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3年度易字第585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3年度易字第585號

公訴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甲○○ 男 30歲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2年度偵字第71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甲○○係己○○所雇用之送貨司機，因老闆己○○與丁○○、戊○○所共同經營之「圳喜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圳喜公司）有業務往來關係，而知悉該公司位於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北勢寮50之3 號之倉庫內存有大量之日常生活用品，於探知其老板己○○有收購日常用品倒店貨之意願後，竟明知乙○○（甲○○之岳父）、丙○○、鄭世良、蔡宗田及姓名年籍不詳綽號「文祥」、「無牙」等人（乙○○、鄭世良、蔡宗田、丙○○竊盜罪部分已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係竊盜集團之成員，仍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及幫助他人竊盜之犯意，將此訊息提供予前揭犯罪集團幫助其等行竊。

㈡乙○○經被告甲○○告知此訊息後，首先勘查現場地形，復由鄭世良前往勘查後，認為消息正確，乙○○、丙○○、鄭世良、蔡宗田、「文祥」及「無牙」遂共同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於民國（下同）87年12月13日凌晨某時，前往圳喜公司之前揭倉庫，由乙○○擔任把風，其餘五人以兇器萬能鉗等工具將倉庫鐵皮牆挖洞後侵入倉庫內，共同竊取置於倉庫內之洗髮精、電池、洗面乳及飲料等貨品後，復為利於搬運該批物品，又竊取該公司所有停放在倉庫內之車號Ｓ3 ─541 號大貨車及車號為ＴＭ─1413號之自小貨車各一部載運竊得之物品順利逃離（本院按：下稱系爭竊盜案件）。

㈢得手後，丙○○等人將竊得之貨品交由乙○○處理。被告甲○○旋即於同日19時許，前往己○○位於高雄市前鎮區鎮○○街49號之住處，將列有品名價格數量之明細單乙張提示予己○○，希望己○○如數購買，己○○不欲全數購買，有意刪除其中某些項目，被告甲○○表示其無法作主，需請示貨主，己○○遂要求其欲直接與貨主接洽，被告甲○○遂向乙○○報告，乙○○遂指示由丙○○假冒為該批貨品之貨主隨同被告甲○○至己○○前揭住處商議。經己○○及丙○○雙方議價後，己○○以市價約65折之現金價新台幣（下同）56萬元購買黎詩洗髮精53箱、哈麗露牙膏24箱、蜜妮洗面乳100 箱、花王洗髮精55箱、黑人牙膏36打、金頂電池約5 萬粒、花王潤髮乳4 箱、馥柔沐浴乳8 箱及絲逸歡洗髮精63箱。

