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1365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0年度訴字第1365號

公訴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劉榮村

選任辯護人

李慶榮律師

　　　　　　孫守濂律師

　　　　　　許泓琮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0 年度偵續字第2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榮村與童建森、童喬瑜素不相識，亦無債務關係，詎被告竟於不詳時地，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得利之犯意，未經童建森、童喬瑜之同意，即逕自分別在童建森之母傅玉容所簽發、童建森之父童順禮所背書，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下稱系爭支票）3 紙背面，均各偽造童建森、童喬瑜2 人之簽名及印文，藉以偽造童建森與童喬瑜之背書後，進而於民國93年間持上開不實背書之3 紙支票，以童建森與童喬瑜作為民事被告，向本院起訴，請求童建森與童喬瑜給付票款，待判決確定後，被告復於99年間持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童建森之薪資而為行使，足生損害於童喬瑜與童建森，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 條、第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及同法第339 條第2 項之詐欺得利罪嫌（見本院卷第68頁背面）。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明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依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復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之1 至第159 條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之5 定有明文。查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對於本判決所引用之傳聞證據，於本院100 年11月17日、101 年1 月5 日準備程序中，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且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皆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狀，並無違法或不當等情形，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揆諸前揭規定，依法均有證據能力。

四、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涉犯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得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童順禮、童建森、童喬瑜之證述、系爭支票影本3 紙、臺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書函、第一商業銀行綜合管理帳戶往來申請書、萬泰商業銀行存款業務往來申請書各1 份等為主要論據。質之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或詐欺得利之犯行，辯稱：系爭3 張支票均係童順禮交付給伊。童順禮在90、91年間開始陸續向伊借錢，伊所持有傅玉容所簽發92年7 月24日到期，金額分別為新臺幣（下同）35萬元、25萬元之2 張支票已於當日因存款不足而跳票，童順禮為免再跳票，避免遭銀行拒絕往來，而要求伊再借予資金。伊一方面為顧及傅玉容之債信，一方面為了自己債權之擔保，乃要求童順禮再行交付支票增加背書以為擔保，始願意再次出借金錢，是童順禮所交付之系爭支票始有其二名子女童建森、童喬瑜之背書，且因如此，被告方於92年7 月24日，又允諾出借35萬元予童順禮夫妻，被告並無於系爭支票上偽造童建森、童喬瑜背書之行為。後來伊找不到童順禮，經追償聯絡後，傅玉容告訴伊童喬瑜的電話，伊才把電話號碼記載在支票後方，以免遺忘等情。

五、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童建森、童喬瑜素不相識；被告於93年間，持由傅玉容所簽發，有童順禮、童建森、童喬瑜等人背書之系爭3 紙支票，以傅玉容、童順禮、童建森、童喬瑜為被告，提起給付票款之民事訴訟，經本院以93年度雄簡字第6346號宣示判決筆錄，判決傅玉容、童順禮、童建森、童喬瑜等4人應連帶給付被告75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於94年7 月4日確定。被告嗣於99年2 月間，持前述93年度雄簡字第6346號民事勝訴確定判決，向本院聲請換發債權憑證，經本院發給99年2 月24日雄院高99司執夏字第17174 號債權憑證。被告復於99年10月間，持前述民事勝訴確定判決及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請求本院准許其得於債權額內，直接收取童建森、童喬瑜之薪資等事實，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承不諱，核與證人童建森、童喬瑜於偵查中之證述相符，且有系爭3 紙支票影本、本院93年度雄簡字第6346宣示判決筆錄、前揭債權憑證、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等在卷可稽，復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93年度雄簡字第6346號民事簡易案件卷、99年度司執字第17174 號卷查核無訛，自均堪予認定。

