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九十二年度訴字第八七號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訴字第八七號

公訴人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丙○○

右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二年度偵緝字第三四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事實

一、丙○○於民國八十八年間，曾在基隆市○○路一五八號林念台所經營（名義負責人為其母何秀琴）之中華機械鐵工廠擔任小包工，承攬淡水沿岸抽水站工程。八十九年二月間，丙○○在基隆市仁愛區「廟口」夜市，拾獲乙○○之身分證影本，乃據為己有（不構成侵占罪，詳後述理由乙部分），並於八十九年三月間，準備申報所得稅時，明知成年人乙○○並未在其小包擔任鉗工，竟為逃稅起見，在基隆市仁愛區東和大樓之某刻印店，委託該店不知情之成年人男負責人偽刻乙○○之印章一枚，再攜至其台北縣萬里鄉某處之居所，蓋章於中華機械鐵工廠八十八年一月、二月、四月、七月、八月、十月之六紙薪（工）資表上，接續偽造六枚乙○○之印文，以接續偽造不實之薪（工）資表六張後，將該印章一文丟棄而使之滅失，再連同乙○○之身分證影本一紙，持至中華機械鐵工廠而提出行使，以乙○○名義，向林念台請領薪資新台幣（下同）十五萬元，使得不知情之林念台如數發放，並據以製作八十八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憑單，向台灣省北區國稅局中正義稽徵所申報乙○○領取薪資十五萬元，足以生損害於乙○○及稅捐機關課稅之正確性。嗣乙○○之父甲○○（將乙○○列為扶養親屬）接獲補稅通知，始知上情。

二、案經被害人乙○○訴由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甲、有罪部分

一、事實認定右揭事實，業據被告丙○○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乙○○及其甲○○所指述之情節相符，並經證人林念台證明屬實，且有被告代領之薪資請領表十紙、偽造乙○○薪（工）資表六紙在卷可稽，足見其自白與事證相符，可以採信，其犯行洵堪認定。

二、法律適用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第一項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其偽造印章進而偽造印文之行為，係偽造文書之階段行為；被告偽造私文書後持行為，其偽造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偽造私文書六紙，係接續為之，侵害法益相同，為接續犯。被告利用不知情之成年男負責人偽刻告訴人之印章一枚，係利用無犯罪故意之人遂行其犯罪行為，是為間接正犯。

三、違憲審查按刑事立法上之「法益原則」，要求任何行為要加以犯罪化，必因其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蓋刑事立法之核心，在於其所保護之法益。刑法之任務，在於法益之保護。無法益保護，無刑法可言；亦即無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則無施以刑罰之必要。行為如未造成「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則無將之犯罪化之必要。在法益侵害，為「實害犯」；在法益危險，為「危險犯」。其次，法益本身依其價值評價之強度，而呈現法益位階。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五者，按其順序，而高低位階化。生命法益最高，其次身體法益，其次自由法益，其次名譽法益，而財產法益最低。此五種傳統法益，稱之為「個人法益」。在個人法益以外之「超個人法益」或稱「一般法益」、「團體法益」或「整體法益」，亦必須其與個人法益具有關連性者，始得為刑法所保護之一般法益。所謂危險犯，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造成法益危險，尚未至法益侵害，亦立法予以犯罪化。以最高位階之生命法益言之，刑法之有預備殺人罪、預備放火罪、預備強盜罪、預備擄人勒贖罪，均因其行為已造成生命法益之危險；否則，各該罪即無設預備犯之必要。如係單純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法益危險行為，則未曾設預備犯而加以犯罪化。蓋法益之功能，在刑法上有二：一為決定刑罰必要性；二為使得處刑合理性。前者，有法益保護之必要性，始得加以犯罪化；後者，其法定刑之刑罰種類及其刑度輕重，必須與其所保護之法益具有相當性。有「入刑化」之必要時，始得賦予該刑種；具有相當性時，始得為該級刑度之訂定。申言之，必須與其法益位階為合理而相當之規範，以免產生不合理之法定刑。依前者，可以導出一基本刑事立法原則，即「無法益損害，即無刑罰」原則。否則，立法者任意行使其刑罰權之結果，勢必使得刑事法充斥無法益之犯罪。如此，隨意加以犯罪化，輕易動用刑罰，實與刑罰「最後手段原則」有違。依後者，其刑罰之賦予始合乎「罪責原則」，使其罪責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亦即刑事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經查：本件業務侵占行為所侵害者為財產法益，乃個人財產法益之實害犯。其次，偽造、變造文書各罪，傳統法益論者認為侵害社會法益，惟「超個人法益」論者認為社會法益抽象而難以理解，故依團體法益之觀點加以審查，以察其與個人法益有何關連性。因單純偽造或變造文書，並不足以對個人法益造成任何侵害，亦即單純偽造或變造之行為並無法益危險存在。例如偽造之文書如不行使，尚不足以造成任何法益侵害。因此，單純偽造署押或偽造、變造文書之行為，而予以犯罪化，欠缺合理性，並不足取。其次，偽造或變造文書之後進而行使之行為，特別在公文書，或認可能造成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危險，亦為危險犯。若其與生命法益相關，其危險犯犯罪化之立法尚合法理，而可接受；然則，生命法益之危險云云，其危險距離遙遠，以之為犯罪化之理由，尚屬牽強，例如在被告冒名應訊之情形，其刑罰權之對象仍為被告，並非遭冒名之人，對被冒名之人並無法益侵害可言。何況，公權力機關本有義務於行使司法權時，查明對象而正確行使；被告之冒名，如同說謊，依被告擁有緘默權之規定觀之，其有無犯罪化之必要，非無商榷之餘地。其說謊對於被冒名之人，實際上難有生命法益之危險存在，自不足為犯罪化之正當事由。