㈣彼等成交後，丙○○表示需由買主自行接貨，己○○遂囑咐被告甲○○駕駛己○○所有之貨車隨同丙○○前去取貨，並於所購得之貨品如數存放於己○○位於高雄市○○○路175號之倉庫後，因星期假日己○○無如此多之現金可資利用，遂先行交付現鈔6 萬元予丙○○，並於翌日（即14日）依其與丙○○之約定，將餘款50萬元現鈔交給被告甲○○。被告甲○○取得該50萬元現金後，將該筆款項交給其岳父乙○○，由乙○○扣除其中4 萬元交給被告甲○○作為報酬後，其餘款項由乙○○等人均分。己○○取得前揭貨物後，於同月14 日 ，將其中花王洗髮精22打、絲逸歡洗髮精30打、金頂電池120 盒，以7 萬5000元之低價，於其前揭住處，賣給翁文龍。嗣於同月15日3 時許，在前揭己○○住處前，為警當場查獲翁文龍所駕駛車號ＴＪ─1529號自小貨車上發現右開洗髮精68打、電池123 盒等物品，且循線在高雄市○○○路與凱旋路口，起獲失竊之前開大自貨車及小自貨車各1 輛，而發現上情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第2 項定有明文。蓋共犯之自白，難免有因心理因素或利害關係，欲嫁禍他人、拖人入罪，而為虛偽供述之虞，故立法政策上方限制共犯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防止偏重共犯自白發生誤判之情形。故如欲採共犯之自白或不利於己之陳述，作為另案共犯論罪之依據，除須該證據就形式上符合嚴格證明之證據法則要求外（具有證據能力及法定調查程序），就實質上亦須無有暇疵可言，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方得採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且對被告犯罪事實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2123號裁判、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甲○○涉犯竊盜罪嫌，無非係以：㈠共犯丙○○於司法警察前供述：系爭竊盜案係由集團成員乙○○之女婿甲○○提供地點，事後伊請甲○○介紹其老闆己○○購買竊得贓物，順利銷贓後，乙○○同時言明尾款扣除4 萬元給甲○○作為酬勞等語（見本院88年易字第3453號甲○○等人贓物罪嫌卷宗頁27，按：頁碼係依本院影印卷自編頁碼），㈡被告曾介紹老闆己○○向丙○○購買系爭竊盜案所得之贓物。㈢被告岳父乙○○得知系爭竊盜地點，先前往勘查後，再帶領丙○○等共犯前往行竊等證據為其論據，然訊據被告則矢口否認有何參與另案被告乙○○、丙○○竊盜集團之系爭竊盜犯行，辯稱：伊並無提供系爭竊盜案件之地點予岳父乙○○，係因與丙○○於路上巧遇閒聊，丙○○告知手上有一批倒店貨，因伊老闆己○○有收購倒店貨之業務，伊方才代為介紹，並不知該批貨品係贓物等語，經查：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2 定有明文。所謂被告以外之人，依立法意旨，乃包括共同被告，系爭竊盜案件之共犯丙○○對於被告甲○○犯行之供述，本質仍屬證人，自應受前開傳聞法則之檢驗。又共同被告就其他被告犯行之陳述，性質上既立於證人之地位，原則上仍應具結，其證言方有證據能力，然因司法警察機關並無命受訊問人具結之權力，司法警察詢問證人，並未準用具結之相關規定，證人於警察機關前之虛偽陳述，亦無偽證刑責之追訴問題（刑法第168條、刑事訴訟法第196 條之1 參照），是共同被告於司法警察調查中之陳述，並無具結問題，自不應因其無法具結，而逕認無證據能力，否則前揭傳聞法則之規定，即成具文（蓋如認共同被告於司法警察前就其他被告之陳述，因無具結均無證據能力，即無與審判中陳述比較何者較為可採之問題），故系爭竊盜犯罪共犯丙○○於司法警察前之陳述，雖未具結，然不能以此認其當然無證據能力，而係應受前揭傳聞法則篩檢其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㈡而依前揭法文之文義規定，復參諸同法第159 條：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之意旨，可知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前所為之陳述，原則上乃不具證據能力，例外符合「具較可信的特別情況」及「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方得有證據能力（另按：關於如何具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依同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自亦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而所謂「具較可信的特別情況」，係將被告以外之人前後陳述之外部情況，經比較後，判斷其先前陳述是否具有較為可信之情況者而言，與其陳述內容之證明力無關，此項外部情況之比較，則應參酌陳述人陳述時之外在環境及情狀，以判斷何者較為可信，例如：陳述時有無其他訴訟關係人在場，陳述時之心理狀況、動機、目的，陳述時有無受到強暴、脅迫、詐欺、利誘等外力之干擾，家屬或辯護人是否陪同在場等因素綜合判斷之（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90項規定參照）。本件證人即系爭竊盜共犯丙○○於前揭警詢時，雖曾指述系爭竊盜地點係被告甲○○所提供，然其於本院審理時則堅稱被告甲○○均不知情等語（本院審理筆錄頁6 以下），則其於司法警察調查中之陳述，既與本院審判中所述不符，依新修正之刑事訴訟法，即有比較查其有否證據能力之必要。

