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4年度易字第474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4年度易字第474號

公訴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調股

被告

劉龍福

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04年度偵字第3415號），本院認不應以簡易判決處刑（104年度簡字第1203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茲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劉龍福基於賭博、意圖營利聚眾賭博之犯意，於民國104年1月24日，在高雄市○○區○○街000號前公眾得出入之三民公園旁，聚眾簽賭香港六合彩。賭博方式以核對當期香港六合彩中獎號碼為基準。香港六合彩每注下注之金額，2星、3星、4星分別為新臺幣（下同）80元、70元、70元，凡對中所選號碼者，依星數（2星、3星、4星）可分別獲得5,700元、5萬7,000元、7萬5,000元之彩金，被告則於每注中抽取不等金額作為佣金後，再轉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忠」之成年男子下注，以此方式經營六合彩賭博牟利。嗣為警於同日下午2時，在三民公園旁查獲，並扣得1,000元、便條紙1張。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賭博、同法第268條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係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時，即難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2號判例意旨參照）。而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亦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參照）。

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證人洪展榮與查獲員警李金璋之證詞、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蒐證照片及扣案物為論據。訊據被告則堅決否認有何賭博、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犯行，辯稱：其以駕駛計程車為業，有時開車累了會到三民公園休息或看人家下棋。案發當天其在三民公園巧遇友人洪展榮，洪展榮表示因生病想簽賭轉運，即將寫有簽注號碼之便條紙（即扣案之簽單便條，警一卷第17頁參照，下簡稱簽單便條）、1,000 元賭金交給其，委託其幫忙下注六合彩，其知道有綽號「阿忠」之人會來三民公園做六合彩，其準備幫洪展榮向「阿忠」簽賭，但其不認識「阿忠」。其並未因此向洪展榮取得任何好處，只有說如果中獎，洪展榮要給其200 元吃紅，然最後洪展榮又說不簽了，把簽單便條和1,000 元拿回去，雙方講到一半就被警察查獲。其沒有經營六合彩簽賭，也沒有在為他人下注，本件只是洪展榮剛好拜託其幫忙等語。

四、按刑法第268 條之圖利聚眾賭博罪，意在處罰「邀聚不特定之多數人聚賭」藉以營利之賭博媒介行為。易言之，刑法第268 條圖利聚眾賭博罪之行為人所圖得之利益，係「聚眾賭博」之直接對價，至於賭博之財物輸贏，繫於射倖性質，並非刑法第268 條所規定之「意圖營利」。又刑法第266 條賭博罪係對合性之犯罪，須雙方對賭，且以賭博財物為其特別構成要件之一。證人即查獲員警李金璋固結稱：聽聞三民公園有人聚眾簽賭六合彩，其遂於該處埋伏，俟埋伏一陣子，看到被告在三民公園人行道坐，一段時間後洪展榮才騎車前來，拿扣案之簽單便條及1,000 元予被告，其旋上前盤查二人而查獲等情（偵二卷第23頁），並有簽單便條扣押在案。然而：

㈠證人洪展榮迭證：由於其身體不舒服，想簽六合彩轉運，但其剛搬到三民公園附近，不知道那裡何人是六合彩組頭。事發當天其騎車行經該公園，巧遇被告，即向被告表示其因生病想改運，委託被告代為向六合彩組頭下注，並將事先在家中寫好號碼之簽單便條、賭金1,000 元交付被告。被告得悉後，稱要去找三民公園內綽號「阿忠」之人簽賭，且向其請求，若有中獎，要吃紅200 元。最後其因不認識「阿忠」，被告又向其要求分紅，即跟被告表示不簽了，並把簽單便條、賭金都拿回來，詎在此時員警出現，一把抓住其拿著簽單便條的手等語綦詳（偵二卷第13、23頁、簡卷第11及背面頁）。比對證人洪展榮之證述及被告之辯詞，不僅簽賭源起、雙方交涉過程之細節均互核相符，甚至連證人洪展榮最終卻拒簽賭之理由亦無兩歧，足認被告所辯並非全然無據之虛言。

㈡其次，警方據報三民公園有人聚賭，因而在該公園埋伏守候，等待相當時間後，適見被告與證人洪展榮之巧遇及隨後互動情形，可見警方非為偵查被告涉嫌賭博罪而現身於三民公園，先前亦未鎖定被告即為在該公園經營六合彩之人。縱警方嗣後在現場查知證人洪展榮委由被告代向組頭簽注一事，惟雙方終因對簽注組頭為何人、分紅多寡有議而下注未果，僅此仍無從認定被告有聚眾賭博或與證人洪展榮對賭之行為甚明。

㈡再者，證人洪展榮一再證稱：這是其第一次拜託被告幫忙簽牌，被告以前沒有在為他人下注六合彩，案發當天只是正好遇到被告才請求協助等語（警二卷第8 頁、偵二卷第13頁、簡卷第11月），並酌以前述證人洪展榮係因疾病纏身，為求轉運而生簽注六合彩之念頭，卻因不識組頭為何人而委由被告代為下注乙情，因認證人洪展榮非以賭博牟利之長期賭客，本次請求被告幫忙投注，全為巧合。又依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除本案外，無其他刑事前科，是被告一再堅陳：其沒有在幫他人投注，這是第一次，只是證人洪展榮剛好看到其，請其幫忙等語（警二卷第5 頁、簡卷第10背面頁），洵堪採信。益徵被告應非以經營或媒介簽賭六合彩為業，而無招攬邀聚他人賭博之行為，亦無何與證人洪展榮等賭客對賭之舉，至為灼然。

㈢末查，被告固有向證人洪展榮要求吃紅乙節，已如前述，惟被告能否獲得200 元之分紅，端看證人洪展榮是否幸運中獎，而具有射倖性、不確定性，該200 元款項顯非不論最終簽賭結果輸贏為何均須繳納之佣金。況被告為幫忙證人洪展榮下注，特地前去與六合彩組頭接洽，為此向證人洪展榮請求些許好處或報酬，尚屬人情之常。從而，本院自難因此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遽論其要求吃紅即有藉聚眾賭博以營利之意圖。

五、綜上，被告既未媒介、邀集不特定人聚賭以營利，又無與他人對賭，顯與上述刑法第266 、268 條之要件不符，本院自無從以該二罪責相繩之。檢察官起訴被告有本件賭博罪、圖利聚眾賭博罪嫌所憑之論據，均無法說服本院達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自屬不能證明犯罪，依前揭說明，當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末檢察官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104 年度偵字第6521號案件，與本案事實相同，為同一案件而移送併辦，然本案既已諭知無罪，該併辦部分自無從予以審理，應由檢察官另為適當之處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 條、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建烈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