㈡、關於系爭3 紙支票後方童喬瑜、童建森背書之真正及被告取得系爭3 紙支票之情形，證人即告訴人童建森固於偵查中指稱：系爭支票上的童建森簽名不是伊親簽的，印章伊不清楚，伊沒有看過系爭票據，伊問過伊父母（即童順禮及傅玉容），伊父母均稱不知道有以伊名字背書等語（見偵查卷㈠第32頁）；證人即告訴人童喬瑜於偵查中證述：伊沒有在系爭3 張支票上蓋章及簽名，也沒有見過系爭3 張支票，伊問過伊父母（即童順禮及傅玉容），他們說沒有代為蓋章及簽名，伊不知道為何系爭支票上會有伊的簽名及蓋章。0000000000號是伊5 年前的電話等語（見偵查卷㈠第35頁）；證人傅玉容於偵查中證陳：系爭3 張支票是伊同意童順禮向被告借的，支票上面的童喬瑜、童建森的簽名、蓋章是誰寫的伊不知道。伊沒有提供童建森、童喬瑜的個人資料或童喬瑜的電話給被告，亦未帶童建森、童喬瑜去向被告借錢等語（見偵查卷㈠第33頁、第35頁）；證人童順禮亦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結證：系爭3 張支票是伊開給被告，向被告借款。伊當時只有在支票背後蓋伊及崇帆企業有限公司的章，支票後方童喬瑜、童建森的簽名、印章是何人所為伊不知道，伊並未看過系爭支票後方童喬瑜、童建森的印章，亦未曾告知被告伊子女的電話。伊開出的支票跳票後，被告並未要求伊在支票中增加擔保人等語（見偵查卷㈠第34頁、本院卷㈠第55 頁至第58頁）。惟：

⒈告訴人之告訴或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98年度台上字第107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證人即告訴人童建森、童喬瑜係於其等之薪資或財產在99年間遭被告聲請民事強制執行後，始提起本案刑事告訴，其2 人對於被告所為上開指述，攸關其2 人自身民事清償責任之成立與否。證人童順禮、傅玉容則為告訴人童建森、童喬瑜之父母，證人童順禮、傅玉容均自承系爭3 紙支票係由傅玉容簽發後，由童順禮持向被告借款（僅否認曾以童建森、童喬瑜之名義在支票後面背書），是證人童順禮亦同為系爭3 紙支票之經手人，無法完全排除系爭3 紙支票背面之童喬瑜、童順禮背書係由證人童順禮所為之可能性，且迄今證人童順禮、傅玉容仍積欠被告相當借款或票款債務尚未清償，足見本案判決結果與證人童建森、童喬瑜、童順禮、傅玉容等人實存有相當之利害關係，且其等與被告之立場並非一致，是證人童建森、童喬瑜、童順禮與傅玉容前揭不利於被告之證述，是否屬實而無偏頗之虞，自均應詳加審認。

⒉觀諸卷附系爭3 紙支票之記載，系爭3 紙支票後方均有童建森、童喬瑜之印文及簽名，並記載童建森、童喬瑜之身分證號碼與童喬瑜之行動電話號碼0000000000號，經比對前揭系爭3 紙支票後方童建森、童喬瑜簽名之字跡，與證人童建森於92年7 月30日第一商業銀行綜合管理帳戶往來申請書上之簽名及於100 年8 月4 日偵查中當庭書寫之簽名、證人童喬瑜於92年8 月22日萬泰商業銀行存款往來申請書上之簽名及於100 年8 月4 日偵查中當庭書寫之簽名，以肉眼觀之，即可辨識前後兩者之簽名並非相同，是證人童建森、童喬瑜於偵查中證稱系爭3 紙支票上童建森、童喬瑜之簽名均非其等親簽等語，固屬可信。然再比對系爭3 紙支票後方童建森、童喬瑜之簽名與該等支票後方被告之簽名，兩者之字跡亦非相似，公訴人既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相佐，遽指系爭3 紙支票後方之童喬瑜、童建森簽名應均係被告偽造，已屬率斷。

