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黃大展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057號、114年度偵字第7571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黃大展所犯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其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宜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本件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黃大展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

㈠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犯之正犯性，在於共犯間之共同行為，方能實現整個犯罪計畫，即將參與犯罪之共同正犯一體視之，祇要係出於實現犯罪之計畫所需，而與主導犯罪之一方直接或間接聯絡，不論參與之環節，均具共同犯罪之正犯性，所參與者，乃犯罪之整體，已為犯罪計畫一部之「行為分擔」。尤其，集團詐財之犯罪模式，須仰賴多人密切配合分工，共犯間高度協調皆具強烈之功能性色彩，犯罪結果之發生，並非取決於個別或部分共犯之單獨行為，而係連結於參與者各該分擔行為所形成之整體流程中，即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0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2（即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為，雖未自始至終參與各階段之犯行，但主觀上對上開詐欺集團呈現細密之多人分工模式及彼此扮演不同角色、分擔相異工作等節，顯已有所預見，且其所參與者既係本件整體詐欺取財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而其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本件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最終共同達成詐欺取財犯罪之目的，依前揭說明，被告自應就本件詐欺取財、偽造文書及洗錢犯行所發生之結果，同負全責。

㈡核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2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洗錢罪。又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偽造印文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又偽造私文書後復交由被告持以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其後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就上開犯行與「偉杰」、「阿HAO」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犯行，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各罪，為想像競合犯，各應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論處。

㈤又，詐欺取財罪乃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係以被害人數、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0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犯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2罪，係侵害不同告訴人之財產法益，依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即應予分論併罰。

㈥被告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詐欺犯行，其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犯罪，惟被告供稱沒有獲得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189頁），卷內亦無證據足證其有實際獲得犯罪所得，堪認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詐欺犯行被告並無犯罪所得，當無是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問題，而符上開減刑要件，爰均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復被告所為上揭犯行雖亦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要件，惟所犯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之輕罪，故此部分減輕事由，均僅於量刑一併衡酌。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竟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擔任面交車手，使本案詐欺集團得以實際獲取詐欺犯罪所得，助長詐欺犯罪歪風，並增加查緝犯罪及告訴人尋求救濟之困難，危害社會秩序甚鉅，造成告訴人蔡育展、彭煦棋受有如附件起訴書附表各編號所載之財產損失，所為實不可取。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及有加重詐欺取財之前科素行（詳卷附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暨考量被告於本院審判中自述之職業、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基於個人隱私保護，不予公開，詳見本院卷第259頁）等一切具體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1至2「主文」欄所示之刑。又本院審酌被告所為侵害法益之類型、程度、經濟狀況、犯罪情節及犯罪所得等，經整體觀察後，基於充分但不過度評價之考量，認依較重之加重詐欺罪之刑科處，已屬適當，尚無宣告輕罪即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洗錢罪併科罰金刑之必要，併此說明。復併斟酌被告所為之犯行，均係其於加入本件詐欺集團期間所為，犯罪時間相近，且其各次參與詐欺取財犯行之犯罪手法亦相類，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採之限制加重原則，合併定其應執行刑如其主文所示，以評價其行為之不法內涵，並示儆懲。

四、沒收與不予沒收之說明

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該條第2項規定，犯詐欺犯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而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是本件就沒收部分自應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核先敘明。查偽造之宏祥現金投資存款收據及惠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交割憑證各壹紙，分別為被告供附表編號1至2所示詐欺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述明確，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爰均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又因上開收據及交割憑證既經宣告沒收，故其上偽造之印文，即不再宣告沒收之。另現今電腦影像科技進展，電腦套印技術已甚為成熟，偽造印文未必須先偽造印章，本案既未扣得偽造印文之印章，而無證據證明有偽造之該實體印章存在，自毋庸諭知沒收印章。

㈡又本案卷內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於本案犯行確有獲取犯罪所得而受有不法利益，是本案自無對其宣告沒收犯罪所得。

㈢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規定之立法理由為：「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新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就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為沒收之諭知，然倘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經查獲，則自無該規定之適用。經查，被告已將本案款項交付予上游成員，均不在被告實際管領、保有之中，且未經查獲，自無從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宛凌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文和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