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詹辰祐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5年度偵續緝字第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詹辰祐先前為王振宇所經營品都串燒店（址設基隆市○○區○○路0○0號1樓，下稱本案店家）之員工，詎其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3年9月14日23時54分許，在本案店家內，趁其他店員忙於店務之際，私自開啟收銀機，竊取其內之現金新臺幣(下同)500元，得手後放入口袋內據為己有。

理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本案據以認定被告詹辰祐犯罪之供述證據，公訴人、被告在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審認該等證據之作成並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而非供述證據亦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反面解釋、第159 條至第159 條之5 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有罪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拿取收銀機內款項500元，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從收銀機內拿取的款項，是購買店內員工晚餐的費用，我是先拿自己的錢支付晚餐費用，因為我事先不知道總金額是多少錢，我一直以來都是在打烊前才去收銀機拿錢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審判中坦承其於上開時地，拿取收銀機內款項5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4頁）。而被告於上開時地，有開啟收銀機，拿取其內之現金500元後，放入其口袋內之事實，有本案店家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2紙可佐（見偵續卷第39頁以下），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王振宇於審判中證稱：113年9月14日是我從店內的收銀機拿取500元現金。我們上班時間是下午4點，下午5 點開始用餐，大家會討論今天要買何晚餐，由負責買的人拿收銀機內的錢並且登記餐費。當天包括我在內，共6人上班，班表上第一個「阿國」就是我，但我沒有吃晚餐，只有5 個人用晚餐，所以我拿500 元，去隔壁的張仙燴飯買晚餐。當日實收現金應為65,235元，但結算時櫃台收銀機內現金為64,985元，250 元的差額，就是當日收銀機短少的款項。收銀機有短少的款項，一個原因是結帳時找錯錢，另一個原因就是被竊取等語（見本院卷第27頁以下）。而經本院當庭勘驗本案店家於113年9月14日下午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顯示：於監視器錄影畫面顯示2024年9 月14日16點26分19秒時起，有一位抽菸男子（即王振宇）從店門口往回走到店內收銀機，從收銀機拿出1 張500 元鈔票，然後走出店門外，往店門口左側走，離開監視器畫面，此有本院115年6月18日勘驗筆錄（見本院卷第30頁）及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照片1紙（見偵續卷第45頁）可佐，核與王振宇前開於審判中證述之情節相符，則王振宇上開證述即屬有據，而堪採信。從而，於113年9月14日，本案店家人員當日晚餐確係由王振宇自店內收銀機拿取500元後外出購得，被告辯稱其於該日晚間23時54分許，自店內收銀機拿取500元之原因，係其於當日購買店內人員晚餐之費用云云，顯與事實不符，而難採信。

㈡經本院當庭勘驗本案店家於113年9月14日下午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後，被告雖改稱：看監視器影像後，113 年9 月14日應該是老闆去買晚餐，當天可能是我拿500元去店內冰櫃後面換零錢，我真的不記得當天拿500元要做什麼，但我沒有偷500元云云（見本院卷第33頁）。王振宇則於審判中證稱： 店裡員工雖會為了換零錢，而從收銀機裡面拿錢，但是在沒有零錢的狀況下才會去換，不會在晚上11點多要結束營業時才去換，零錢筒放在店裡面的冰櫃，正常來講，會把零錢筒拿過去收銀台，看需要多少零錢，會先把零錢放進去收銀機，再把櫃台的錢放到零錢筒內。而被告是直接把收銀機內之錢放在口袋，不是拿到後面換零錢，也沒有看到他再拿零錢放在收銀機內等語（見本院卷第33頁），核與前述被告開啟收銀機，拿取其內現金500元後，放入其口袋內之事實相符，王振宇此部分證述即屬有據而堪採信。從而，被告開啟收銀機並拿取現金500元後，係將該現金置入其口袋內，並無更換零錢之動作，可徵被告此部分所辯，亦屬卸責之詞而難採信。

