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7年度簡上字第1155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7年度簡上字第1155號

上訴人

即被告

丙○○

　　　　　　　　　　（現於臺灣高雄第二監獄受刑中）

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高雄簡易庭中華民國97年11月25日97年度審簡字第6034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97年度偵字第25427 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依通常程序審理，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與甲○○（另案經法院判處竊盜罪有期徒刑6 月確定）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於民國97年4 月14日4 時許，在桃園縣八德市○○路與大和路口，由甲○○在旁把風，被告以自備鑰匙開啟車門後竊取被害人丁○○所有停放該處之車牌Q9-7762 號自小客車1 輛，得手後交由甲○○使用。嗣甲○○於97年4 月14日中午12時50分許，在桃園縣龍潭鄉○○街158 號前，準備駕駛該車時，為警查獲。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20 條第1 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二、證據能力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第159 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各項證據資料，其屬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書面陳述者，均據本院於調查證據程序逐一提示並告以要旨，檢察官、被告均知該等證據為被告以外之人之審判外陳述，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亦無不當取供等情形，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應有證據能力。

三、實體部分：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已於91年2 月8 日修正公布，其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參考）。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

㈡公訴意旨認上訴人即被告丙○○涉有上開竊盜罪嫌，無非係以：１、證人甲○○之證述；２、證人許麗蓉之證述；３、贓物認領保管單、查獲照片、扣案鑰匙1 支為其論據。然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竊盜情事，辯稱：那段時間在高雄，沒有與甲○○共同行竊等語。

㈢經查：

１、經本院詳觀公訴人上開所舉之證據，除證人甲○○之證述外，公訴人所提出之其他證據如證人許麗蓉之證述、贓物認領保管單、查獲照片、扣案鑰匙等，僅足以證明被害人丁○○所有車牌號碼Q9-7762 號自小客車，於97年4 月14日4 時許，在桃園縣八德市○○路與大和路口，有遭竊賊竊取，且甲○○於97年4 月14日中午12時50分許，在桃園縣龍潭鄉○○街158 號前，準備駕駛該車牌號碼Q9-7762號自小客車時為警查獲等情，均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共同竊盜上開自小客車之情。是本案除證人甲○○之證述外，並除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共同竊盜之犯行，合先敘明。

２、證人甲○○於97年9 月25日檢察官偵查中雖證稱：在庭被告丙○○就是跟我一起去偷車牌號碼Q9-7762 自小客車的人，我開車載被告到場，我在車上把風，他下車去偷云云，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找工作需要車，被告說要找給我，就帶我去桃園市八德市，叫我在那邊等一下，之後就牽1 台車給我云云。然查，經本院詳閱卷內事證及證人甲○○先後證述內容，證人甲○○係於97年4 月14日中午12時50分許，在桃園縣龍潭鄉○○街158 號前，準備駕駛車牌號碼Q9-7762 號自小客車時為警查獲，並扣得汽車鑰匙1 支，而證人甲○○於查獲當日第一次警詢時，就車牌號碼Q9-7762 號自小客車之來源，係證稱：由綽號阿志的男子即被告丙○○所竊取，於97年4 月13日22時至23時許，在桃園縣龍潭城路260 號門口交給我使用，並交給我鑰匙，沒有跟我我說車子的來源為何，我不知是失竊贓車云云（見偵一卷第9 、10頁）。嗣經調查，證人甲○○始於97年6 月5 日警詢時證稱：為警查獲時，我想說竊盜部分不要承認，我只想說使用贓物罪刑期比較輕，才這樣說等語（見偵一卷第73頁），顯見證人甲○○之證述並非全然真實可信，而有說謊推卸竊盜刑責之情。又證人甲○○於第一次警詢時，經警詢問如何與被告聯絡，其並證稱：被告所使用的電話號碼是0000000000號，我都是打電話與他聯絡的，13日是他主動打0000000000號電話跟我聯絡，於13日晚上10時許駕駛白色自小客車來找我云云，而其於97年4 月14日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經檢察官訊問時仍稱：自小客車是我跟丙○○借的，不知道那是他偷的，我是打0000000000號電話與丙○○聯絡，他住桃園，我都是打電話給他，該車是97年4 月13日他交給我，不是我偷的云云（見偵一卷第45、46頁），然經本院比對卷附甲○○所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通聯紀錄，於97年4 月13、14日，被告所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均未與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聯絡，有通聯紀錄1 份在卷可佐（見偵一卷第53、54頁），顯見證人甲○○上開所述案發當日如何與被告聯繫見面等情，亦非實在。又就案發當日如何到竊盜現場行竊，證人甲○○前於偵訊中證述：係由我（指證人甲○○）開車載被告到現場云云，然其於本院審理證稱：是被告開車載我云云（見本院卷第84頁），先後證述明顯歧異。另就本案被告共同行竊之過程，即被告竊盜當日開什麼車載證人甲○○到竊盜現場，如何行竊，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指被告）開什麼車？）我不知道」、「（如何偷車？）沒有看到」云云，若果有證人甲○○上開偵、審中證述：被告有一起前往行竊之情，何以如此?自足使本院形成合理可疑。

３、再者，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案被害人丁○○所有車牌號碼Q9-7762 號自小客車內指紋等跡證鑑驗相關資料，於上開自小客車及車內物品上均未驗得被告之指紋，且其中在車內照後鏡上所採得編號5 之指紋1 枚，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驗結果，與王明龍指紋卡右拇指指紋相符等情，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97年5 月15日鑑驗書及所附指紋卡、現場照片等資料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1至70頁）。是本案遭竊之車牌號碼Q9-7762 號自小客車上並未採得被告之指紋等相關跡證，反而在通常係駕駛或前座之人始會觸及之「車內後照鏡上」驗得案外人王明龍之指紋，則本案被告是否真有竊取上開自小客車，顯堪可疑及乏現場跡證可資證明。此外，證人甲○○與被告僅係普通朋友，沒有很熟等情，並經證人於偵訊中陳述在卷（見偵一卷第70頁），且係證人甲○○要找工作須使用汽車，則衡諸常情，被告與證人甲○○既非深交至親，被告又何須干冒刑責行竊汽車，復不供自己使用而交給證人甲○○使用？

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之證據，除證人甲○○之證述外，其他證據均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共同竊盜之犯行，而證人甲○○之證述，依上揭說明已有說謊、不實在、可疑及與常情不符之處，復乏現場跡證及其他任何證據可資佐憑，本院尚難採信。是公訴人所舉之證據既無從使本院形成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共同竊盜犯行之有罪心證。此外，又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之竊盜犯行，本件應屬犯罪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說明，依法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原審未察遽就此部分論罪科刑，容有未洽，上訴人即被告堅決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撤銷原判決，並依法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四、末按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經法院認為有第451 條之1 第4 項但書之情形者，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452 條定有明文；且對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準用刑事訴訟法第3 編第1 章及第2 章之規定，管轄第二審之地方法院合議庭受理簡易判決上訴案件，應依通常程序審理。其認案件有刑事訴訟法第452 條之情形者，應撤銷原判決，逕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法院辦理刑事訴訟簡易程序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4項亦規定詳盡。本件經本院審理後，認被告應為無罪之諭知，已如前述，而有刑事訴訟法第451 條之1 第4 項但書第3 款之情形，故依前揭規定，應由本院合議庭逕依通常程序審理後，自為第一審判決，檢察官或被告如不服本判決，仍得於法定上訴期間內，向管轄之第二審法院提起上訴，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 條、第455 條之1 第1 項、第3 項、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364 條、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