⒊再者，系爭3 紙支票後方所記載之童建森、童喬瑜身分證號碼，經核均與童建森、童喬瑜本人之身分證號碼相符，另系爭3 紙支票後方所記載之0000000000號，亦確係證人童喬瑜於92年10月22日至94年8 月2 日所持用之行動電話號碼等情，除經證人童喬瑜偵查中證述明確，復有證人童喬瑜、童建森之個人基本資料及臺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100 年3 月25日法大字第1000390054號函暨所附電話基本資料查詢1 份在卷可稽，自足認定。衡以個人身分證號碼及電話號碼，均屬個人私密資訊，如非親友或有特別目的，一般人實無從輕易獲知他人之前揭資訊，本件被告與證人童建森、童喬瑜素不相識，僅與證人童建森、童喬瑜之父母即證人童順禮夫妻因借款事宜而有所接觸，此經被告供述甚明，核與證人童順禮、傅玉容之證述一致。倘非證人童順禮或傅玉容之告知或曾交付被告童建森、童喬瑜之個人資料，被告究係如何憑空得知童建森、童喬瑜之身分證號碼及童喬瑜持用之電話號碼，顯存疑問。對此證人傅玉容於偵查中證稱：伊貸款的時候，有將房地設定抵押給被告，而且有提供伊家人的戶籍謄本給被告，所以被告才有伊兒女資料（見偵查卷㈢第33頁）；證人童順禮於本院審理中，亦證以：伊曾經為了借款，將伊全家的戶籍謄本交付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㈠第57頁背面），觀諸被告於另案偵查中自承由其辦理抵押權設定（權利人：郭碧霞；義務人兼債務人：童順禮、傅玉容）手續時所附之相關資料，其內確有傅玉容之全戶戶籍謄本（見影偵卷㈥第17頁、第18頁、偵查卷㈠第54之1 頁至第63頁），足認證人傅玉容、童順禮證稱其等曾交付其等全戶戶籍謄本予被告乙節，固非無據。然參佐證人童順禮於偵查、本院審理中證陳：伊沒有告訴過被告伊兒女的電話，伊不知道被告如何查來伊女兒的電話等語（見偵查卷㈠第35頁、本院卷㈠第57頁），證人傅玉容於偵查中亦稱：其從未告知被告童喬瑜之電話號碼等語，是依證人童順禮、傅玉容之證詞，均無法合理解釋被告何能得知童喬瑜之電話號碼，並據以填載於系爭支票背面，公訴人對此並未加以說明或舉證證明，遽謂系爭支票後方童喬瑜、童建森背書之相關資料均係被告所偽造，亦難逕採。

⒋復就犯罪之動機而言，本案肇始於證人童順禮因資金周轉之需求，於91、92年間，先後多次持票向被告借款，證人童順禮於向被告借款之前，與被告並無日常往來。且證人童順禮於92年間，已背負逾千萬元之高額債務，經濟狀況不佳，係以以債養債之方式向被告借款等情，迭經證人童順禮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直承不諱。是依證人童順禮與被告間之互動情況，係證人童順禮因自身資金之調度需求，而主動向被告借款，並非被告有求於證人童順禮，倘若被告評估債務人即證人童順禮之財務狀況、借款金額及借款之風險，認需他人背書以供擔保，自可於借款時，即要求證人童順禮在支票後方增加背書，何需於出借款項予證人童順禮後，再自行於支票後方偽造他人背書，而自招偽造文書之刑責。況且，設若系爭支票後方之童建森、童喬瑜背書均係被告所偽造，審諸被告之目的，無非係事後透過該等偽造之背書，提高其債權獲償之可能性，然於被告持系爭3 紙支票對童建森、童喬瑜提起給付票款之民事訴訟後，實無法排除童建森、童喬瑜接獲法院通知，出面否認背書真正之可能性，如此被告非僅未能達成其對背書人行使追索權之目的，反將因而背負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罪責，被告有無甘冒上開風險之必要，實非無疑。

