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7年度訴緝字第2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7年度訴緝字第2號

公訴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戊○○○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庚○○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74年度偵字第79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戊○○○與其夫陳胎泉（業經判處有期徒刑2 年、緩刑5 年確定在案）於民國73年間，在高雄市三民區○○○路357 號經營龍美興業行，與戊○○○之父李發來、弟李登旺（業經無罪判決確定在案）四人共同基於概括之犯意，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自73年底至74年4 月間，先後以偽造發票人印章及塗改帳號之方式，偽造如附表編號1 至9 所示之支票及偽造附表編號10、11張辰己（業已死亡）、附表編號12顏國生之支票，並由陳胎泉簽發第一商業銀行南高雄分行第0000000 號、73年9 月30日、面額新臺幣（下同）13萬元、彰化商業銀行前鎮分行第0000000 號、73年9 月30日、面額12萬元之支票，分別持向癸○○、乙○○、壬○○○、己○○、丁○○、丙○○、洪敏和等人調現、購貨或給付會款，由陳胎泉、戊○○○、李發來等人分別在上述支票背書，戊○○○並在上述顏國生之支票偽造「許金鍾」之背書，以取信於癸○○等人，致使癸○○等人均陷於錯誤，而分別詐得現款、木材及會款合計約4 百餘萬元，足以生損害於許金鍾及票據流通交易之正確性。得手後，則由李發來、李登旺父子二人負責將詐得之木材搬運銷贓。其二人於74年5 月20日上午再度於上址搬貨脫產時，為警當場查獲，陳胎泉、戊○○○夫妻則捲款潛逃無蹤，因認被告戊○○○與陳胎泉、李發來、李登旺共同涉犯刑法第201 條第1項偽造有價證券（含同法第201 條第2 項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第216 條、第210 條行使偽造私文書、339 條第1 項詐欺取財等罪嫌。

二、關於被告戊○○○涉犯刑法第216 條、第210 條行使偽造私文書、339 條第1 項詐欺取財、第201 條第2 項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等罪嫌部分：

㈠按被告行為後，刑法第80、83條關於追訴權時效期間、停止之規定，業已於94年2 月2 日修正公布，並於95年7 月1 日施行。現行刑法第2 條第1 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因追訴權時效期間之長、短，關係行為人是否受到刑事追訴或處罰，而追訴時效完成者，依刑事訴訟法第302 條第2 款規定應諭知免訴判決，而免訴判決為實體判決，因此關於追訴時效期間之修正，應屬實體刑罰法律變更，而有刑法第2 條第1 項規定之適用。又查修正前刑法第80條規定：「追訴權，因左列期間內不行使而消滅：一、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20年。二、3 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者，10年。三、1 年以上3 年未滿有期徒刑者，5 年。四、1 年未滿有期徒刑罪者，3 年。五、拘役或罰金者，1 年。前項期間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修正前刑法第83條規定：「追訴權之時效，如依法律之規定，偵查、起訴或審判之程序，不能開始或繼續時，停止其進行。前項時效停止，自停止原因消滅之日起，與停止前已經過之期間，一併計算。停止原因繼續存在之期間，如達於第80條第1項 各款所定期間4 分之1 者，其停止原因視為消滅」；而修正後刑法第80條則規定：「追訴權，因下列期間內未起訴而消滅：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30年。二、犯最重本刑為3 年以上10 年 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20年。三、犯最重本刑為1 年以上3 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10年。四、犯最重本刑為1年未滿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罪者，5 年。前項期間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修正後刑法第83條規定：「追訴權之時效，因起訴而停止進行。依法應停止偵查或因犯罪行為人逃匿而通緝者，亦同。前項時效之停止進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停止原因視為消滅：一、諭知公訴不受理判決確定，或因程序上理由終結自訴確定者。二、審判程序依法律之規定或因被告逃匿而通緝，不能開始或繼續，而其期間已達第80條第1 項各款所定期間4 分之1 者。三、依第1 項後段規定停止偵查或通緝，而其期間已達第80條第1 項各款所定期間4 分之1 者。前2 項之時效，自停止原因消滅之日起，與停止前已經過之期間，一併計算」。本件被告戊○○○所涉犯刑法第216 條、第210 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第339 條第1 項詐欺取財、第201 第2 項之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等罪，因修正後法律均已將追訴權時效之期間延長，茲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自以修正前刑法上開規定，對於被告有利，依刑法第2 條第1 項規定，本件關於追訴權時效之相關規定，自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修正前刑法規定論斷，先予說明。