四、刑罰裁量次按刑事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求法官在量刑時，應依法益之位階，重所當重，輕所當輕，必使罪得其刑而刑其罪；不得重罪而輕判，或輕罪而重判；期使責任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當性。地藏十輪經（第三卷）云：「若犯重罪，應重治罰；若犯中罪，應中治；若犯輕罪，應輕治罰；令其慚愧，懺悔所犯。」其此之謂也！為此，本院：１、審酌被告之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所生之危害、犯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之後，２、再斟酌拘役並無教化功能，乃不具實益之刑罰種類，立法上以廢除為宜，以資符合自由刑單一化之要求；六月以下之短期自由刑，既難有教化作用，又易使受刑人感染惡習，除非被告有受其執行之特殊必要，否則尚無宣告之必要；如其不得已而宣告，應以儘量緩刑或易科罰金而調和之等情，３、復考量被告已代告訴人補稅完畢，業經告訴人之父甲○○到庭說明屬實（九十二年三月三日審判筆錄第三頁）；其謊告之稅額不過十五萬元，尚非巨額；何況，被告年已三十七歲，十年內尚無不良素行，有卷附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可資佐證等情，４、又參酌被告是否應施予刑罰並使之入監獄執行，應依刑罰理論及刑事政策而加以考量，斟酌重點在於被告有無執行剝奪其自由，並施以監獄之教化，以使其再社會化之必要性；本院在衡情之後，認為尚無使被告接受監獄執行之必要性存在。因此，本院認為牽連犯不予加重其刑，量處低度之有期徒刑六月，已足以使被告罪刑相當，爰依此標準而宣告之，以示儆懲，俾被告得以適用修正刑法易科罰金之規定，而免其牢獄之災，爰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期被告之自新。

五、義務沒收卷附偽造於中華機械鐵工廠八十八年一月、二月、四月、七月、八月、十月六紙薪（工）資表上之「乙○○」印文各壹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予以宣告沒收。

乙、無罪（不另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認為被告侵占告訴人乙○○之身分證影本，係另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條之侵占遺失物罪云云。

二、惟查：被告供承其係拾得告訴人之身分證影本，並非拾得告訴人之身分證，固如前述；惟告訴人係在八十八年間遺失身分證，並非遺失身分證影本，已據告訴人陳明屬實（九十一年度偵字第一八二０號卷九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筆錄）；準此，可見告訴人之身分證遺失後，遭人影印，其影印本事後遺失或遭丟棄，應可推定。無論其影本係遺失或遭丟棄，原持有人並無回復其所有權之必要，自不具有回復其所有之權之意思，應屬無可置疑。因此，遭拾獲身分證影本，並非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條所保護之標的，被告將之據為己有，自亦不構成侵占遺失物罪。此部分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惟因公訴人認為此部分與前述有罪部分，具有牽連犯之關係，為裁判一罪，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併此說明之。

丙、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刑法第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第二百十九條、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二條、第一條前段而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辛茹到庭執行職務。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第三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