㈢綜上各節，勾稽以觀，足認被告拿取收銀機內500元之現金，並非其購買晚餐之費用，亦非為更換零錢，其將款項置於其口袋內，顯有不法所有意圖甚明，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爰審酌被告原為本案店家之員工，竟趁機為本案犯行，侵害他人財產權益、且犯後飾詞卸責等犯後態度，兼衡其犯罪動機、手段、犯罪所生危害、教育程度、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犯之罪，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被告竊得之現金500元，為被告之犯罪所得，且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參、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詹辰祐先前在告訴人王振宇經營之品都串燒店任職，詎其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犯意，於113年9月21日23時59分許，在本案店內，趁其他店員忙於店務之際，私自開啟收銀機，拿取其中之現金400元，再放入口袋內，以此方式竊取現金400元得手。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最高法院分別著有30年上字第816 號判例、40年臺上字第8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竊盜罪嫌，係以被告於警詢、偵查之陳述、監視器錄影翻拍畫面照片、被告手寫字條翻拍照片等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上開竊盜犯行，辯稱：店內員工每日晚餐的餐費是由店家負擔每人100元，沒有規定買晚餐要檢附收據或統一發票。一個人100元的費用一定不夠，我不知道當日晚餐總金額是多少，我是先拿我自己的錢支付晚餐，回來後向同事們索討多於100 元的錢，假如餐點是每人110 元，我會向每個人收10元，4 個人就40元，我再從收銀機裡面拿剩下的400 元。先從收銀機拿錢很麻煩，因為我事先不知道總金額是多少錢，我一直以來都是在打烊前才去收銀機拿錢。卷內的手寫字條是我和老闆友人談話，友人當下認為我有竊盜的罪行，我一直否認，後來老闆友人要我寫下自願離職的字條，這個字條是照他唸的，我跟著寫下來，我當時以為這個只是要寫自願離職的字條，並不是要寫不屬於我的罪行內容，當下沒有想那麼多，他說要給上面的人交代，所以我才照著寫下來等語（見本院卷第25、26頁）。經查：

㈠王振宇於審判中證稱：店內員工每日晚餐的餐費是由店家負擔每人100元，沒有規定買晚餐要檢附收據或統一發票。於113年9月之前，店裡營收一直有浮動狀態，我覺得不正常，所以我請我太太有空的時候看一下監視器，我太太看到9月21日被告直接從收銀機拿錢，我才知道為何款項會短少。113年9月21日當日全天的監視器的畫面我都有看過，被告當日從收銀機拿現金的次數只有1次，看不出來當日是何人去買晚餐。當天店內營業的應收帳款總計應為48,800元，結算時收銀機內有49,065元，多265元，收銀機裡內結餘現金比應收款項還多的原因，通常是員工找錢給顧客時，有錯誤所致等語（見本院卷第27頁以下）。從而，依王振宇所述，113年9月21日係由何人購買晚餐乙節，既已無法確認，且未留存購買晚餐之收據或統一發票，被告於當日僅該次從收銀機拿取現金，即無法排除當日係由被告購買晚餐、且被告自收銀機內拿取之400元現金係員工晚餐餐費之可能性。

㈡公訴人提出被告手寫字條翻拍照片內，雖載有「本人詹辰祐承認於工作時偷竊公司自有財產，本人詹辰祐自願於113年9月22日自願離職（書寫日期載為：9月21日）」（見偵續卷第23頁）。惟上開字條內關於行竊之時間、財物等文意均屬不明，是否係指被告承認於113年9月21日行竊，或係指其他次之竊盜行為，顯有疑義。尚難以該字條即遽認被告承認其於113年9月21日，有上開竊盜行為。況被告手寫上開字條之動機及情境過程均屬不明，是否係被告出於自由意志所為，或係因受限於當時情境，為求息事寧人，而書寫該字條，均屬有疑，已難遽以該字條即認被告有此部分竊盜犯行。況倘若被告有此部分竊盜行為，則當日本案店家甚有可能出現應收帳款短少之情形，惟當日之營業應收帳款總計為48,800元，當日收銀機內結算款項為49,065元，亦即結餘款項尚多於應收款項等節，已如上述，則當日應收帳款並未短少，亦難遽認本案店家當日現金有遭被告竊取。

㈢綜上各節，勾稽以觀，被告從店內收銀機內拿取現金400元之理由為員工晚餐餐費，對照被告拿取現金之時點為23時59分許，雖容或有啟人疑竇之處，然被告稱此為其個人作業習慣。況本案確無法排除當日係由被告購買晚餐、且被告自收銀機內拿取之400元現金係員工晚餐餐費之可能性，當日應收帳款亦無短少而明顯遭竊之情形，依公訴人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此部分犯行，顯尚有合理懷疑存在，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應就此部分，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國瑋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明志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