利，亦應認為原告已證明系爭6筆匯款欠缺給付目的而無法律上之原因。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28條規定，請求致昇公司返還不當得利或與李瑞章連帶賠償，均屬有據。 3.原告雖於第1項聲明援引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項規定，主張致昇公司應與廖年毓、李瑞章負連帶賠償責任。且按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倘均須藉由其代表機關或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不僅使其代表人或受僱人承擔甚重之對外責任，亦使被害人於請求賠償時，須特定、指明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及其行為內容，並承擔特殊事故（如公害、職災、醫療事件等）無法確知加害人及其歸責事由之風險，於法人之代表人、受僱人之行為，不符民法第28條、第188條規定要件時，縱該法人於損害之發生有其他歸責事由，仍得脫免賠償責任，於被害人之保護，殊屬不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判決參照）。惟原告已於第3項聲明請求致昇公司與李瑞章負連帶賠償責任，且本院認為該項請求及返還不當得利請求均有理由，故無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所指被害人無法確知加害人及其歸責事由、或不符民法第28條規定要件，而使法人得脫免賠償責任之情形，故此部分主張並無理由。㈢豪昱公司部分： 1.原告於第1項聲明援引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85條第1項規定，主張豪昱公司為其法人股東，指派廖年毓、廖年豐為董事，應依上開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見商訴卷一第251頁、商訴卷三第226-227頁）。按公司法人股東依公司法第27 條第2項規定，由其代表人當選為公司董事或監察人者，其委任關係存在於該代表人與被投資公司之間，並非執行所代表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職務（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0號判決參照）。故於法人代表董事行使被投資公司之董事職務而有故意過失侵權情事時，尚難認為法人股東應負連帶賠償責任。查豪昱公司為原告之法人股東，於106年11月3日至109年4月間依公司法第27條第2項規定指派廖年毓、廖年豐為董事，有原告之商工登記公示歷史資料可查（見商調卷第27-30頁，參不爭執事項第㈡點），堪認豪昱公司僅為原告之法人股東，而非法人董事，故廖年毓縱有挪用原告資金之舉，亦非執行豪昱公司職務，原告依前揭規定，以第1項聲明請求豪昱公司連帶負責，即屬無據。 2.原告於第2項聲明援引民法第227條、第544條、公司法第23 條第1項規定，主張豪昱公司為原告之實質董事，依上開規定應負賠償責任（見商訴卷一第251頁、商訴卷三第226-227頁）。按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此為公司法第8條第3項所明文。查原告將系爭6筆款項匯予致昇公司之106年至109年間，豪昱公司分別持有原告94,500,000股至99,500,000股，占原告已發行股份總數90%以上（見商調卷第27-30頁），並設有3席董事，分別為廖年毓、陳俊宏（即陳炤任）、陳莉菱（見商調卷第35-38頁）。惟證人陳炤任於本院證述：豪昱公司沒有開過董事會，公司事務廖年毓、李瑞章決定就好。（問：李瑞章可以決定豪昱公司事務，他並非公司董事？）基本上互立集團的事我們都聽他的去做，董事都是我們這些員工掛名的，所以也沒有用，財會部門因為是我執掌，所以我們最後都會跟廖年毓請示，豪昱公司董事全部都是掛名，實際能決定就是老闆廖年毓、執行長李瑞章等語（見商訴卷二第384頁）。訴外人陳莉菱亦具狀陳明其係形式上掛名豪昱公司董事，已於109年7月14日寄發辭職書函終止委任關係後，對豪昱公司提起訴訟，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判決確認董事委任關係自109年7月15日起不存在，有該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530號民事判決足稽（見商訴卷三第420-423頁）。佐以證人即原告108年7月30日董事會議事錄之紀錄人員張素華亦證述：我沒有參加原告該次董事會，只要李瑞章指示，會議紀錄到我面前，有我的名字我就需要蓋章，我不知道上面寫的董事是否都有出席等語（見商訴卷三第430頁）。證人即豪昱公司之稽核助理蘇于鈴亦證述：任職期間未曾知悉或聽聞豪昱公司有實際召開董事會等語（見商訴卷二第413頁）。足證廖年毓未曾召集豪昱公司董事會商議討論決策豪昱或原告公司事務，難認豪昱公司實質上執行原告董事業務，原告之實質董事應僅有廖年毓、李瑞章2人，原告依公司法第8條第3項前段及前揭規定，以第2項聲明請求豪昱公司同負民事責任，仍非有據。㈣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其責任，民法第276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1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就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他債務人亦可同免其責任。故他債務人向債權人為給付時，得扣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3號判決參照）。又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指數債務人以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債務人其中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而言。故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清償，如已滿足債權之全部，即應發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不得再向他債務人請求清償（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4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1.第1項聲明部分：原告原係主張廖年毓、李瑞章與廖年豐、廖年毅擔任原告董事、經理人，惟執行其職務時均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而侵害原告財產權，依民法第184條及第185條第1項請求渠等共同負連帶賠償責任（見商調卷第14-15頁），嗣廖年豐、廖年毅以0,000０元達成訴訟上和解（見限閱卷第112頁），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原告依前揭規定向廖年毓、李瑞章為第1項聲明之請求時，自應扣除廖年豐、廖年毅應分擔部分。原告主張其因侵權行為受有含手續費合計1億0,290萬1,110元之損害，已如前述，經扣除廖年豐、廖年毅內部分擔額5,145萬0,555元（000,000,000元×0/0人）後，原告得請求廖年毓、李瑞章連帶給付5,145萬0,555元（000,000,000元—00,000,000元）。 2.第2項聲明部分：廖年毓、李瑞章均為原告之負責人，其等違反忠實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原告受有含手續費合計1億0,290萬1,110元之損害，已如前述，惟原告既已與廖年豐、廖年毅和解而填補部分損害，並主張損害額扣除0,000０元和解金額，而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廖年毓、李瑞章各給付7,290萬1,110元（000,000,000元—00,000,000元），自應准許。 3.第3項聲明部分：李瑞章為原告之執行長，亦為致昇公司代表人，明知原告與致昇公司間並無業務關係存在，亦無支付系爭6筆匯款予致昇公司之義務，竟將原告款項匯予致昇公司，致原告受有含手續費合計1億0,290萬1,110元損失，原告主張已與廖年豐、廖年毅和解填補部分損害，而扣除0,000０元和解金額，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規定，請求李瑞章、致昇公司連帶給付7,290萬1,110元（000,000,000元—00,000,000元），亦屬有據。 4.第4項聲明部分：致昇公司受領系爭6筆匯款，欠缺給付目的而無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主張已與廖年豐、廖年毅和解填補部分損害，故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致昇公司返還7,290萬元不當得利（000,000,000元—00,000,000元），為有理由。 5.上開各項聲明係以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對原告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是廖年毓、李瑞章、致昇公司，如其中一人為給付，其餘之人於給付之範圍內即應同免其給付之義務。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民法第182條第2項另規定不當得利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綜上說明：⑴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廖年毓、李瑞章連帶給付5,145萬0,555元，⑵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廖年毓、李瑞章各給付7,290萬1,110元，⑶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 條規定，請求致昇公司、李瑞章連帶給付7,290萬1,110元，⑷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致昇公司返還7,29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廖年毓後之112年5月3日起（見商調卷第163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上開⑴⑵⑶⑷ 之給付，如有一人為給付，其餘之人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義務，未逾得請求之範圍，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勝訴部分，原告及李瑞章、致昇公司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併就廖年毓部分依職權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商業庭審判長法官林欣蓉法官林昌義法官吳靜怡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書記官　程翠璇附註：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2年度商訴字第2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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