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林瑞杰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8048號），因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林瑞杰於民國113年11月初，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薛霸」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組成3人以上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面交取款車手（所涉參與組織罪嫌另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7851號案件提起公訴，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141號判決確定，不在本案起訴範圍)。嗣林瑞杰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詐欺集團詐欺所得之實際流向，製造金流斷點之洗錢及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3年7月15日某時許，在社群軟體臉書上刊登不實投資廣告，誘使林美惠與通訊軟體LINE暱稱「盧燕俐」之帳號聯繫後，向其佯稱：可下載「贏家e點通」APP，並在該APP內儲值以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林美惠陷於錯誤，而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相約交付投資款。林瑞杰即依「薛霸」之指示，先至某超商列印詐欺集團成員偽造之「旭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上有偽造之旭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2枚、代表人顧大為印文1枚)」1紙之私文書、「旭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1張之特種文書，並在上開偽造之存款憑證偽簽「張政彬」之署名1枚後，持之於113年11月5日16時30分許，至高雄市○○區○○○路000號，佯為「旭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職員，向林美惠出示上開偽造之工作證而行使，並向林美惠收取新臺幣(下同)250萬元，及將上開偽造之存款憑證交與林美惠收執而行使，足生損害於「旭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顧大為」、「張政彬」。林瑞杰取款得手後，隨即依「薛霸」之指示前往指定地點將上開款項交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此方式掩飾該等犯罪所得之去向。嗣因林美惠察覺有異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林美惠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由

一、被告林瑞杰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上揭犯罪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且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林美惠證述相符，並有告訴人提供之收據影本、贏家計劃協議書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4年6月19日刑紋字第1146077862號鑑定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證物處理報告、採證相片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新舊法比較：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5年1月21日經總統公布，於同年1月23日施行，修正前該條例第43條前段規定「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五百萬元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規定「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之罪，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比較可知修正前之規定被告涉犯加重詐欺獲取之財物或利益金額需達500萬元始有上開罪名之適用，修正後只需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00萬元即有上開罪名之適用，被告本案所犯為詐欺告訴人所得之財物達100萬元而未達500萬元，是修正前之規定顯較有利於被告。又修正前該條例第47條係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前該條例第47條針對繳交犯罪所得部分並無期間限制，凡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均符合規定，修正後被告需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方得減輕其刑，增加修正前所無之期間限制。經綜合比較結果，應以行為時法關於罪刑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本案自應整體適用被告行為時法即修正前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規定。

四、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212條所定變造特種文書罪，係指變造操行證書、工作證書、畢業證書、成績單、服務證、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50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明知其非「旭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員工，本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偽造被告為該公司員工之工作證後，由被告向告訴人收取款項時出示予告訴人而行使之，參諸上開說明，該工作證自屬特種文書。

㈡又被告明知其非「旭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員工，先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偽造「旭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及印文，再由被告在該存款憑證上偽造「張政彬」之署名後，將該存款憑證交付與被害人，用以表示「張政彬」代表「旭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取款項之意，足生損害於「旭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張政彬」對外行使私文書之正確性至明，自屬行使偽造私文書。

㈢罪名：

⒈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⒉本案關於偽造印文、署名之行為，均係偽造「旭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偽造「旭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旭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⒊被告就本案犯行，與暱稱「薛霸」之人，及其他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⒋被告本案所為，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各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論處。

㈣刑之減輕部分：

⒈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查被告就本案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於偵查及本院審判中均自白不諱，且其供稱本案犯行未獲得報酬等語，卷內復無證據證明被告確實因本案犯行獲有犯罪所得，是本案即無是否具備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要件之問題，故被告本案犯行即有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依法予以減輕其刑。

⒉另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查被告就本案犯行於偵查及本院審判中均自白不諱，且其本案犯行未獲得報酬，是本案即無是否具備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要件之問題，業如上述，是被告本案所犯洗錢部分，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減輕其刑規定，惟因被告本案犯行，係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是就洗錢罪此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之事由，本院將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賺取報酬，竟加入詐欺集團而負責收取詐欺款項，並於收款後轉交贓款，隱匿詐欺犯罪不法所得，其所為不僅嚴重破壞社會秩序，造成他人財產損害，且使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得以隱匿真實身分及犯罪所得，減少遭查獲之風險，助長犯罪猖獗及影響社會正常交易安全，且未與告訴人調解、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所為實有不該。惟考量被告本案之角色及分工，尚非居於整體詐騙犯罪計畫之核心地位，及其犯後坦承犯行，有洗錢犯行自白之量刑有利因子；兼衡被告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涉個人隱私，詳卷）、前科素行（詳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本案犯行所造成告訴人財產損害高達250萬元之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沒收部分：

㈠未扣案被告出示、交付與告訴人之「旭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1張、「旭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1紙，均係供被告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又因未經扣案，並應依刑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至於「旭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上偽造之印文、署名，均屬該文書之一部分，既已隨同該偽造之文書一併沒收，於刑事執行時實無割裂另依刑法第219條宣告沒收之必要，故不重複宣告沒收。另現今電腦影像科技進展，電腦套印技術已甚為成熟，偽造印文未必須先偽造印章，本案既未扣得偽造印文之印章，而無證據證明有偽造之該實體印章存在，自毋庸諭知沒收該印章。

㈡洗錢防制法部分：

⒈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規定：「犯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而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修正理由說明：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又沒收固為刑罰與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但沒收人民財產使之歸屬國庫，係對憲法所保障人民財產基本權之限制，性質上為國家對人民之刑事處分，對人民基本權之干預程度，並不亞於刑罰，原則上仍應恪遵罪責原則，並應權衡審酌比例原則，尤以沒收之結果，與有關共同正犯所應受之非難相較，自不能過當（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100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關於洗錢行為標的財產之沒收，應由事實審法院綜據全案卷證及調查結果，視共犯之分工情節、參與程度、實際所得利益等節，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1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案被告向告訴人收取詐欺款項後，已依指示將款項轉交他人而不知去向，是該等洗錢之財物既未經檢警查獲，復不在被告之管領、支配中，參酌前揭修正說明，尚無執行沒收俾澈底阻斷金流或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之實益，且為避免對被告執行沒收、追徵造成過苛之結果，故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㈢被告供稱為本案犯行未獲得報酬等語，且卷內並無證據足認被告為本案犯行有實際取得犯罪所得，即無從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莉紜提起公訴，檢察官毛麗雅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