㈢經查：證人即共犯丙○○於該次警詢時乃係單獨應訊，並未選任辯護人或通知家屬到場陪同，當時所涉常業竊盜案件尚未判決確定，與共犯乙○○或被告甲○○乃有利害關係，且被告甲○○並未在場，無法對之行使詰問權或對質權；相較丙○○於本院證述時，係經被告甲○○在場對質詰問所為之陳述，且因丙○○所為系爭竊盜犯行已經法院判決確定，刻正服刑中，與共犯乙○○或被告甲○○較無利害關係，復因被告甲○○所涉至多僅係竊盜案之幫助犯，並非流氓、暴力、組織犯罪等凶惡之徒，客觀上亦難對於服刑中之丙○○進行報復，故其於本院訊問丙○○時雖然在場，衡情亦難造成丙○○虛偽陳述之壓力；再者，丙○○除曾在該次警詢中，指述系爭竊盜地點係由被告甲○○提供者外，其餘於其他多次法院審理中，均未為如此指述（參見88年易字第3453號卷宗88年10月20日審判筆錄、89年5 月11日審判筆錄）；另系爭竊盜犯罪集團尚有乙○○、鄭世良、蔡宗田等人，亦未見其等指述甲○○犯行，均據本院依職權調閱88年易字第3453號被告己○○、甲○○、翁文龍涉犯贓物罪嫌1 、2 審全卷、88年易字第1378號被告乙○○等人涉犯贓物等罪嫌1 、2審全卷查核屬實，且有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2年度上訴字第58號被告丙○○等人犯常業竊盜罪判決書乙份附於偵查卷宗可稽；此外，果如證人丙○○所述，系爭竊盜地點係由被告甲○○告知其岳父乙○○，則丙○○並非該事實之直接當事人，其係如何得悉，是否屬於傳聞證據等情節，均未見丙○○於該次警詢筆錄中說明，則綜合上開丙○○警詢筆錄製作之外部情況觀之，並無法說明丙○○於警詢（審判外）之言詞陳述，有何具有特別可信之情形，是本院認共犯丙○○於警詢中不利益於己之陳述，其中不利益被告甲○○之部分，並無證據能力，而不可採，公訴人據此論斷被告犯罪，自難說服本院為被告有罪之判決。

㈣另共犯丙○○於88年易字第3453號案件88年10月20日審理時，雖亦曾證稱：「（偷來的東西如何處理？）偷得手後就賣掉‧‧‧我在偷得手前一星期即與甲○○談販售一事‧‧‧甲○○帶我去前鎮區見買主時，是偷得手前或得手後，我已經不記得了‧‧‧」、「（有無告訴甲○○是贓物？）‧‧‧我有告訴甲○○貨是贓物‧‧‧」、「（是否曾告訴甲○○貨是贓物？）忘記了，我沒有將賣得的貨分紅給甲○○‧‧‧」等語，89年5 月11日審理時證稱：「（以前說甲○○知道這是贓物？）我跟他說這是倒店貨‧‧‧至於他是否知道這是贓物，我就不清楚了」等語，姑不論共犯丙○○指述甲○○是否知悉代銷物品係贓物乙節，前後矛盾，供述不一外，縱其曾告知甲○○委託介紹買賣之貨品為贓物，至多亦係甲○○是否構成贓物罪而已（按：被告甲○○業經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89年度上易字第1378號判決無罪確定），尚難以此遽認甲○○有何參予幫助系爭竊盜之犯行，此部份亦不足作為甲○○竊盜有罪之認定；同理，系爭竊盜係被告甲○○之岳父乙○○先前往行竊地點勘查現場狀況，再帶領集團成員前往行竊等情，雖為被告所不爭執，然因乙○○始終否認該行竊地點係由被告所提供（參見本院審理筆錄頁5），亦難僅以乙○○與甲○○間係岳婿關係，而推斷行竊地點係甲○○提供。

四、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幫助系爭竊盜犯行，揆諸首開說明，依罪疑唯輕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庚○○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