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二四О一號｜法律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二四О一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 選任辯護人　吳賢明李偉如王進勝右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四九七一號），本院判決如左：主文甲○○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如附件起訴書所載。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參照）。本件公訴人認被告甲○○涉有偽造有價證券及詐欺罪嫌，係以告訴人乙○○之指述，證人林金平之證述，及告訴人提出之本票一張、支票五張、大自然企業社及告訴人第一商業銀行存摺影本以資佐證。惟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偽造有價證券等犯行，辯稱：要借款與乙○○的事，是乙○○和伊太太黃香蘭接洽，伊並未參與，伊只是乙○○來伊家，泡茶給乙 ○○喝，乙○○的五十萬元不是交給伊，支票日期也不是伊填的等語。三、經查：㈠、告訴人借款是透過代書即證人林金平認識被告之妻黃香蘭後，始再認識被告（見八十九年三月一日告訴人審判筆錄），且商議借款之事，自始至終均由黃香蘭出面處理（見八十八年八月二日告訴人偵訊筆錄），告訴人所有新台幣（以下同）三十萬元、二十萬元及七張未填載發票日之支票，均是交與黃香蘭，被告未曾接手（見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告訴人審判筆錄），五張計一百八十五萬元僅有黃香蘭背書之支票，係由黃香蘭交與證人許明富（見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告訴人審判筆錄），第一商業銀行七賢分行大自然企業社帳戶，是由黃香蘭會同告訴人、證人林金平夫妻前往該銀行開戶，印章及存摺則放置在證人林金平處（見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告訴人審判筆錄），在告訴人及大自然企業社於前開銀行帳戶內存入二張支票之事實，是由黃香蘭通知告訴人（見八十九年三月一日告訴人審判筆錄），則依上情，顯見本件借款，均由黃香蘭與告訴人商議進行。㈡、證人林金平雖於偵訊時證稱：甲○○知情等語，但由其證述當日情形為：八十八年一月間伊帶乙○○到黃香蘭家，甲○○也在場，黃香蘭說有做一些香煙生意有賺錢，想放款給別人，甲○○在旁聽，並有插一、二句話等語，然其又證稱：伊不知乙○○有交付三十萬元及七張支票與黃香蘭等語，顯見告訴人欲向黃香蘭借款之詳細情形，證人林金平並不清楚，則證人林金平以被告在場插一、二句話，即推斷被告知情，自屬無據，而所謂知情，與共同參與犯罪，亦不能等同視之，自亦不足以被告與黃香蘭為夫妻關係，即認被告應對黃香蘭之行為，同負刑事或民事責任，再者，參酌證人許明富到庭證稱：黃香蘭交付的支票跳票後，伊和乙○○去找黃香蘭，她不在，甲○○說那是黃香蘭的事，後來黃香蘭有回來，但談不出所以然等語，足認被告自始即否認本件出借款項與其有關，並非臨訟之時，始以此為圖卸刑責之詞，自難以證人林金平於偵訊時之證述，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㈢、告訴人交與黃香蘭之支票七張，是由黃香蘭填載發票日後行使，被告並不知情，此業經黃香蘭證述在卷，且告訴人僅提出其中一張支票為證，復無證據證明黃香蘭所證為偽，自應認黃香蘭之證述可信。四、是綜上所述，本件出借款項相關事宜，既均由告訴人與黃香蘭接洽，五十萬元及相關支票、存摺，均由黃香蘭收受及交付，告訴人所稱遭偽填發票日之支票，又是黃香蘭所填載，顯乏事證可認被告有公訴人所指之偽造有價證券及詐欺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被告有何偽造有價證券及詐欺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為無罪之諭知。五、告訴人就同一事實，告訴黃香蘭共同涉有偽造有價證券及詐欺犯嫌，業經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曾經判決確定為由，於八十八年九月三十日以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二三五一二號為不起訴處分，此有該案不起訴處分書附卷可憑，併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庭法官曾逸誠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書記官許玉城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二四О一號

關鍵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