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潘偉翔

上列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7021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本件被告潘偉翔所犯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其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宜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本件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潘偉翔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新舊法比較：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新舊法條文之內容有所修正，除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者，可毋庸依該規定為新舊法之比較，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外，即應適用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較。而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事項，如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及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合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予以整體適用。乃因各該規定皆涉及犯罪之態樣、階段、罪數、法定刑得或應否加、減暨加減之幅度，影響及法定刑或處斷刑之範圍，各該罪刑規定須經綜合考量整體適用後，方能據以限定法定刑或處斷刑之範圍，於該範圍內為一定刑之宣告。是宣告刑雖屬單一之結論，實係經綜合考量整體適用各相關罪刑規定之所得。宣告刑所據以決定之各相關罪刑規定，具有適用上之「依附及相互關聯」之特性，自須同其新舊法之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9號、97年度台上字第3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查本件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總統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條及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行定之外，其餘條文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本次洗錢防制法修正之新舊法比較，應就罪刑暨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如下：

⒈洗錢防制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修正後雖擴大洗錢之範圍，惟本案不論修正前後，均符合洗錢行為，對被告尚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

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原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一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二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三項）。」本次修正則將上述條文移列至第19條，並修正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一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二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7年以下；又本案被告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其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5年以下，經比較結果應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⒊另被告為本件犯行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業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公布施行，自同年0月0日生效，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含同法第1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移為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並改以：「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之規定並未對被告較為有利，而以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對被告較為有利。

⒋綜上所述，應綜合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認113年7月31日公布施行，自同年0月0日生效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並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就被告本案所為一體適用該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包括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

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又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於同年8月2日施行。惟因被告本案均無該條例第43條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00萬元、及同條例第44條之情事，且被告亦未繳回犯罪所得，即無同條例第47條減刑事由，是尚無須予以為比較新舊法。

四、論罪科刑

㈠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犯之正犯性，在於共犯間之共同行為，方能實現整個犯罪計畫，即將參與犯罪之共同正犯一體視之，祇要係出於實現犯罪之計畫所需，而與主導犯罪之一方直接或間接聯絡，不論參與之環節，均具共同犯罪之正犯性，所參與者，乃犯罪之整體，已為犯罪計畫一部之「行為分擔」。尤其，集團詐財之犯罪模式，須仰賴多人密切配合分工，共犯間高度協調皆具強烈之功能性色彩，犯罪結果之發生，並非取決於個別或部分共犯之單獨行為，而係連結於參與者各該分擔行為所形成之整體流程中，即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0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被告於本案犯行所為，雖未自始至終參與各階段之犯行，但主觀上對上開詐欺集團呈現細密之多人分工模式及彼此扮演不同角色、分擔相異工作等節，顯已有所預見，且其所參與者既係本件整體詐欺取財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而其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本件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最終共同達成詐欺取財犯罪之目的，依前揭說明，被告自應就本件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等犯行所發生之結果，同負全責。

㈡核被告潘偉翔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洗錢罪。又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均為其後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就本案犯行，與「雷大牛」、「思聰」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1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論處。

㈣被告雖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犯罪，但並未自動繳回犯罪所得，自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亦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輕其刑，而就洗錢罪減刑事由於量刑時加以衡酌之必要，併此說明。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以正途賺取所需，竟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擔任控盤手，使本案詐欺集團得以實際獲取詐欺犯罪所得，助長詐欺犯罪歪風，並增加查緝犯罪及告訴人尋求救濟之困難，危害社會秩序甚鉅，且迄今未賠償告訴人周品鋆所受損害，所為實不可取。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並審酌其在本案犯罪中所扮演之角色及參與犯罪之程度，非居於集團核心地位，較之該詐騙集團內其餘上層人員，罪責顯然較輕，兼衡被告之前科素行（詳卷附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基於個人隱私保護，不予公開，詳見本院卷第5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沒收部分：

㈠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因本案報酬為贓款4％即12,000元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39頁），屬其本案之犯罪所得，未經扣案，且卷內無被告已實際返還或賠償之事證，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至於偽造之工作證、存款憑證等物為共犯陳柏丞所列印、偽造署名及行使，而陳柏丞現經本院另案審理中，是此部分則於日後陳柏丞之案件中諭知沒收，併予敘明。

㈢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規定之立法理由為：「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新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就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為沒收之諭知，然倘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經查獲，則自無該規定之適用。經查，本案之贓款經被告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指定之不詳成員，不在被告實際管領、保有之中，且未經查獲，自無從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

六、不另為免訴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潘偉翔加入本案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為本件犯行，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同條例第4條第1項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嫌。

㈡按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此項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關於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均有其適用。次按，法律上一罪之案件，無論其為實質上一罪（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結合犯、吸收犯、加重結果犯）或裁判上一罪（想像競合犯及刑法修正前之牽連犯、連續犯），在訴訟上均屬單一性案件，其刑罰權既僅一個，自不能分割為數個訴訟客體；而單一案件之一部犯罪事實曾經有罪判決確定者，其既判力及於全部，其餘犯罪事實不受雙重追訴處罰（即一事不再理），否則應受免訴之判決。再按，參與犯罪組織後，另有主持、操縱或指揮該犯罪組織之行為者，則其參與犯罪組織之低度行為，應為其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自應依較高度之犯罪組織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罪論科，無復論以同條第1 項後段之罪之餘地（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86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然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部分，曾有前案於113年12月4日繫屬在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由該院以113年度訴字第618號審理後，判決判處被告就該部分犯指揮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3年6月，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139號判決駁回上訴，於114年9月13日判決確定等節，有前揭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存卷可參。觀諸本案與前案被告潘偉翔所加入之詐欺集團Telegram群組相同，集團成員均有巫書汗、陳柏丞，二案之犯罪時間接近、犯罪模式類同，堪認被告潘偉翔本案與前案所參與之詐欺集團應屬同一詐欺集團。本案並無證據足認被告潘偉翔於該段期間內曾脫離犯罪組織，則其應僅有一個參與犯罪組織行為，自其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迄行為終了時止，為行為之繼續，屬繼續犯，應僅論以一罪，本案犯行為其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無從將其此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餘地。又被告潘偉翔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期間涉嫌參與犯罪組織、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部分，與前案確定判決認定被告所犯指揮犯罪組織之犯行，具有高、低度行為的吸收關係，而為同一案件，應為前案確定判決效力所及。是本案被告潘偉翔被訴參與犯罪組織、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部分為前案判決之確定判決效力所及，依上開說明，原應諭知免訴之判決，然因此部分犯罪如成立，與本案前開業經本院論罪科刑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部分，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免訴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侑姿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