⒌至證人童順禮於本院審理中，雖證陳：92年7 月24日到期的票被退票後，伊在前1 、2 天，有打電話給被告，說伊的錢籌不出來，要被告再借伊錢讓伊軋票。剛開始有退票，後來被告有存35萬元到伊太太支票戶頭裡，讓票兌現，因為那時還沒拒絕往來，伊跟被告說這筆錢算伊跟他借的，伊再找機會還他。92年7 月24日過1 、2 天後，伊即開始跑路，被告就找不到伊。系爭3 紙支票都是伊在92年7 月24日前開給被告，多久之前伊忘記了云云（見本院卷㈠第55頁至第57頁），似暗指其與被告於92年7 月24日後即未曾見面，系爭3 紙支票背後童喬瑜、童建森之背書應係被告所偽造。惟被告持有傅玉容所簽發，支票號碼FA0000000 號，金額35萬元，發票日92年7 月24日之支票，及支票號碼FA0000000 號，金額40萬元，發票日為92年7 月28日之支票各1 紙，經被告屆期提示後，先後於92年7 月24日、92年7 月28日因存款不足遭退票；被告持有傅玉容所簽發本票號碼NC0000000 號，金額25萬元，到期日為92年7 月24日之本票1 紙，經被告於92年7 月24日提示後，亦因存款不足遭退票；另高雄市農會楠梓分部支存戶傅玉容於92年8 月15日遭拒絕往來等節，有上開支票2 張、本票1 張影本暨退票理由單、高雄市農會100 年10月27日高市農信（楠）字第1000001714號函暨所附支票存款戶退票紀錄卡附卷為憑（見影偵卷㈠第4 頁至第8 頁、本院卷㈡第19 頁 、第20頁）。又被告於92年7 月24日曾匯款35萬元至傅玉容高雄市農會楠梓分行帳戶之事實，亦有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跨行匯款入戶電匯申請書1 份在卷可參。由是可知，被告所持有證人傅玉容所簽發之支票及本票，既於92年7 月24日即均因存款不足而遭退票，足見童順禮夫婦斯時之資金周轉顯已失靈，依證人童順禮前揭所言，被告於92年7 月24日遭退票後，竟未要求證人童順禮另行簽發票據或提供擔保，僅依證人童順禮於電話中片面請託，即又匯款35萬元至傅玉容前開支票帳戶，顯與常情有違，殊難採信，被告辯稱其當時要求證人童順禮再行交付支票增加背書，始願意再次出借35萬元，應較為可採。

⒍再以，關於證人童順禮及被告間借貸往來之情形，證人童順禮於本院審理中陳稱：（問：你在偵查中稱，你是以債養債方式，是何意？）是，譬如說票3 月1 日到期，伊沒有錢付票款，伊就在2 月底去找被告，請被告再借伊錢，扣掉利息，伊再開1 個月或2 個月的票給被告。（問：系爭3 張票都是你先開給被告，到期日都是押償還日？）是，是92年7 月24日以前開給被告。（問：依照你與被告借錢的情形，你通常都是償還日與借款日相隔多久的票？）如果有數張支票，第一張開1 個月，第2 張開2 個月，金額是伊與被告談定等語（見本院卷㈠第55頁、第56頁、第58頁）。觀以系爭3紙之支票之發票日分別為92年10月7 日、92年10月15日、92年11月7 日，倘如證人童順禮所言，其係陸續以開票展延還款期限之方式向被告借款，且其通常交付被告之支票，借款日與發票日（即償還日）之時間不致相隔過久，何以其於92年7 月24日前不詳時間，即已同時開立發票日係3 、4 個月以上之系爭3 紙支票，亦徵證人童順禮所稱系爭3 紙支票均係其於92年7 月24日前即行交付予被告，其於92年7 月24日後即未曾與被告私下見面等語，尚屬有疑，無從逕予採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事證，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不足證明確有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或詐欺得利之犯行。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錢義達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