㈡按牽連犯追訴權時效，在各個犯罪間各自獨立，不相干連，應分別計算，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4917號判例、88年台非字第271 號判決可資參考（牽連犯之輕罪，如追訴權時效已完成，而重罪部分仍應諭知科刑時，應於判決內說明輕罪部分因屬裁判上一罪不另諭知免訴之理由），經查本件被告戊○○○被訴關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等罪，其犯罪行為終了之日為74年4 月26日（以被告戊○○○出境日本之日計算，見本院74年度訴字第1429號卷第106 頁），又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二罪之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5 年、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罪之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7 年，其追訴權時效期間，依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 項第2款之規定為10年，經公訴人於74年5 月21日開始實施偵查，迄本院於74年10月29日發布通緝日止之期間（此期間不生時效進行之問題），再加計因被告通緝，致本案審判程序不能開始，而停止追訴權時效進行持續所達上開追訴權時間之4分之1 期間（即2 年6 月），再扣除檢察官於76年8 月14日提起公訴迄該案於76年8 月29日繫屬法院期間（此期間發生時效進行之效力），被告被訴前開犯罪犯行之追訴權迄87年3 月20日已因時效完成而消滅，應無疑義，依刑事訴訟法第302 條第2 款，應諭知免訴之判決。

三、關於被告戊○○○涉犯刑法第201 條第1 項偽造有價證券罪部分：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又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得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29年度上字第3105號、30年度上字第816 號、40年臺上字第86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69 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定，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4968號判例意旨參照）。

㈡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揭偽造有價證券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戊○○○與其夫持以行使之支票，經公訴人向高雄市票據交換所等金融機構詢結果，均係偽造發票人或塗改帳號之支票，有該所函覆在卷可稽，並有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在卷可稽，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共同偽造支票之犯行，並辯稱：證人乙○○、癸○○、壬○○○、己○○、丁○○、丙○○等人在本院83年度訴緝字第23號審理時均證稱陳胎泉係持已填寫完成之客票向伊等人調現、購貨、支付會款，未見陳胎泉及被告戊○○○簽發。且支票上之字跡亦非被告筆跡，亦徵被告確無偽造有價證券。又被告之夫告陳胎泉於本院83年度訴緝字第23號案件，業遭法院判決認定偽造有價證券部分無罪，被告只是陳胎泉之妻，協助陳胎泉處理公司業務，更無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等語。經查：

⒈證據能力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是證人乙○○、癸○○、壬○○○、己○○、丁○○、丙○○等人在本院83年度訴緝字第23號審理時經具結所為證述，依前揭規定，自得採為證據。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1 項定有明文。本件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時，對於支票及退票理由單等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認該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並非違法取得，且以之作為證據係屬適當，認俱得為證據。

⒉查證人乙○○、丙○○、丁○○、癸○○、己○○、辛○○、壬○○○等人，均於本院83年度訴緝字第23號案件審理時一致證稱：陳胎泉係持已填載完成之客票向彼等調現、購貨及支付會款時，伊等並未看見陳胎泉或其妻戊○○○簽發等語明確，又觀諸附表所示之支票上字跡，或以打字方式為之，或以書寫方式為之，除以打字方式為之，無從比對外，其以書寫方式者，有寫「貳」及「弍」、有寫「整」及「正」、有寫「7 」及「７」等不同之書寫方式，是被偽造之空頭支票上之慣用書寫習慣各有不同，且其上之字跡，就其運筆、勾勒以觀，並非均出於一人之手，且大部分支票亦未有相似之筆跡，從而既無人親見被告或其夫偽造上開支票，又無其他證據足資政明該等支票為被告共同偽造，自不得以其明知該支票為空頭支票而行使，遽認該支票為其所偽造，故公訴人所指其偽造有價證卷之犯罪，自屬不能證明。

㈢依前揭說明，本件並無確切之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本件之犯罪事實，即令被告不能為有利之反證，亦不能遽論以罪刑。亦即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公訴人除上開證據外，又未再提出其他適合於證明被告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並說明其證據方法與待證事實之關係，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被告犯罪尚屬不能證明，依法即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第302 條第2 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